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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由一个头戴考究的巴拿马平顶草帽、身穿灰纺绸长衫的特务带领着,先到老板的帐房里去查看房客簿子。
鸿远拿着那包东西蹲在窗户根下,翻开一张一看——还是那份北平地下市委告人民群众书。他顾不得责备常里平,心里迅急地转着各种念头——这么一大包子,吞是吞不下去的;烧掉,会冒出油烟来,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放下那包东西,站起身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天色已经大亮,那个特务正手拿房客登记簿站在院子里,命令警察把住外院各个房屋的门口;然后,他自己带着四、五个警察走进里院去了。看来,敌人是准备从里向外普遍地搜查各个房间。鸿远从这一点断定,敌人并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发觉他这个“永定门事件”的参与者就住在这个院里。这使他稍稍放了心。但是,这些抗日宣传品怎么办呢?自己的门前已经有警察站上岗,把它们拿出去是不可能了。藏在顶棚上?可那又是个灰顶棚。设法弄开砖地埋起来呢,也不保险怎么办?鸿远焦虑地想,这样呆下去,等一会特务来到他的房间里肯定会发现这包东西。后果焦虑中,他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受党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今天为解救革命同志脱险,为了北平市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广大党员的安全,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宁静下来了。他像平时收拾东西一样,把宣传品包得整整齐齐的,轻轻地把它们放到床底下,然后站起身来,又把自己的衣袋仔细搜索了一遍。
这时,已约摸上午八时多,忽然有人敲他的屋门。鸿远不免一怔:特务这么快就来了么?但他无暇多想,走近门边,不慌不忙地问道:“谁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鸿远打开屋门,进来的却是柳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敌人正在大搜查,柳明却闯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等鸿远开口,柳明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来找你打听什么时候可以走。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儿的房间门口都站着警察?”鸿远望着柳明,轻轻回答:“你算来巧了——日本特务正在这里搜查每一个房间。你在大门外怎么不留神看看呢?一看情况有变化,应该赶快脱身才好。”“大门敞开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柳明不安地低下头来。
鸿远觉得柳明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能怪她,想了想,附在她耳边说:“既然放你进来了,不搜查完,他们是不会叫你出去的。你千万要冷静、沉着,可装做我的表妹,咱们要做出关系亲密的样子。敌人如果问到你政治方面的事,你一概回答不知道,只说是来看我的”说到这里,他向窗外望了一下——鸿远住到公寓后,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
“老曹,原来你有这么坎坷的经历——怪不得你是这样”柳明专注地听着鸿远的叙述,忘了当前的险境,沉浸在一片安谧、新奇的喜悦中。她本想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好”;但“好”字没有出口,被鸿远用嘴“嘘”了一声:“你听——外边”柳明立刻住口,心里又怦怦地乱,跳起来。
察,由一个头戴考究的巴拿马平顶草帽、身穿灰纺绸长衫的特务带领着,先到老板的帐房里去查看房客簿子。
鸿远拿着那包东西蹲在窗户根下,翻开一张一看——还是那份北平地下市委告人民群众书。他顾不得责备常里平,心里迅急地转着各种念头——这么一大包子,吞是吞不下去的;烧掉,会冒出油烟来,再说时间也来不及了怎么办?他放下那包东西,站起身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天色已经大亮,那个特务正手拿房客登记簿站在院子里,命令警察把住外院各个房屋的门口;然后,他自己带着四、五个警察走进里院去了。看来,敌人是准备从里向外普遍地搜查各个房间。鸿远从这一点断定,敌人并没有什么目标,更没有发觉他这个“永定门事件”的参与者就住在这个院里。这使他稍稍放了心。但是,这些抗日宣传品怎么办呢?自己的门前已经有警察站上岗,把它们拿出去是不可能了。藏在顶棚上?可那又是个灰顶棚。设法弄开砖地埋起来呢,也不保险怎么办?鸿远焦虑地想,这样呆下去,等一会特务来到他的房间里肯定会发现这包东西。后果焦虑中,他想到自己是个从小受党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今天为解救革命同志脱险,为了北平市的党组织免遭破坏,为了广大党员的安全,自己就是牺牲了,也是值得的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宁静下来了。他像平时收拾东西一样,把宣传品包得整整齐齐的,轻轻地把它们放到床底下,然后站起身来,又把自己的衣袋仔细搜索了一遍。
这时,已约摸上午八时多,忽然有人敲他的屋门。鸿远不免一怔:特务这么快就来了么?但他无暇多想,走近门边,不慌不忙地问道:“谁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鸿远打开屋门,进来的却是柳明。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敌人正在大搜查,柳明却闯进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没等鸿远开口,柳明神色慌张地小声问:“我来找你打听什么时候可以走。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儿的房间门口都站着警察?”鸿远望着柳明,轻轻回答:“你算来巧了——日本特务正在这里搜查每一个房间。你在大门外怎么不留神看看呢?一看情况有变化,应该赶快脱身才好。”“大门敞开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柳明不安地低下头来。
