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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文學的作者，一種是士，一種是民。如兩漢文章，唐宋詩詞，作者是士。如民謠、童謠、平話、說書，作者是民。
平話與說書自唐以后纔有，另成藝人，民謠童謠則來歷甚古，不成為藝人，兩者皆屬于民，有別于士。士為四民之一，本來也是民，但是士與民有別而相關，此點要追溯到周禮王制的王官與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后世制度雖改，此種身分的自覺還是一直承傳著。
中國文學作者與西洋文學作者的素質根本不同，西洋沒有士，他們的民亦不像中國的。所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素質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這點提出來說得明白，經過也不是容易。士與文學我比較知道得早，為此與日本文人爭論過一陣。但是中國民眾文學的所以然，則是到了這回寫寫中國文學史話，中間才豁然明白過來的。
先說關于士與文學的話。尾崎士郎我聽他說過兩次“我是小說家”一次我就當面批評他：“楊雄說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你為何安于做個小說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詩人，而不以詩人自居。”尾崎聽了以為然，其后有一次他當著我，對人更正說：“其實我不是小說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歡他的人灑落無礙，神采照座。
其后是對保田與重郎，保田志于做隱遁詩人，嚮往后鳥羽院文學，我說：后鳥羽帝受制于將軍，其歌、詩雖美，蓋與宋徽宗之耽于書畫而被金兵俘虜，同為可誡。至于士，是要為國家靖亂，開出太平，又豈可只想抱殘守缺，做個隱遁詩人。中國人亦以文章之美為最貴，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視禮樂，則禮樂為本，文章為末，所以李白蘇軾皆不願只做個文章之士，歐陽修對客多是談政治，很少及于文章。何況如莊子所言，雖天子亦可平視，雖禮樂亦可豁脫，來到了大自然之前無貴賤，所以真貴人往往忘其貴，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絕世的好文章出于無意。而中國的藝人更謙卑。日本人是人耽于詩歌與美術了，但我愛的還是像豐臣秀吉那樣的英雄，他統一了群雄割據的局面，開出日本史上所謂桃山時代，他自己不寫文章，不作一件美術品，他只開了風氣，讓世人去百花齊放，今天的又是什麼時勢，而你卻只想做個隱遁詩人？
我在保田家談了這些，翌日他對我只說了一句：“我把你的話想了通宵。”以后我還寫過幾封信申論此旨，但是保田終不肯接受。這點還是尾崎士郎我與他說話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訪問裏”他聽了我的說話之后很反省，他道：“今天我們的文學裏就是沒有革命。”沒有革命，是沒有禮樂，也沒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譯“今生今世”尾崎道：“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說。”當下我聽了起一反感，因為這與寫政治小說的作家的身分志氣是不同的。
雖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與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島由紀夫，皆才華氣概有足使人嚮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時日本的小說家皆同于西洋作家的身分，無復士的自覺了。他們很訝異中國的文人何以都那樣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種不屑。
中國是五四運動時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觀念，要學西洋的知識分子一樣。可是士的志氣與對天下的責任觀念還是不自覺地存在著，而且高揚，以此參加北伐，有的則去參加中共，演了傳統的、領導民間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學上有意壓消了士的身分觀念，遂變得了沒有中國自己的文學。
士的自覺殆于全滅，是在國府遷臺后。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化人參加革命，上中共的當，遭了嚴重的政治失敗，從此對天下國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見識上的自信與勇氣了。二是美國化壓倒了一切，物量主義的社會把感情、道德與智慧來徹底破壞了，哪裏還會有士的精神。他們遂成了完全與西洋的文化人一樣。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大學教授與文壇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在徹底把文學理論西洋化，如顏元叔之流。
