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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是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的,就像我的第一次恋爱,我曾经有过无数次恋爱,每一次我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迫切地想做一个坏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可是每一次都会结束,很快,我从来就没有耐心重复我做过的事情,尤其是恋爱,所有的恋爱都只是在幸福中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幸福,我有什么必要让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幸福或痛苦呢?我不想做坏男人的女人,不想做好男人的女人,不想做第一个女人,也不想做最后一个女人,我什么都不想。而且要去分辨一个男人的好坏,根本就没有道理。于是我现在的恋爱,连结果也没有了。

    我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十五岁时候的那个电台dj是我的初恋惰人,那些认为显然是错了。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了,那时候我真的还是一个孩子,我从早到晚地欺骗他,心安理得,于是那不是爱,真实的状况是,如果我爱那个男人,我会尽量克制住不去欺骗他,也许很偶尔地,我说些谎,我解释那是一种轻度的精神病,很多时候我无法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时候幻想中的东西会跳出来,变成真的,把我自己都骗过了。

    我曾经用一天的时间来思考我写作的理由,活下去的理由,我显然是有些走火入魔了,当我思考到最后,回到什么都毫无理由的时候,我停止。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恋爱,婚姻,生活,一切都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思考过了,我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直到我父母站出来解释,他们说,就像你出生和死去都无法选择一样,你活着,因为你必须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你这个孩子,他们说,我们会孤独,会觉得没有意义,于是我们决定要生下你。我们从不怕自己死去,可是我们怕你死去。那真是非常残酷的,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对我说,我们怕你死去。我的局限在于我有最爱我的父母,他们为了要我活着,把精神支柱拿出来做理由。

    可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恶毒地认为,生孩子是一种自娱自乐,是违背自己必须死去,是想让自己生命延续。可是生过孩子就会知道,什么都理解错了。于是我不去想孩子,不去想婚姻,不去想恋爱,到最后,爱情只是在我无法选择的生活中,自个儿找的一点乐趣。

    原因在我,从一开始我就是绝望的,我曾经妄想爱情能改变我,我哭了,笑了,我快乐,我堕落,我思念,仇恨,焦灼,充满欲望,我想彻底死去,可我错了,我看待生命都是绝望的,我还想怎么样呢?我的苦闷不是没有人爱我,而是我什么人都不爱,即使强迫自己去爱,还是不爱。所以我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过了。

    ——一直单身下去的理由

    梅花在常州做过一个主题派对,名字叫做“我们很in,如果你不喜欢,你就很out,eq很低,不再是很q的新人类!”我们都对梅花说这个名字太长,而且攻击性太强,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果然,那个夜晚的十一点一刻,音响烧起来了,不是那种形容人亢奋程度的烧,是真的烧起来了,燃烧,火花,白烟雾,哗哗叭叭狂响。

    梅花穿了一件蓝衣裳,我没有看她的脸,我只看得见她的蓝衣裳。音响烧起来了的时候,我们都傻了。

    中间是一段空白,因为我已经不太清醒了。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坐在梅花的房间里了,梅花客气地让我不要烦她,于是我就很识大体地和乐队出去喝红酒了。

    我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高兴,这样的高兴只在1994年出现过一回,那一年曹威来了,边唱边问,想什么呢?

    那次的运动是雅雅做的,雅雅为了省钱,找了个三流舞厅,而且雅雅为了省更多的钱,连那个三流也没有全部包场下来,于是舞厅就合情合理地卖了很多舞票出去,于是曹威只唱了一小会儿,舞客们就自动地跑到舞池中央舞蹈起来了。

    于是我就高兴,高兴极了,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像1994年那么高兴过。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当时我们的人都在做艺术,有个艺术女人就站在我的旁边,说,我要回家去笑。我虽然高兴,可我认为笑是不必要的,于是我对她说,你回家笑什么?你要笑就在这里笑好了。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往事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记得我说过的这一句话,其他的,我都忘了。我怎么了?

    1999年,朴树来了,这次的运动是雅雅的妹妹做的,雅雅的妹妹用了一种“企业搭台文艺唱戏”的策略,于是雅雅妹妹省了比雅雅还要多的钱,虽然省钱,也有缺点,那就是运动不再是运动,它成为了一台周年献礼工程,然而雅雅妹妹还是对的,对极了。

    我们都长大了。

    在雅雅去广州前,我们曾经计划过要做一个“红”的主题派对,因为我在21岁的时候写过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可是它出现的时候却叫告别辛庄了,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组名字叫红的实验散文,可它出现的时候已经叫古典爱情了,雅雅很同情我,;雅雅说,即使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小说,你再写一个名字叫做红的实验散文,到后来,它们必然会被改为白或蓝什么的。

    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备这个命名为“红”的不卖门票的派对,我们只要求所有参与者都有正当和健康的职业,我们希望他们自由发挥,或穿红戴红,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可是第二天雅雅突然跑到广州去了,她连一件衣服也没有带就走了,她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百思不得其解,想想自己一个人,孤立得很,就此心灰意冷,什么也不想干了。

