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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儿子虎生在本村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吴克勤曾经是他的那个家庭的骄傲那样。吴克勤的理想是把虎生培养成为大学生——这既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延伸，也是他整个人生目标的最后凝结。
当时他轻看了这件事情，他以为有了他和秀梅不顾一切的劳作和虎生的聪明勤奋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并没有预计到日后的艰难。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为了让虎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的时候，吴克勤，这个在黄土地上坚守了将近十六个年头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终于放弃了当初对于时代的承诺，放弃了已经找到的最适宜自己的活法，决定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七），也就是我们那批知识青年十六年前到达洛北插队的那一天，同样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三十六岁的吴克勤带着三十二岁的秀梅和九岁的虎生，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k省洛泉地区张家河乡马家崾岘村。
马家崾岘村村长马双泉带领村上的乡亲们用架子车把他们送到崤阳县城。
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已经没有人认识著名的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了，穿行在人流之中，吴克勤就像任何一个进城的农民一样局促而惶惑，好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的人，看这里，看那里。他自然要想到那辉煌的青春岁月，想到成千上万人为了看到他拥挤在县委大礼堂门前的热闹场面，想到像洛北人民那样裹了白羊肚子手巾的他在台上做的政治喧嚷，想到县委书记陆嘉廷亲切的鼓励和嘱托但是这一切都远去了，就像逝去了的青春岁月一样，消失在了遥远的时空之中。现在这里显得很安静，尽管街道上人很多，尽管商店里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和当年比起来，仍然安静得使人吃惊。
究竟是吴克勤的听力出了问题，还是这里真的很安静？
我的思绪踯躅了很久，仍然无法向读者做出解释。
一个时代从喧闹走向沉静，肯定说明着什么东西。
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马双泉和热情的乡亲们一直把吴克勤一家送过县城北面的湎河（现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座漂亮的水泥大桥），来到茶坊，眼看着他们上了长途汽车，坐到了座位上，看到汽车逶迤着往湎川—龙翔方向开过去了，才转身离开。
54。北京！北京！
吴克勤当大学教授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他们一家三口就栖身在姐姐家里。
吴克勤在外面风风雨雨十多年，父母亲的生活都由姐姐照料，受了很多辛苦。姐姐和丈夫虽然没去插队，但是都没进像样的工厂单位工作，就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上班，收入微薄，勉强糊口。
姐姐把仅有的两间房给吴克勤腾出了一间。当时她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一家三口挤到一间房子里面，真的是很不方便。吴克勤知道姐姐的心，因此他就想，现在就在姐姐身边了，他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奢望，并且是永远不曾实现的奢望——吴克勤和秀梅都没有工作，为了找工作，把从黄土地上刨挖出来的八百多块钱都送礼了，最终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人是不能闲下来的，于是吴克勤就去打短工，秀梅则做一些卖冰棍、卖针头线脑的事情，勉勉强强熬日子。
他们事先绝对没有想到过虎生在北京上学很费钱，在这方面，吴克勤又是一个十分想得开的人，不管学校组织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东西，都无条件让虎生参加。有的时候为了获得老师的关照，还要时不时送上一点礼。这样，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起来，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
