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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81］
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
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他最近回去的一次，和肖如玉吵了一架。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邓一群本想让着她，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邓一群心里想。
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是我错了吗？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不，我没有错。是她错了？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那么，就是他们都错了。
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他想。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只是那样硬撑着。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
他们现在还不会，他想。
转眼就进入了夏季。
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会到处是一片汪洋。
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专家说，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继珠江之后，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
沟墩乡也一样。
该乡地处淮南，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排入运河。沟墩乡地势低洼，干旱的年景，运河水浅，得不到灌溉，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则是一片泽国。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现在则是满满当当。运河的大堤，到处存在着险情。
事实上自六月以来，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由于势均力敌，所以雨带飘移不去。这样的雨季里，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筹建了三个厂，劳务输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条公路。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较那几位组员，因为他跟着苗组长，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么长时间以来，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关于股份制，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关于政府职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可以说，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对邓一群，只觉得他聪明，也能干，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么，他没有说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得康并不欣赏他。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
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邓一群想。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在乡里，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看到那些农民，他也非常客气。邓一群后来发现，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是优秀的。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在他的身后，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在城里人面前，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农民们很愚昧，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农民家里去，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时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插秧什么的，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邓一群已经不行了，他喜欢衣着整齐，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这些品质的养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
退一步想想，邓一群也能理解他，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而自己年轻，没有受过什么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利己的。
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龚长庚表面上看，也是个很严肃的人。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后来就放松多了。龚厅长也是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那次到沟墩乡来，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态度上还有点矜持，后来就放松多了。有他这样的领导，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送礼，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请龚厅长跳舞，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别人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做？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个高尚者。邓一群想。在社会浊流中，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还有良心吗？良心还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他有体会。
