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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5岁男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个高升——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 -->>
1966年25岁男t市某厂生产股干部
六三年进厂管生产得罪一帮人——做梦也想不到写错毛主席语录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时各人有各人目的——拿剪子铰小便——新娶的媳妇憋死了——整人的人个个高升——发誓学法律
我当下在"国家律师中心"学法律，业余的，晚上去听法律课。您可别以为我想改行干法律，不是！我可以把心里的话掏给您，我学法律就是想报复。为嘛说要报复？您听吧！
我是六三年打机械工业技校毕业。出学校门就进了这家工厂大门。分到生产股当干部，管生产。当时生产股连我只有三个。一个股长，常开会，一个统计员，再一个就是我。咱不笨，大小算个能人，不是跟您吹，现在要干也还能着呢。到了生产股，没多久，模具呀、工具呀、生产计划呀、质量检查呀，一句话说白了，凡是厂长不管的，咱都管。刚打学校出来的人，不会耍滑，干事认死铆，用现在话讲就是"不识路子"。比方有人来找我批条子领工具，我说你不前两天刚领了吗，不批。这就得罪了人。为这些事没少得罪人。不过咱傻，表面楞没看出来，这就种上了祸根。
"文革"一起来，这一帮子恨我的入，就找我碴儿。可是咱平常兢兢业业，任嘛毛病也没有，他们也没把柄。可做梦也没想到叫他们真逮住了，这谁也不怨，就怨我自己。写大字报写上边的"毛主席语录"时把话写反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句，叫我写成"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语录那时是常写的，怎么写错了呢，也兴是这话太绕乎了，也兴是活该倒霉了。这不要命吗！白纸黑字跑也跑不了！您也是打"文革"过来的人，您明白，就这一条——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现行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在所有反动罪行中又是最厉害的。右派呀、特务呀、叛徒呀、资本家呀，都是死老虎，现行反革命是活老虎，最有搞头。照当时的话说，我真是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了。那会儿我有心想宰了自己。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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