秀梅经常到早市上捡拾烂菜叶子拿回家来吃。她总是想方设法瞒着吴克勤，但是吴克勤并不傻，他怎么能不知道秀梅操持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不过是不说罢了。
男人的眼泪都是留给自己的，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吴克勤始终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不把任何困苦放在心上。
有一年春节，为了让自己一家和姐姐一家吃上猪肉馅饺子，他甚至在除夕那一天做了一回骗子：在北京站广场上，说自己从郑州来，要到老家唐山过春节，在火车上让小偷偷了，回不去了，求助大伙帮个三毛两毛的。
常年流窜在北京站广场的职业骗子都讨不到钱，何况吴克勤这样的新手？讨要了整整一天，得了三块二毛钱，结果还在天擦黑的时候让一个年轻警察抓走了。
先是让年轻警察打了一顿，半边脸都青紫了，颧骨上渗着血，然后开始接受审问。
年轻警察问他哪儿的人，他说是北京人，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吴克勤在k省呆了十六年，口音早已经不纯正了，听他说话，看他的容颜，鬼也不会相信这个有口音并且面目粗砺的家伙是北京人。
年轻警察冷笑一声，嘲笑说：“别跟我玩儿这个，小子（发音：zei）！你丫这种东西我可见得多了。我立马打电话，你丫要是骗我，我他妈把你撅喽！”
吴克勤拉住年轻警察：“兄弟，是这啊：你打电话可以，可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我干的这事情”
年轻警察狐疑地看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去打电话。十分钟以后，警察回来了，脸上是一种僵硬的表情，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充溢着人性的色彩。
“怎么回事？大哥，怎么回事？”
吴克勤就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他没把述说的事情当成多么严重的事情，不想年轻警察却受不了了，眼睛红红地说：“你不该你”“我知道我错了。”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
年轻警察不说了，默默地把没收了的三块二毛钱交还给吴克勤，还另外从钱夹里拿出五块钱，强行塞到吴克勤手里。
“不不不，兄弟，”吴克勤推辞“这不行，这可不行。”
年轻警察用逮捕罪犯的强壮有力的手把吴克勤那只攥着钱的手装到了吴克勤的口袋里。
“拿着，大哥。”年轻警察说“我姐姐也是知青，她在陕北延安插队，十一年前转回来了我知道你们这茬人不容易，我知道。”
年轻警察并不想听吴克勤说什么，把他推出派出所大门，让他回家好好过年。
吴克勤回望着年轻警察，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流下了眼泪。他往前走，在昏暗的路灯下面，泪水闪着光亮，他仍然往前走。他知道秀梅在等他，她一定不放心了。
夜色很浓很浓，即使在北京这个辉煌的城市里，即使在除夕的夜晚，你也能够感觉到夜是那样沉重地压在大地之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很多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闪烁，好像在向夜色示威；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连接成持续不断的声浪，宣告着人们的幸福和安祥；建筑物上的灯饰都亮了起来，一家豪华饭店门前，一些衣着光鲜亮丽的男女从高级轿车上走下来，一排服务生躬身站在门前，做着请进的手势；隔着明晃晃的大玻璃，可以看到很有身份的人正在推杯换盏，间杂其间的香艳女人，显然在想方设法讨得其中一个人的欢心——这个人既可能是掌握着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也有可能是生意场上的一个重要关节；一个男人在电话亭里面打电话，听不到他的声音，却能够看出他在滔滔不绝地述说。
他在向什么人述说？他在述说什么事情？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这有意义么？
这个世界已经是那样陌生，它好像远远地离开了他的生命经验，感觉不是置身于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建筑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就连脚下的马路也是陌生的。小时候逮蛐蛐的古老城墙呢？那黑黢黢耸到夜空中去、总是缭绕着蝙蝠的城门楼呢？在小卖部卖米花糕那个脸色红润的慈祥大妈呢？每逢天阴下雨都要到你家来看漏不漏雨的大爷呢？在胡同里碰面的时候总要高声问一句“嘛去（发音：怯）”的同伴呢？那个即使你站在柜台前看一整天书，店员也不会责怪你的旧书店呢？那个偷偷送给你一块彩色橡皮的邻居家的女孩呢？