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养殖对虾。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资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旦错过了时间，养殖季节过了，就是耽误一季。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乡里、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相反，赔钱的还是农民。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不这样办，他就没法开展工作。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但任务迫在眉睫，只能这样。
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没有表情。她脸是枯黑色的，衣衫破旧。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他问。妇女停下来，说：“别人家早完成了。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邓一群问：“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个妇女苦笑一下，说：“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阴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
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饭间提到这件事，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就说他知道，那户人家姓蒋。到了那户人家，看到妇人，果然是她。三间破茅屋，根本不像样子。正屋里摆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看他那样子，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贫穷和疾病。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交给他。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书就说：“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恩人。
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烟消云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善良，有道德，极具同情心，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
我是一个伪善者、伪君子、伪丈夫。他想。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
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邓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保证马上完成任务。”
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听村支书说，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干了两天，回来就吐血，吐了还要去，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无形中，他欠下了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
［82］
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变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涂涂的，在事后的第三个月，一病呜呼了。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逼供，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杨健就用皮带抽她，用脚踢她，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而那纸上的供词，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
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
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要求地方严肃查处。但是，到了市县，就搁了下来。乔家为了向上告状，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近万元的债务，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否则她死不瞑目啊。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看着那老汉的样子，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
杨健还是那样子，神气活现。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觉就离他远了。
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两边，他们都不敢得罪。所以，对这件事，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谁会去为民请命呢。而且，从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这也是一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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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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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去。
邓一群心里有很多不快。他最近回去的一次，和肖如玉吵了一架。吵架也不是为了什么大事，只是为了孩子的事情而吵得不可开交。邓一群本想让着她，但肖如玉的情绪却坏得很，说了很多绝情的话。
他们夫妻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邓一群心里想。
如果说他们过去还有过恩爱的话，那么他们现在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了。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婚姻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是我错了吗？邓一群在心里问自己。不，我没有错。是她错了？她感觉自己也很委屈。那么，就是他们都错了。