二
然則西洋文學的作家又是怎樣的人呢？他們可分兩種，一種素質好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式的，又一種素質惡俗的是中世紀文藝復興后的藝術家式的。
西洋文學當中最好的是柏拉圖集，文學原不在乎詩文小說戲劇等形式，如史記就是最好的文學。柏拉圖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臘是其數學與科學皆是詩的，其哲學家是詩人。原來希臘的數學與科學是從巴比倫與埃及的寺院僧侶學得來的，所以希臘的哲學者還離祭司未遠，他們都信神。但是已離祭司而獨立，成了學問家的一種新身分了。他們雖然沒有能夠像中國的離祭司獨立了成為士，沒有像中國之士對天下的責任感與禮樂之學，但是也有一種新鮮清潔的朝氣。
后世西洋的好文學亦宁是在數學與科學者，如笛卡兒、愛因斯坦。文學者是像蕭伯納。日本如寺田寅彥的隨筆，岡潔的“春草”湯川秀樹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當時的文學家所可及。文學家則日本的如永井荷風與長谷川如是閑，中國的如周作人與張愛玲，有西洋柏拉圖以來知性的光。但是希臘的哲學家因未成為士，沒有禮樂之學，他們的學問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裏去，雖然他們的行為離俗是好，可是會流于乖張。像柏拉圖于一天之內做兩個新娘的新郎，就是涉于乖張。永井荷風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情。長谷川如是閑不營結婚家庭生活。周作人也有一種冷。冷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這點大不如柏拉圖。他們學希臘哲學家的知性，而沒有學得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張愛玲比他們都好，但是她也不宜于中國人家。笛卡兒、愛因斯坦、寺田寅彥、岡潔、湯川秀樹他們倒是熱情正常，也沒有乖張，也沒有癖。
五四運動初期的文學，是受了希臘柏拉圖一派知性的影響，所以雖然幼稚，倒是可以使人興起。五四青年有一種新的身分的自喜，那也是近于希臘哲學者的身分。而后來變得不好，則是因為一轉轉入了模仿西洋中世紀文藝復興后惡俗的藝術與哲學一派。歐洲文藝復興，蘇醒了希臘的知性，但是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則在以后的藝術者與哲學者當中不再存在了。達文西好，但他宁是科學者。藝術是米蓋朗基羅的雕刻大衛像及黎明好，而拉斐爾則是俗物。
文學是隨著宗教改革后諸侯貴族勢力的新興，小說裏的男女愛情也帶上了一份高貴浪漫的，但是高貴得有一種清新，與后來的浪漫主義文學的不同。后來產業革命與英國成立大憲章及法國革命所引起的浪漫主義則是慾情的、強力的，沒有那種高貴了。法國革命后文學的作者身分遂明白註定是小市民的了。小市民的人格是守秩序與勇敢，我身存在的見證是對國家有納稅與當兵的義務，通過代議制，有干預國家財政，表決戰爭媾和的權利。你有你表決的權利，但是你憑什麼標準來表決是非呢？則以為義務與權利就是道德，再加上科學的常識與事務的常例，就可作表決的標準了。權利是還有生命財產的安全及居住的自由，與言論結社的自由，但都是社會的，沒有一點講到天道自然，雖有言論的權利，你又能言論些什麼呢？近世西洋文學的作者便是這種小市民的素質，對于自然與天下國家沒有大的智慧與感情，他們能得到些什麼呢？他們所尋求的又是些什麼呢？他們造作了浪漫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等等，翻來覆去，見證不得一個真的東西。因為你要見證一個對象，必先要有一個座標，然而作為主體的你的作家身分就是這樣藐小不實的，哪裏會有什麼結果呢？
所以除了柏拉圖一派以外，近代西洋小市民的文學，是由三種東西構成的，一、物理學的條理章法，包括立體的、投影的、與統計學的描寫方法。二、動物的肉體的感觸，包括生命力與慾情的心理分析與行為上的映像的描寫座標。三、巫魘的情緒，包括怪力亂神的旋律與破裂的描寫展開。這些完全是無明。而中國現在文壇在模仿的，即是這一種西洋文學。
但是連這個今也成了是古典的了。