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不知不觉之间，吴克勤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里亮如白昼——人民大会堂也许正在召开春节茶话会，也许正要开始一场光彩亮丽的文艺演出，以此向整个世界说明全国人民都很幸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游走着很多外地游客，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辨，至于究竟有谁会耐心琢磨它所蕴涵着的历史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革命历史博物馆庄严肃穆，暂时停止了对人民的教育；毛主席纪念堂里面，一个已经逝去十多年的伟人，似乎正在饶有兴趣地谛听着外面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的一切都像人们设计和期望的那个样子存在着，至于这是不是吴克勤的期望，难道是问题么？大山之于小草是问题么？
一件被抽取或者改变了意义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很荒谬，比如一场球赛，如果抽掉竞赛的意义，就会成为这种样子：一群穿着一样衣服的人在一个地方疯狂抢夺一只皮球，并且争先恐后要把那只皮球塞到一个铁制的圆筐里。吴克勤当然知道，他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身份的意义早已经被时间抽取光了，以往那段辉煌的岁月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的人对自我连续不断的撞击与毁灭”这有多么荒诞！
现在，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才深切意识到那个时候多么可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可笑。
但是，在这个热闹的除夕的夜晚，心情不好的吴克勤没有深想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很快就回家了。
吴克勤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秀梅正站在门口的路灯下等他。细心的秀梅马上发现了吴克勤颧骨上的伤痕，吴克勤解释说是干活的时候摔的。
“我不信，”秀梅仰起脸看着吴克勤，抚摸着伤口周围的紫色淤痕。“摔跤不可能把这里也摔成青的怎么了？克勤，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让人打了？”
秀梅眼睛里颤动着泪光。
吴克勤把她的手放下来，什么都不说，先走进院门去了。正好碰到一个男人出来，彼此看一眼，擦身而过，谁也没说话——这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人和人之间很冷漠，有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揪斗事件彼此还结着恩怨，经常就会发生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小事：谁家的孩子把谁家的锁眼塞上木棍、半夜在门窗涂上屎尿之类；为了按照人口均摊水电费的事情，或者因为人数问题或者因为计算方式问题，经常爆发争吵，有一次一个莽撞的小伙子扇了一个老大爷的嘴巴，得理不让人的老大爷一下子滚到地上打起滚儿来，直到派出所把小伙子带走才爬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你对所有人都怀着温爱之心，也还是沉默为好。所以知识青年吴克勤很少主动和人搭讪，为此，秀梅总是抱怨他。
姐姐和姐夫又吵架了。他们经常吵架，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姐夫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当时，大规模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刚刚开始，外商接手工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裁减工人，由于没有法规约束，工人往往都是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失去工作岗位的，姐夫只是其中之一。这怨得姐夫吗？姐姐就是转不过弯来，总是怨他没本事，说他是“整天杵在家里的窝囊废”一般情况下姐夫总是逆来顺受，但是，蔫人豹子胆，姐夫急了的时候好生了得，经常把姐姐打得鼻青脸肿，并且喜欢砸碎家里本来就不多的能够使用的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果然，吴克勤听到什么东西被摔碎了的声音，侄女照旧嘤嘤地哭。往常这个时候吴克勤总要过去劝几句，把侄女领到这边来，但是他今天没有心思，回到屋里就躺下了。虎生正坐在窗前看书，还没有到精细地留意周围事物的年龄，因此也就没有看到父亲脸上的伤痕。
