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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小镰刀精神万岁!"——把大蒜和鞋油搅合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怀疑产生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六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它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它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x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呵——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技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断断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邦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冒,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扰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待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有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势。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部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又决不这... -->>
1970年17岁男h省农场某团某连知青
第二天醒来一看全傻了——"小镰刀精神万岁!"——把大蒜和鞋油搅合一起叫她吃——胡志明小道——如花似玉非常好看的姑娘——怀疑产生了——当时流行的一首知青歌——我们是国家的功臣!
一九七年五月十七日,我们在m市火车站兴冲冲登上列车,奔赴遥远的北大荒。车站上一片连哭带叫,知青从车窗里伸出手,死死抓着站在月台上那些送站的亲人的手臂,直到车轮启动也不撒手,维持秩序的人手执小木棍,使劲打才把他们的手打开,真像生离死别一样!这之中唯有我是另一个样子,我特别兴奋,起劲地敲锣打鼓,拼命喊口号。那时我刚十六岁,浑身带着在红卫兵运动中激发出的热情,脑袋里只有"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这几个字,其它什么具体的东西也没有,只是一团火热的、膨胀的、闪闪发光的感觉。再加上人在少年时那种离家出走闯一闯的傻乎乎的愿望。一路上兴高采烈,敲敲打打,又喊又叫,列车走了两天两夜,没到站嗓子就没有声音了。
列车在深夜到达农场车站。一开门,漆黑一片,哗哗下雨,极冷。我们是从炎热的m市来的,身上还穿着衬衫呢!赶紧从行李包抻出军大衣穿上。下了车,在站台昏暗的灯光里,只见大家一片绿,全都穿上了棉衣。冷雨却沙沙打在棉衣上。
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它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x连下车,一同来到这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猪肉那天呵——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技机压死一条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断断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邦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冒,一舔,舌头就粘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扰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工。在逼她交待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有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势。我们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家,常常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部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又决不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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