鸿远觉得柳明缺乏地下工作经验,不能怪她,想了想,附在她耳边说:“既然放你进来了,不搜查完,他们是不会叫你出去的。你千万要冷静、沉着,可装做我的表妹,咱们要做出关系亲密的样子。敌人如果问到你政治方面的事,你一概回答不知道,只说是来看我的”说到这里,他向窗外望了一下——鸿远住到公寓后,为了随时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他在窗玻璃上挂上纱布当窗帘。这样,白天在外边看不见屋里的情况,屋里却可以看见外边。这时,他望见房门外的警察懒洋洋地站在门洞边阴凉的地方,并没有注意听屋里人说什么话。鸿远笑了一下,让柳明和他并肩坐在床边。
两人沉默着——自从柳明一迈进屋,鸿远的心情就更加紧张沉重了,又为她的安全担忧起来。但他却不能把他们目前所处的极端危险的情况告诉她。他默默地思索着,如何能使柳明既保持沉着、镇定,又表现出天真幼稚、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终于,他打破了沉默,小声说:“小柳,我今天有点感冒,想躺一躺。你坐在床边小凳上,咱们说说话好吧?”说着,鸿远倒在枕卜,身上盖上一条旧薄被,装做发汗的样子。柳明顺从地坐在他身边的小凳上,自从迈进这个门槛,自从明白了她和她所尊敬的这个人,他们的生死、命运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她的内心涌起某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既感到恐惧与忧虑,又感到幸运与厄运的混和
两个人轻声说起话来。柳明常常答非所问。鸿远以为她是惊惶的缘故,就又极力安慰、鼓励她。越是这样,柳明的心反而越发跳得厉害。
鸿远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对柳明笑笑说,他们来往不少了,柳明还不知道他的身世。趁这工夫,他正好向小柳讲讲他的家世和他过去的生活。柳明精神一振,她也正想多了解这个人呢。于是鸿远讲起他的身世来。他说,小时他家是个佃户,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维持一家的生活。兄弟四个,数他大,也数他嘎气。家里人都叫他“嘎子”一年秋后,地主赶着毛驴来收租,家里仅有的二斗粮叫地主搜去了,几斗糠也搜去了,连几把干菜也装进地主的小毛驴的驮子上。母亲指着一帮红虫儿似的光着身子、冷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对地主说:“孩子没得吃,留下点吧!”地主把眼睛一瞪:“欠我的租就得给!都不交租,我一家子吃什么?”看看屋里除了一条破烂不堪的破被,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拿了,地主这才赶着毛驴“得儿、得”地走了。曹鸿远那年十二岁,看地主那么狠毒,肺都气炸了。他想出口气,报报仇,就拿着几块石头子儿,爬到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等地主赶着毛驴从树下经过时,他攥着石头瞄准,像他平日给地主放羊打头羊那样,狠狠地一块接一块地照准地主的脑袋打去。被打得鼻青脸肿、懵头转向的地主发现是佃户曹家的嘎子打他时,小嘎子已经跑得没影儿了。这下可把老地主气坏了!他又跑回曹家的茅草房里,疯了似的用棍子把锅盆碗罐、家三货四全给打得粉碎。接着,又把嘎子妈毒打了一顿,还嚷着:“等捉到了嘎子,非要他的小命不可!”小嘎子知道惹了祸,不敢回家,在深山里整整藏了两天。后来实在饿得不行,才在第三天深夜里偷偷地回家来。妈妈赶紧塞给他几个糠馍馍,哭着说:“孩子呀,快逃活命吧!那老地主要捉住你,就没你的活命啦快——快到大同煤矿去找你的二叔去吧!”小嘎子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流着眼泪“妈妈,我走!你别难过”他忍着揪心的悲痛,怀揣几个糠馍馍,离开了妈妈和弟弟,一路讨饭来到大同。他不知道叔叔在哪个矿上做工,就每天在几个煤矿外面转悠。终于有一天,听一个老矿工说,叔叔和他爸爸一样,也在煤矿里被砸死了后来,还是这位老矿工把他介绍到一家小矿上当了背煤的童工。他才十二岁,个头又瘦小,一背就是七八十斤,匍匐着身子,一步步爬着陡坡,攀着窑梯,随时都会摔下来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气,这牛马般的生活,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了!小嘎子心里燃烧起对那个吃人的世道深深的仇恨,终于和一个小伙伴一同逃到了北平。他讨过饭,卖过报。后来,大些了,就在火车站上扛大个——当搬运(亻夫)。这个时候,他已经十五、六岁了,偶然遇到了一个同乡,是北平法学院的大学生,姓张。他叫他老师。他同情小嘎子,时常把小嘎子领到自己住的公寓里,教他文化知识,教他作个有理想的人。从此,小嘎子开始发奋读书——读文化书,也读政治书。他甚至在扛大个休息时,还拿着一本唐诗来背诵。后来,张老师把他介绍到北平医学院去当工友和练习生。他喜欢学习,还到北大旁听过哲学、文学课,也抽空在医学院听些医药学的课程。因为他长得端正,一些学校剧团,还常找他去演话剧。从此,他接触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曹鸿远跟着张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运动——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他骑着自行车来回跑着担任交通员。以后,又由张老师介绍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前,延安派他到北平来买药。但碰到战事,他回不去延安了,所以留在北平
“老曹,原来你有这么坎坷的经历——怪不得你是这样”柳明专注地听着鸿远的叙述,忘了当前的险境,沉浸在一片安谧、新奇的喜悦中。她本想说“怪不得你是这样好”;但“好”字没有出口,被鸿远用嘴“嘘”了一声:“你听——外边”柳明立刻住口,心里又怦怦地乱,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