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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我没看。
二十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二十一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二十二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二十三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齐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地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二十四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切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二十五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戏我没看。
二十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个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惟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二十一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惟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惟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二十二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二十三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齐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地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惟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二十四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切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二十五
小时候看三国，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