没有什么婚姻是美满的，他想。他们不比别人的婚姻幸福，也谈不上比别人的婚姻更不幸。大部分的婚姻关系都是不稳固的，只是那样硬撑着。要是有一方突然出现一个什么契机，那么这个家庭的框架就要坍塌。
他们现在还不会，他想。
转眼就进入了夏季。
谁也想不到1998年的夏天，会到处是一片汪洋。
全中国到处都在闹水灾，专家说，此次洪水，百年一遇。自入夏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继珠江之后，长江和嫩江都出现了大洪水，而尤以长江为最。随着第一次、第二次直到第八次洪峰的来临，全中国人的心都被长江的洪水揪紧了。
沟墩乡也一样。
该乡地处淮南，长江的水一部分进入草荡湖后，排入运河。沟墩乡地势低洼，干旱的年景，运河水浅，得不到灌溉，而到了这发涝的年景，则是一片泽国。原来可以见底的运河，现在则是满满当当。运河的大堤，到处存在着险情。
事实上自六月以来，这里就过早地进入了梅雨天气。这里正好处在南北季节的交换带上，冷暖气流在这里交锋，由于势均力敌，所以雨带飘移不去。这样的雨季里，邓一群显得心情特别的不好。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省委扶贫工作组在县里的四个乡立了十五个项目，筹建了三个厂，劳务输出四百多人，正在修建三条公路。应该说在苗得康的带领下，还是做出了不小的成绩。邓一群在这里面自觉也做了不少工作，相比较那几位组员，因为他跟着苗组长，所以工作起来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么长时间以来，邓一群感觉自己并没有同苗组长建立起预想中的特殊感情。苗得康一方面思想非常解放，他在省里曾提出过很多非常大胆的改革方案，关于股份制，关于南方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关于政府职能，等等。一些想法在全国也都是领先的。他是个学者型的人物。可以说，现任的省委书记非常欣赏他。但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比如生活上，就很是古板而保守。他对邓一群，只觉得他聪明，也能干，但又有很多欠缺，欠缺什么，他没有说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苗得康并不欣赏他。这点邓一群能够感觉得出来。他为此多少有点沮丧。
苗是个不可亲近的人，你只能同他建立工作上的关系。是否因为他地位上的原因呢？邓一群想。事实上苗得康又并不拿大。在乡里，他对任何人都非常客气，看到那些农民，他也非常客气。邓一群后来发现，他的这种客气并不是装出来的。邓一群到村里去的时候，能感觉得到自己对那些农民的友善多少还有点装的意思——他并不喜欢那些人。他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他却是从那些人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他是优秀的。邓一群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事实上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农民们不再把他看作是位农民——自然他也不能忍受他们这样看，他已经是国家干部了。而城里人又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城里人。至少肖如玉一家并不认为他是城里人，他只是进了城的学生，在他的身后，还拖了一条长长的农民尾巴。在城里人面前，邓一群并不认为身为一个农民是可耻的，尽管城里的很多农民工很不讨城里人的喜欢，但他自己在内心里的确瞧不起农民。农民们很愚昧，这也是他们处于社会下层的原因。而苗得康不，到农民家里去，再脏的地方他也敢住，再脏的茶水他也敢喝。有时走到田埂上，他能挽起裤管就跳下去，插秧什么的，全然不顾泥巴和污水。邓一群已经不行了，他喜欢衣着整齐，到村里去的时候也喜欢穿西装。这些品质的养成，是肖如玉一手督促出来的。
退一步想想，邓一群也能理解他，毕竟苗得康过去过过苦日子，而自己年轻，没有受过什么苦。是否就是他忘本呢？邓一群感觉自己没有忘，正是由于对过去生活怀着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他努力地想往上奋斗。只是这种奋斗完全是一种个人的，利己的。
与苗这样的干部相比，龚厅长要容易亲近得多。龚长庚表面上看，也是个很严肃的人。邓一群一开始对他心存畏惧，后来就放松多了。龚厅长也是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那次到沟墩乡来，开始对他请他出去吃饭，态度上还有点矜持，后来就放松多了。有他这样的领导，有了这样一次单独的玩耍，有长时间慢慢建立起来的由温到热的私人交情，邓一群感觉自己的仕途就有了保障。他和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超过大舅子肖国藩的那份交情，才能更深入。
回想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路，邓一群内心觉得自己非常不光彩，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也会时时地自省，并为自己所做过的事做一些忏悔。如果说他和肖如玉谈恋爱有悖自己从课本上得来的对爱情的理解，以及后来自己感受到的许多委屈还纯属他个人行为，那么后来他挖空心思地去领导家讨好、送礼，把科技处的处长言子昌领进洗头房去进行色情行为，再到他想法巴结苗得康，请龚厅长跳舞，则完全是非常卑鄙的行径。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可是不这样做我又能怎样呢？他在心里问自己。别人都在做，为什么我不做？我只是这个社会当中的普通一分子，自然要随大流。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在八十年代曾经发出过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出于对十年浩劫发出的呐喊和最强烈的声讨。时间进入九十年代，我们依然看到卑鄙的存在。我不是一个高尚者。邓一群想。在社会浊流中，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我还有良心吗？良心还是在的。良心未泯。但好的心意也能铸错。他有体会。
苗得康让邓一群在刘家村负责搞养殖场。养殖对虾。他们从南方的一个县请来了技术员，资金也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开挖虾池。那一阵子邓一群每天都往刘家村跑。虾池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旦错过了时间，养殖季节过了，就是耽误一季。村民对养虾的热情并不高，他们不相信能从这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乡里、村里过去也经常搞这搞那，但却从来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相反，赔钱的还是农民。村里看任务派不下去，最后就强行搞摊派，每家都分一份任务。村支书向邓一群诉苦说，不这样办，他就没法开展工作。邓一群虽然不喜欢他这样简单，但任务迫在眉睫，只能这样。