就是在这天晚上，虎生睡着以后，秀梅对吴克勤说，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从秀梅的口气听得出来，她是经过很长时间考虑才这样说的。
吴克勤并不吃惊秀梅这样说，因为这也是他无数次想到过的问题。
“尔格国家政策好，咱在村里那几年，过得多好！北京是好，可北京不是咱的，克勤，难道你以为北京是咱这样的人呆的地方吗？这不是咱呆的地方”
“是啊！”吴克勤想“北京不是咱呆的地方，这我知道，可是”他谛听虎生均匀的呼吸声。“可是，北京却是虎生接受良好教育的最好地方”吴克勤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孩子最近几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看问题的视野也正在开阔起来，即使不说这个，他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也让吴克勤感到无比亲近，觉得自己的儿子就应当是这个样子难道难道还把这个孩子带回到那个封闭的山窝子里去？
他没有被秀梅说服。
不能被秀梅说服并不意味着不能被生活说服。
秀梅对吴克勤说重新回马家崾岘的话以后七个月，吴克勤就不得不向生活妥协，不得不为这个家庭做更为现实的选择了。
他头一次承认，回北京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像当年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并且去当了什么先进典型一样；他也头一次承认，如果继续滞留下去，这一次选择上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将比第一次更为严重——第一次选择毁灭的是他的前半生，在一定意义上那只是他一个人的前半生；第二次选择毁灭的是他的后半生，但同时也是秀梅和虎生的整个未来，甚至，还要影响到姐姐的一生：侄女一天天大了，怎么能老是这样住下去？过几年还有个婚嫁问题，让孩子住到哪里去？
没有任何可以依傍的力量，往哪里看都是空虚，都是不含有任何善意的冷漠。他以为回到北京就能够回到生命本身，就能够闻到小时候闻到的气味，岂不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再重新找到几十年以前丢失的东西呢？
你找不到了，你永远找不到了。
他实在看不出再在北京呆下去会有什么名堂，就连当年回北京的最充分的理由——为了虎生的教育问题——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学校总是想方设法收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从来不在这类问题上眨眼的吴克勤也不得不盘算如此下去会是什么局面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力量继续供虎生上学。
这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吴克勤和秀梅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来思虑这件事情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回马家崾岘是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是唯一的一条活路。
这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遇到了虎生的坚决反抗：这个已经熟悉北京城市生活的孩子宣布说，他就是靠捡垃圾生活，也不离开北京！
吴克勤和秀梅相互看了一眼，都觉得再没有什么话可说。在吴克勤心里，甚至于这是他期望得到的回答，就好像他需要儿子的力量来否决那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事情只好又放下来。
现在轮到生活教训虎生了——这个马上面临中考的孩子觉得不能再向可怜的父亲母亲伸手要被学校额外征缴的三百六十元学费了。那天下午放学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城南一条发臭了的河边沉思自己的命运。他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信念在他所面临的现实面前既荒诞又没有道理，他终于抬头看到矗立在他和爸爸、妈妈面前的是一座不可能跨越过去的高山。如果他坚持在北京上中学，继续在这里呆下去，受一辈子苦的父亲和母亲很可能会因为贫困和劳累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即使他学成了，挣了大钱，去报答谁？
他永远不会忘记前天下午看到父亲佝偻着身子在路边的垃圾筒里拣拾饮料瓶子的情景。当时他就像僵死了一样，伫立在离父亲二百米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他。他是眼看着整个世界在面前轰然倒塌的，他不能在那个倒塌了的世界设想自己的命运——这个孩子已经能够像大人那样理性地思考未来了。
这个懂事的孩子终于在一个周未的晚上，像父亲和母亲宣布说：他想回马家崾岘。