    后来迎春花替代了雅雅的位置,她每天都打一个电话给我,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写点什么,如果我不接电话,她就会发一个传真过来,让我接电话。

    迎春花在电话里说她们电视台要做一个名字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的相亲活动,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相亲,或“非常关系”或“非常三角”或“非常情爱”什么什么。这是一台互动式的晚会式的大型活动,迎春花说。

    我说,你们搞,关我什么事。

    迎春花说,是这样,我们节目部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摄像和保洁员,我们全部都出动了,我们积极地发动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可那些小家碧玉们,她们谁也不愿意出这个丑,那么,迎春花愉快地笑了一声,说,你就露个脸吧,观众们看了叫好,你又可以扬名,同时你还可以找到一个丈夫。一举几得啊。迎春花说完,又愉快地笑了一声。

    我很吃惊,我不敢相信我的朋友会这么没心没肝地卖了我。我说,啊?

    迎春花连忙又说,有钱有钱,有很多钱,我们开过会了,你来我们给钱。

    我更吃惊,我更不敢相信我的朋友已经把我给卖了,并且卖了个好价钱。我说,啊?

    迎春花在五分钟之内来到了我住的楼,她坐在我的沙发上,连续不断地说话。她看起来激动极了。我递给她一杯冰咖啡,然后我就看到那杯咖啡在她滚热的手掌里沸腾起来了。她都要哭出来了。

    我安慰她,我说你的节目不可以叫“非常单身男女”因为那是一个台湾名字,他们已经用得很出名了,别的地方台可以用但你不能用,因为你是一个新知识女性,应该有道德观念。迎春花感激地点头。

    我又说,你千辛万苦做这么奇怪的节目无非是想得到提拔,可你已经是文艺部主任了,再往上还有什么,你要做台长吗,变成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穿着黑色的厚丝袜,衣领上别一个硕大无比的金银花胸针,每大早晨八点半坐在市政府一号楼的大会议室里开会?迎春花勇敢地点头。

    我说那么我说完了。

    迎春花说,你真会思考。

    我说当然,我就又想起了我在宣传部的生活,我始终都认为我长期从事的宣传思想工作对我的成长真有好处,我思考得多,所以每年都被评为先进,可是我又思考得不够多,所以我到现在还不是领导。

    雅雅说过,你每天都只要文件发发,横幅拉拉,标语画画,笔头划划,你还有什么烦恼啊?我思考了一会儿说,确实没有什么烦恼,惟一的烦恼就是我每天都吃得太饱了。雅雅你很压韵。

    可是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思考方式长期以来都是苏南农村式的,我给我的每一个苏南朋友做过河的题目时,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五选择了从牢固的绳索上滑过去,书上说这是严重的性压抑,他们中的百分之五选择了从木头上慢慢地爬过去,书上又说那么除性压抑外的其他都是性冷淡。而且很多苏南女人都这么认为,上海男人奶油,北京男人不洗澡,当然这是很不正确的,因为北京男人也有一部分奶油,上海男人也有一部分不洗澡,所以只有做了上海女人或北京女人,才能真正理解奶油和洗澡的关系,当然那并不难,现在每一个女人都很自由,她们可以自己选择,做什么地方的女人。总之,我们和我们的城市都充满了顾虑,我们有精神危机,我们阴郁,思考和行为方式总是很怪异。

    那么,迎春花茫然,你到底来不来啊。

    啊?我说,哦,我不来。

    迎春花主任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迎春花在早晨九点打来了电话,那清脆的电话铃啊,它在我的梦中成为了巨响。

    迎春花说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昨天深夜回家翻到了一本海派时尚刊物,里面有一篇描写主题派对的文章。

    看了之后,我非常有感觉。迎春花说,首先,我的节目必须从一台纯粹的相亲活动也变成一个主题派对,它的名字不再叫做“非常单身男女”现在它叫做“男女都要”第二,我仍然这么说,你要出场,我仍然这么说,我们会全场录摄,但我们只在暗处安排人拍摄,你放心好了,我作为我们台的文艺部主任,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们绝不会拍到你的脸,你的脚,你的背影,任何有关你的图像。第三,你要做一份有标准答案的问卷,我们要在广播电视报上全文刊出,以选定高素质高智商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我们的这个主题派对。

    我抱着电话坐在床上,不知道说什么好,我问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测定一个人的素质和智商?于是我拖延了几天,然后请追上门来的迎春花坐在客厅里喝茶,然后我坐到我的电脑前面,开始写点什么,我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我找到了一本书城杂志,我把他们启思录的第38号题目送给了迎春花。

    有机会往未来世界旅行一年,时代任择,回来后可保留全部知识,只是不许带回任何物品,而且有五成概率死亡,您会去吗?