邓一群那次从城里回来后，心想任务可能完成了，第二天就骑车赶到工地上去看，结果却发现池子大半都挖好了，但在中间却留了一个小岛。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正独自用车子推泥。那个妇女看到他脸上木木的，没有表情。她脸是枯黑色的，衣衫破旧。邓一群在心里不由生出一股怜悯。“怎么就剩你一个人啦？”他问。妇女停下来，说：“别人家早完成了。现在就剩下我家的任务了。”邓一群问：“那你丈夫呢？”别人家都是男人在干。那个妇女苦笑一下，说：“我男人生病了，在家躺了半年了。”
那天的天气不好，阴阴的，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看她在池里那个样子，非常吃力。“你男人生了什么病？”他问。“肝癌。”她说。“治了吗？”他问。她淡淡地回答：“治也没用，人家都说，这是个死病。他还不知道呢，只知道是肝上的毛病。还要治，可家里哪里有钱啊！”她说话那样平静，可能那种苦痛已经被生活压得没有了。这是一个绝症。邓一群问：“你男人多大年纪啊？”她说：“今年四十五。”“你今年多大啦？”他问。她说：“四十三。”邓一群知道她正和自己的大姐邓玉梅同岁。“几个孩子？”“三个，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大的二十了，小的十一。”她说。邓一群问：“那孩子也该能干活了。他们呢？”她苦笑了一下，说：“二十岁的老大是个闺女，今年刚嫁出去。”邓一群默默，说不出话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脚上蹬着一双崭新黑皮鞋的邓一群站在岸上许久，从口袋里摸出五十元钱，对她说：“这点钱你拿回去给你男人抓点药。”那个妇女立即红了脸，像受了很大的污辱，说：“不行啊，不行啊，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邓一群说：“真的，我又没有给你多少，就是五十块，拿着吧。”他心里当然清楚五十元对一个农妇的意义。五十元在这里绝对是个大数目。
那个妇女却坚决不要。
邓一群心里存着这样的一块疙瘩，中午在村支书家吃了饭，饭间提到这件事，并说要到那个妇女家去看看。支书听说那家里有个病男人，就说他知道，那户人家姓蒋。到了那户人家，看到妇人，果然是她。三间破茅屋，根本不像样子。正屋里摆着病床，那男人就躺在上面。显然那个妇女回家已经对男人说了上午的事，那个男人见到邓一群来，激动得要从床上下来。邓一群赶紧让他躺回去。看他那样子，的确是个病入膏肓的人。贫穷和疾病。邓一群看得心里不舒服，他再次拿出那五十元钱，交给他。那两口子死活也不肯要。支书就说：“领导让你们收下就收下。”那两口子就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小心地把那钱收了起来，眼睛看着他，如同看着一个恩人。
这五十元对邓一群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五十元的确让他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快感。过去的那些卑劣和龌龊都因之化解，烟消云散，就像多年前，他在葛素芹怀孕后去医院做人流，他给了经济补偿后获得的那种感觉。就在那一刻，他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居然是这样地高大。善良，有道德，极具同情心，内心怀有一种人类普遍的深刻怜悯。
我是一个伪善者、伪君子、伪丈夫。他想。然而这样的一个伪善者，却是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至少可以说是因为我出身的渺小，而不得不如此。把所有的责任归结到社会，这也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平衡的一种有效办法。
那户人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最后那男人通红着脸说：“邓书记放心，我们一定不拖村里的后腿，保证马上完成任务。”
有那么半个月的时间，邓一群再去那个村的时候，听村支书说，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自从邓一群给了钱之后，那个男人带病和妻子一起去挖泥。他那样的人事实上已经根本受不了一点劳累。干了两天，回来就吐血，吐了还要去，这样第五天就彻底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邓一群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他想不起来他该再如何面对那个妇人。无形中，他欠下了一笔债，而这笔债他是永远也无法去偿还的。
［82］
苗得康对沟墩乡里的干部，甚至是县里的一些主要干部，都怀有一种不满，那种不满还掺杂了更多的愤懑。那种愤懑简直让他要爆炸了。在愤懑之后，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痛苦和担忧。
农村的现实，让他感觉四周简直一片漆黑。他也知道，虽然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可是即使这是黑暗的一小撮，也是他极不能忍受的。
那个叫乔小英的案子，一直牵动着苗得康的神经。乔小英的妈妈由于这一打击，变得精神恍惚，成天糊糊涂涂的，在事后的第三个月，一病呜呼了。她的父亲和叔叔们仍然在为那个女孩的清白而努力。根据他们四处探听来的消息，乡派出所为了完成县公安局布置的创收任务，杨健指派两个干警传唤了乔小英，在那传唤的几十个小时里，杨健多次对她进行诱供、逼供，并要她拿出5000块钱罚金。在她抵死不认的情况下，杨健就用皮带抽她，用脚踢她，并且强迫她在纸上摁了手印，而那纸上的供词，全是后来杨健叫人补写上去的。
在那张所谓的供词上，说她与邻乡一个叫刘兰军的人有过性关系，那个人送了她一条金项链和一对金耳环。然而乔小英的叔叔到那个乡去查对，那个乡却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兰军的人。
苗得康亲自写信给了市公安局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甚至给省公安厅厅长和省政法委书记写了信。省公安厅厅长和政法委书记的批示都非常严厉，要求地方严肃查处。但是，到了市县，就搁了下来。乔家为了向上告状，已经背上了近万元的债。近万元的债务，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乔小英的父亲哭着对苗得康和邓一群说：“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讨个公道，否则她死不瞑目啊。谢谢你们为我们做主。”看着那老汉的样子，邓一群心里也不是滋味。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弄得不成样子了。
杨健还是那样子，神气活现。他对苗得康心里恨得痒痒的，却又奈何不得。苗得康也知道，如果他是一个平头百姓，而不是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那么他必遭杨健的算计。邓一群觉得杨健这事做得也太出格，自觉就离他远了。
焦作安他们这班乡干部，自然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两边，他们都不敢得罪。所以，对这件事，他们就都尽量不管不顾。只要自己活得安生，谁会去为民请命呢。而且，从一开始，他们主要还是偏袒杨健。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嘛，怎么也不能让一个老百姓告倒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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