吴克勤怔怔地看着儿子，突然，他把儿子搂抱在怀里，父子俩一起嚎啕大哭，秀梅用手掰都掰不开他们。
“不，虎生，”吴克勤难看地咧着嘴，一边哭一边对儿子说“虎生，咱再想想办法咱先不走，再想想办法”
没有办法可想。这个家庭终于接受了上天做出的安排。
姐姐一家人热情地挽留他们，正是在这种挽留中，敏感的吴克勤发现他做了一件实际上让大家都感到满意的决定。在严酷的生存层面上，即使是亲情，也需要一定的条件，目前你没有这个条件。看着姐姐忧郁的眼睛，吴克勤的想法是：就当是报答了一次姐姐在他插队期间为赡养父母曾经付出的辛劳吧！
一九八八年春天，北京插队知青吴克勤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到派出所重新迁出了他和虎生、秀梅的户口，离开了北京。
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中学同学就完全和他失去了联系。
bsp; 儿子虎生在本村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就像文化大革命以前吴克勤曾经是他的那个家庭的骄傲那样。吴克勤的理想是把虎生培养成为大学生——这既是他青年时代理想的延伸，也是他整个人生目标的最后凝结。
当时他轻看了这件事情，他以为有了他和秀梅不顾一切的劳作和虎生的聪明勤奋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他并没有预计到日后的艰难。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为了让虎生受到最好的教育，到了一九八四年年底的时候，吴克勤，这个在黄土地上坚守了将近十六个年头的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终于放弃了当初对于时代的承诺，放弃了已经找到的最适宜自己的活法，决定全家迁往北京。
这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农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初七），也就是我们那批知识青年十六年前到达洛北插队的那一天，同样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三十六岁的吴克勤带着三十二岁的秀梅和九岁的虎生，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k省洛泉地区张家河乡马家崾岘村。
马家崾岘村村长马双泉带领村上的乡亲们用架子车把他们送到崤阳县城。
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已经没有人认识著名的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了，穿行在人流之中，吴克勤就像任何一个进城的农民一样局促而惶惑，好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的人，看这里，看那里。他自然要想到那辉煌的青春岁月，想到成千上万人为了看到他拥挤在县委大礼堂门前的热闹场面，想到像洛北人民那样裹了白羊肚子手巾的他在台上做的政治喧嚷，想到县委书记陆嘉廷亲切的鼓励和嘱托但是这一切都远去了，就像逝去了的青春岁月一样，消失在了遥远的时空之中。现在这里显得很安静，尽管街道上人很多，尽管商店里挤满了置办年货的人，和当年比起来，仍然安静得使人吃惊。
究竟是吴克勤的听力出了问题，还是这里真的很安静？
我的思绪踯躅了很久，仍然无法向读者做出解释。
一个时代从喧闹走向沉静，肯定说明着什么东西。
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马双泉和热情的乡亲们一直把吴克勤一家送过县城北面的湎河（现在这里已经有了一座漂亮的水泥大桥），来到茶坊，眼看着他们上了长途汽车，坐到了座位上，看到汽车逶迤着往湎川—龙翔方向开过去了，才转身离开。
54。北京！北京！
吴克勤当大学教授的双亲都已经去世，他们一家三口就栖身在姐姐家里。
吴克勤在外面风风雨雨十多年，父母亲的生活都由姐姐照料，受了很多辛苦。姐姐和丈夫虽然没去插队，但是都没进像样的工厂单位工作，就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厂上班，收入微薄，勉强糊口。
姐姐把仅有的两间房给吴克勤腾出了一间。当时她的女儿已经十五岁了，一家三口挤到一间房子里面，真的是很不方便。吴克勤知道姐姐的心，因此他就想，现在就在姐姐身边了，他一定要好好报答姐姐。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奢望，并且是永远不曾实现的奢望——吴克勤和秀梅都没有工作，为了找工作，把从黄土地上刨挖出来的八百多块钱都送礼了，最终也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人是不能闲下来的，于是吴克勤就去打短工，秀梅则做一些卖冰棍、卖针头线脑的事情，勉勉强强熬日子。