    我的标准答案是,如果回答去,就人选,如果回答不去,就淘汰掉。

    迎春花主任愉快地接受了。

    我在现场给叶叶打电话,我问叶叶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叶叶说,什么?什么?我的周围有很多很多人,每一个人都在说话,于是我抬高我的声音,我说叶叶你有没有参加过相约星期六?

    叶叶说他只是做过亲友团,可是他在那一天比男主角还要帅,结果对方亲友团看中了他,并且决定把女主角配给他,可是主持人制止了这一切,他们说那违反了我们相约星期六的规定,以后亲友团不可以太帅,这是我们的新规定。他们说。

    我笑了一笑,然后问他,那么任何一个有关单身的派对呢?你有没有参加过?

    叶叶说,发生了什么,你怎么会问这些问题,你在什么地方,你好勿啦?

    我很小心地装傻,我说,什么?什么?

    我喜欢所有上海男人的声音,他们会在电话里问我,好勿啦?

    我要感谢梅花,那次的音响烧起来以后,梅花让我不要烦她,我就和梅花带过来的叶叶出去喝酒了。

    叶叶在酒吧里问我怎么看他的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喝了很多很多酒了,于是我很诚实,我说叶叶在技术上还是很熟练的。叶叶沉默,然后他悲凉地笑了一声,然后他反反复复地说,技术?熟练?他真令我紧张。

    然后我们说了点别的,叶叶说他的一个朋友刚刚死了,死了以后还变成一个好看的鬼到他的梦里去和他说话。

    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喜欢他。

    我的感情经历的确是很奇怪的,很多女人都是从喜欢艺术的无业者开始,年纪大起来,她们就去喜欢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最后她们选择下嫁的通常就是一个诚稳的公务员。我却把什么都倒过来了,我自己是个公务员,可我不再是了,年纪大起来,我就把所有的男性公务员都改名字叫小虫,无论他是不是我曾经爱过的,他们的名字都叫做小虫,然后我和富裕的男人们出去吃饭,当他们的肚子和事业一起飞黄的时候,我离开了他们,最后我爱上了无业者,他们在2000年以后还会是长头发。

    过去了的一年,是新生代最热闹的一年,那些新新人类们,他们是太阳,他们说世界归根结底不是你们的。新新人类的生活就是剃最简约的发式,比如板寸;穿最简约的鞋子,比如黑布单鞋;吃最简约的饮食,比如吃素和喝白开水。

    叶叶留着80年代初的长头发,除了吃素和喝白开水,他的一切都逗留在so年代,不过他也有优点,他有些唯美,因为他给他的乐队起名字叫做——蝴蝶。

    我希望他健康和平安,因为所有唯美的男子都不平安,我在很多年前有个朋友,他忠于爱情,喜欢张爱玲,有轻度的幻想症,后来他走路把脚走成骨裂了,我的朋友都去机场送我的时候,他来不了,他们说他躺在医院里,脚上打了很多石膏。

    叶叶说他参加过一个“品味单身”的主题派对,叶叶说他收到传真的时候,有一种很黑暗很耻辱的感觉。叶叶说他在那个派对爱上了一个放荡极了的女人,那个女人一直坐在他的身旁优雅地吐烟圈,可是他放那个女人走了,叶叶说我不要和她做ài,像许多一夜情的开始,我并不期望故事按照这样的步骤去发展,我所表现出的挑逗只是为满足我暂时的空虚。我想爱她。

    我打了个哈欠,然后关电话。

    我蹲在地上,其实我为了避免被摄影机拍到,一直都蹲在地上。我的织锦缎旗袍已经非常皱巴巴了,我所有出场的衣服,它们都是旗袍,它们惟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蹲和坐,我崭新的织锦缎短旗袍啊,它是我在宣传部一个月的工资,可是它已经皱得像一朵花了。

    我穿了旗袍以后就再也没有在我爸眼前出现过,因为我总是花掉了很多钱,却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天涯歌女。我爸已经很烦我了,他说他再也不想看到我,因为我骗他说,我辞宣传部的职是因为我要调到文联去做专业作家了,我爸愉快地相信了,同时他愉快地敦促我尽快办手续离开宣传部。但到最后我果真高高兴兴地辞了职以后,我才知道现实是那么严酷,组织是一个老男人,委身于他的时候,是那么厌倦他,仇恨他,但是离开他了,却总会惦记起他的好来。

    于是我知道我设的局总是不高明的,我总是连男朋友都骗不过,更不要说是去骗经验丰富的我爸了。

    这时候一个在电视台做“午夜唱片街”节目的男人向我走过来,我仰着脸看他,他马上也蹲下来,蹲在我的旁边,他说,嗨。于是我就白了他一眼,我的观念是,男人只要以为这个女人是有上床的可能的,就会花费时间和精力与她搭话,如果那女人是得不到的,那么她就是个贱货,但如果那女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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