他们事先绝对没有想到过虎生在北京上学很费钱，在这方面，吴克勤又是一个十分想得开的人，不管学校组织什么补习班之类的东西，都无条件让虎生参加。有的时候为了获得老师的关照，还要时不时送上一点礼。这样，本来就很艰难的日子就越发艰难了起来，甚至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
秀梅经常到早市上捡拾烂菜叶子拿回家来吃。她总是想方设法瞒着吴克勤，但是吴克勤并不傻，他怎么能不知道秀梅操持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他不过是不说罢了。
男人的眼泪都是留给自己的，在妻子和儿子面前，吴克勤始终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不把任何困苦放在心上。
有一年春节，为了让自己一家和姐姐一家吃上猪肉馅饺子，他甚至在除夕那一天做了一回骗子：在北京站广场上，说自己从郑州来，要到老家唐山过春节，在火车上让小偷偷了，回不去了，求助大伙帮个三毛两毛的。
常年流窜在北京站广场的职业骗子都讨不到钱，何况吴克勤这样的新手？讨要了整整一天，得了三块二毛钱，结果还在天擦黑的时候让一个年轻警察抓走了。
先是让年轻警察打了一顿，半边脸都青紫了，颧骨上渗着血，然后开始接受审问。
年轻警察问他哪儿的人，他说是北京人，家住在什么什么地方。吴克勤在k省呆了十六年，口音早已经不纯正了，听他说话，看他的容颜，鬼也不会相信这个有口音并且面目粗砺的家伙是北京人。
年轻警察冷笑一声，嘲笑说：“别跟我玩儿这个，小子（发音：zei）！你丫这种东西我可见得多了。我立马打电话，你丫要是骗我，我他妈把你撅喽！”
吴克勤拉住年轻警察：“兄弟，是这啊：你打电话可以，可千万别跟我家里人说我干的这事情”
年轻警察狐疑地看了吴克勤一会儿，然后去打电话。十分钟以后，警察回来了，脸上是一种僵硬的表情，但是在他的目光中，充溢着人性的色彩。
“怎么回事？大哥，怎么回事？”
吴克勤就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其实他没把述说的事情当成多么严重的事情，不想年轻警察却受不了了，眼睛红红地说：“你不该你”“我知道我错了。”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
年轻警察不说了，默默地把没收了的三块二毛钱交还给吴克勤，还另外从钱夹里拿出五块钱，强行塞到吴克勤手里。
“不不不，兄弟，”吴克勤推辞“这不行，这可不行。”
年轻警察用逮捕罪犯的强壮有力的手把吴克勤那只攥着钱的手装到了吴克勤的口袋里。
“拿着，大哥。”年轻警察说“我姐姐也是知青，她在陕北延安插队，十一年前转回来了我知道你们这茬人不容易，我知道。”
年轻警察并不想听吴克勤说什么，把他推出派出所大门，让他回家好好过年。
吴克勤回望着年轻警察，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流下了眼泪。他往前走，在昏暗的路灯下面，泪水闪着光亮，他仍然往前走。他知道秀梅在等他，她一定不放心了。
夜色很浓很浓，即使在北京这个辉煌的城市里，即使在除夕的夜晚，你也能够感觉到夜是那样沉重地压在大地之上。
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被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很多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闪烁，好像在向夜色示威；远远近近的鞭炮声连接成持续不断的声浪，宣告着人们的幸福和安祥；建筑物上的灯饰都亮了起来，一家豪华饭店门前，一些衣着光鲜亮丽的男女从高级轿车上走下来，一排服务生躬身站在门前，做着请进的手势；隔着明晃晃的大玻璃，可以看到很有身份的人正在推杯换盏，间杂其间的香艳女人，显然在想方设法讨得其中一个人的欢心——这个人既可能是掌握着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权的政府官员，也有可能是生意场上的一个重要关节；一个男人在电话亭里面打电话，听不到他的声音，却能够看出他在滔滔不绝地述说。
他在向什么人述说？他在述说什么事情？关于自己的还是关于别人的？这有意义么？
这个世界已经是那样陌生，它好像远远地离开了他的生命经验，感觉不是置身于从小长大的那个世界，而是来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建筑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就连脚下的马路也是陌生的。小时候逮蛐蛐的古老城墙呢？那黑黢黢耸到夜空中去、总是缭绕着蝙蝠的城门楼呢？在小卖部卖米花糕那个脸色红润的慈祥大妈呢？每逢天阴下雨都要到你家来看漏不漏雨的大爷呢？在胡同里碰面的时候总要高声问一句“嘛去（发音：怯）”的同伴呢？那个即使你站在柜台前看一整天书，店员也不会责怪你的旧书店呢？那个偷偷送给你一块彩色橡皮的邻居家的女孩呢？
这一切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不知不觉之间，吴克勤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里亮如白昼——人民大会堂也许正在召开春节茶话会，也许正要开始一场光彩亮丽的文艺演出，以此向整个世界说明全国人民都很幸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游走着很多外地游客，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上面的碑文清晰可辨，至于究竟有谁会耐心琢磨它所蕴涵着的历史意义，已经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革命历史博物馆庄严肃穆，暂时停止了对人民的教育；毛主席纪念堂里面，一个已经逝去十多年的伟人，似乎正在饶有兴趣地谛听着外面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所有的一切都像人们设计和期望的那个样子存在着，至于这是不是吴克勤的期望，难道是问题么？大山之于小草是问题么？
一件被抽取或者改变了意义的事情，往往会变得很荒谬，比如一场球赛，如果抽掉竞赛的意义，就会成为这种样子：一群穿着一样衣服的人在一个地方疯狂抢夺一只皮球，并且争先恐后要把那只皮球塞到一个铁制的圆筐里。吴克勤当然知道，他的“先进知识青年典型”身份的意义早已经被时间抽取光了，以往那段辉煌的岁月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的人对自我连续不断的撞击与毁灭”这有多么荒诞！
现在，北京知识青年吴克勤才深切意识到那个时候多么可笑，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么可笑。
但是，在这个热闹的除夕的夜晚，心情不好的吴克勤没有深想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很快就回家了。
吴克勤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秀梅正站在门口的路灯下等他。细心的秀梅马上发现了吴克勤颧骨上的伤痕，吴克勤解释说是干活的时候摔的。
“我不信，”秀梅仰起脸看着吴克勤，抚摸着伤口周围的紫色淤痕。“摔跤不可能把这里也摔成青的怎么了？克勤，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不是让人打了？”
秀梅眼睛里颤动着泪光。
吴克勤把她的手放下来，什么都不说，先走进院门去了。正好碰到一个男人出来，彼此看一眼，擦身而过，谁也没说话——这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大杂院，人和人之间很冷漠，有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揪斗事件彼此还结着恩怨，经常就会发生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小事：谁家的孩子把谁家的锁眼塞上木棍、半夜在门窗涂上屎尿之类；为了按照人口均摊水电费的事情，或者因为人数问题或者因为计算方式问题，经常爆发争吵，有一次一个莽撞的小伙子扇了一个老大爷的嘴巴，得理不让人的老大爷一下子滚到地上打起滚儿来，直到派出所把小伙子带走才爬起来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你对所有人都怀着温爱之心，也还是沉默为好。所以知识青年吴克勤很少主动和人搭讪，为此，秀梅总是抱怨他。
姐姐和姐夫又吵架了。他们经常吵架，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姐夫是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当时，大规模与外商合资办企业刚刚开始，外商接手工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裁减工人，由于没有法规约束，工人往往都是在极为苛刻的条件下失去工作岗位的，姐夫只是其中之一。这怨得姐夫吗？姐姐就是转不过弯来，总是怨他没本事，说他是“整天杵在家里的窝囊废”一般情况下姐夫总是逆来顺受，但是，蔫人豹子胆，姐夫急了的时候好生了得，经常把姐姐打得鼻青脸肿，并且喜欢砸碎家里本来就不多的能够使用的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果然，吴克勤听到什么东西被摔碎了的声音，侄女照旧嘤嘤地哭。往常这个时候吴克勤总要过去劝几句，把侄女领到这边来，但是他今天没有心思，回到屋里就躺下了。虎生正坐在窗前看书，还没有到精细地留意周围事物的年龄，因此也就没有看到父亲脸上的伤痕。
就是在这天晚上，虎生睡着以后，秀梅对吴克勤说，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了。从秀梅的口气听得出来，她是经过很长时间考虑才这样说的。
吴克勤并不吃惊秀梅这样说，因为这也是他无数次想到过的问题。
“尔格国家政策好，咱在村里那几年，过得多好！北京是好，可北京不是咱的，克勤，难道你以为北京是咱这样的人呆的地方吗？这不是咱呆的地方”
“是啊！”吴克勤想“北京不是咱呆的地方，这我知道，可是”他谛听虎生均匀的呼吸声。“可是，北京却是虎生接受良好教育的最好地方”吴克勤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孩子最近几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看问题的视野也正在开阔起来，即使不说这个，他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也让吴克勤感到无比亲近，觉得自己的儿子就应当是这个样子难道难道还把这个孩子带回到那个封闭的山窝子里去？
他没有被秀梅说服。
不能被秀梅说服并不意味着不能被生活说服。
秀梅对吴克勤说重新回马家崾岘的话以后七个月，吴克勤就不得不向生活妥协，不得不为这个家庭做更为现实的选择了。
他头一次承认，回北京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就像当年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并且去当了什么先进典型一样；他也头一次承认，如果继续滞留下去，这一次选择上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将比第一次更为严重——第一次选择毁灭的是他的前半生，在一定意义上那只是他一个人的前半生；第二次选择毁灭的是他的后半生，但同时也是秀梅和虎生的整个未来，甚至，还要影响到姐姐的一生：侄女一天天大了，怎么能老是这样住下去？过几年还有个婚嫁问题，让孩子住到哪里去？
没有任何可以依傍的力量，往哪里看都是空虚，都是不含有任何善意的冷漠。他以为回到北京就能够回到生命本身，就能够闻到小时候闻到的气味，岂不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再重新找到几十年以前丢失的东西呢？
你找不到了，你永远找不到了。
他实在看不出再在北京呆下去会有什么名堂，就连当年回北京的最充分的理由——为了虎生的教育问题——也成了很大的问题：学校总是想方设法收费，今天这个，明天那个，从来不在这类问题上眨眼的吴克勤也不得不盘算如此下去会是什么局面了。他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还有没有力量继续供虎生上学。
这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吴克勤和秀梅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来思虑这件事情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最后的结论仍然是：回马家崾岘是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是唯一的一条活路。
这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遇到了虎生的坚决反抗：这个已经熟悉北京城市生活的孩子宣布说，他就是靠捡垃圾生活，也不离开北京！
吴克勤和秀梅相互看了一眼，都觉得再没有什么话可说。在吴克勤心里，甚至于这是他期望得到的回答，就好像他需要儿子的力量来否决那个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事情只好又放下来。
现在轮到生活教训虎生了——这个马上面临中考的孩子觉得不能再向可怜的父亲母亲伸手要被学校额外征缴的三百六十元学费了。那天下午放学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城南一条发臭了的河边沉思自己的命运。他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信念在他所面临的现实面前既荒诞又没有道理，他终于抬头看到矗立在他和爸爸、妈妈面前的是一座不可能跨越过去的高山。如果他坚持在北京上中学，继续在这里呆下去，受一辈子苦的父亲和母亲很可能会因为贫困和劳累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即使他学成了，挣了大钱，去报答谁？
他永远不会忘记前天下午看到父亲佝偻着身子在路边的垃圾筒里拣拾饮料瓶子的情景。当时他就像僵死了一样，伫立在离父亲二百米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他。他是眼看着整个世界在面前轰然倒塌的，他不能在那个倒塌了的世界设想自己的命运——这个孩子已经能够像大人那样理性地思考未来了。
这个懂事的孩子终于在一个周未的晚上，像父亲和母亲宣布说：他想回马家崾岘。
吴克勤怔怔地看着儿子，突然，他把儿子搂抱在怀里，父子俩一起嚎啕大哭，秀梅用手掰都掰不开他们。
“不，虎生，”吴克勤难看地咧着嘴，一边哭一边对儿子说“虎生，咱再想想办法咱先不走，再想想办法”
没有办法可想。这个家庭终于接受了上天做出的安排。
姐姐一家人热情地挽留他们，正是在这种挽留中，敏感的吴克勤发现他做了一件实际上让大家都感到满意的决定。在严酷的生存层面上，即使是亲情，也需要一定的条件，目前你没有这个条件。看着姐姐忧郁的眼睛，吴克勤的想法是：就当是报答了一次姐姐在他插队期间为赡养父母曾经付出的辛劳吧！
一九八八年春天，北京插队知青吴克勤就像二十年前那样，到派出所重新迁出了他和虎生、秀梅的户口，离开了北京。
从此以后，我们这些中学同学就完全和他失去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