第二次大戰后這三十幾年來，世界性的產業國家主義社會的龐大物量，最后把人的智慧與感情都壓滅，家庭之內斷絕，人與人斷絕，對物的感情斷絕，連到言語的能力都急遽的退化了。文學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構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說的物理的旋律來吸引讀者。連這個也怕麻煩了，繼起的是男女肉體的穢褻小說，但這也要過時，因為穢褻雖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現代人是連感官也疲憊了。于是出來代替的是不用思考，也不用感官的報告文學，但是報告的還有事件，而人們今是對事件也漠然了，漠然到像貓看電視。現代人是已到了人的生命都被破壞了。于是小說讓位于漫畫，現在日本是大學生在電車裏看漫畫。穢褻小說也讓位于穢褻漫畫。穢褻也已鈍了刺激性，人們仍舊看它，只當是與打拍金珂一樣，為填滿時間與空間的空虛。這裏文學上如果還有一點人性的記憶，那是嬉皮的不信。不信、不信，現代人是對什麼都不信，而能有著不信的自覺，哪怕是極其藐小的，飄忽的，已是可貴的了。然而單單靠這，到底不足以建立文學，柏拉圖一派以外的十八、九世紀以來被視為主流的、西洋小市民文學，到此遂也告終了。
雖亦有得諾貝爾獎的，如川端康成的與索忍尼辛的作品，也于大勢無補。諾貝爾獎有它的用意，取川端，是為今時被荒廢了的美。川端的“雪鄉”是有種杳深的高遠之思。取索忍尼辛，則是為今時被麻木了的正義感。但是川端的“雪鄉”欠天然，也不好玩“雪鄉”之后的川端作品就都墮入藝術的幽闇之谷了。這還因他的是西洋作家的素質，若他是士，則曉得禮樂文章，也不會自己尋到藝術的幽谷去了。
索忍尼辛寫蘇俄集中營的虐待囚犯，對之提出強烈的抗議，但是文章不及張愛玲的“赤地之戀”赤地之戀裏寫的是敵我共同面對著侮辱人類的嚴重事態，要就是被侮辱者與侮辱者一同翻身，比索忍尼辛的抗議深廣。索忍尼辛的作品裏沒有開創時代的新風。在與美國記者問答裏，他說他還是同意俄國行獨裁政治，但是反對集中營非人道的殘虐。他若是中國之士，識得禮樂之治，當不致這樣的差勁，便是文章的氣概與寫法也將可以是不同的了。
一樣的對不正義抗議的作品，紀德的非洲法國殖民地記行，還比索忍尼辛的有一種清新。這種清新也許只是戰前法國的，而索忍尼辛的則是俄國天主教的。現在要是文學上又有希臘的新風就好得多，但這已是必不可能的了。希臘精神在物理學上最后的一人是湯川秀樹，他很不以今時年輕一輩的物理學者為然，說道：“科學的可貴是有預言的能力，今世紀四十年代以后卻只靠賓驗。”他在對后輩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江崎玲的談話中，就表示了這點。
今時惟有來復興比柏拉圖一派的文學更好的、中國的禮樂文章。這裏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第一先要有作家必須是士的自覺。譬如看平劇樊江關，先要看樊梨花與薛金蓮的相貌好，文章也是先要作者的相貌好。
三
西洋文學的作家譬如當律師，是小市民的一種職業上的分工。文學與其他的學問分工，譬如寫歷史的記錄與哲學的論文就不是文學。文學又小說、戲劇作家、詩人、各各分工。如此，文學的範圍變得很狹小，西洋文學的主題是戀愛。
中國文學是萬物的言靈，寫歷史記述與哲學論文都可以是文章，如史記裏寫天文河渠亦都是文章。西洋是早先希臘柏拉圖集裏講哲學數學物理學政治亦是清新的好文章。今人視文學獨立為當然，不知此是西洋小市民的分工制觀念。如果是天下士，當然禮樂文章遍在于一切。
中國文學的破壞，自宋儒起。
宋儒崇道學而鄙視文章，此與楊雄的說文章小道又自不同，楊雄說這話，是他于文章有餘。宋儒說這話，卻是于文章無知。宋儒是先已一半失去了士的身分，所以連對于禮樂文章這句話亦無知。程朱的話不好，如王陽明與其后黃梨洲的詩文最高亦只能算第二流。他們的只見是道學，不能萬事相忘于文章。而今日的中國文壇則又是學了西洋的分工制。
西洋的藝術品與非藝術品分開，藝術品專供在教堂與美術館。文學作品與非文學的文件分開亦是如此。中國是日常用的器皿皆好，文章與書法皆不是藝術，而是在藝術之上。文章若是不能超越藝術，即不是天然的。中國文學是通在于非文學處，以此更知禮樂文章這句話的意思好了。朱天心的“擊壤歌”就豁脫了今人所謂“文藝”的藝。
“擊壤歌”凡四部，寫與女孩子玩，也與男孩子玩，卻未涉戀愛，這就是大大的放寬了文章的境界了。如此，纔是要寫戀愛方可以寫得非常好的。這境界寬闊，就是禮樂文章的底子。現今的青年作者中，文筆精緻高華的好幾位，這裏就要看各人的志氣來是其文章的品級與前途了。志氣惟士有之，小市民的是慾望與打算。
朱熹、王陽明的詩文，人若不為道學，不會去讀它。但是我們全不為什麼而讀蘇軾的詩文，不為哲學而讀莊子，不為學歷史而讀史記，不為文學而看紅樓夢，可以請個看個無數遍，也還是喜歡，想之不完。這即是禮樂文章。文章要忘記禮樂，因為文章就是禮樂。文章更要忘記文學。文章要隨便翻出哪一段都可看。
好的文章從哪一段看起來都可以，因為它豁脫了旋律，又彷彿連沒有一個中心事件做主題，然而處處都相見。
四
詩經的頌、大雅、小雅，是士所作，國風是民所作。士的文章的體制，列于“文心雕龍”不說內容，單就那規模的完備已為西洋所無。民的文學是民謠、童謠、平話與章回小說、戲曲，亦西洋無其比。民的文學皆帶國風的一個風字，西洋文學首先就沒有這個風字。
中國而且是士教化民的文學。周禮王制，太史採地方民間之風謠，誦于天子，以之觀政之得失。教化也不是士指導民的文學，而是像文王之化行于南國，而漢水有游女之詩。這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的關係，又是西洋所沒有的。
這士與民的關係，原來是王官與王民的關係。
周朝的王制建立在井田制，士皆是王官，民皆是王民。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之上是大夫，分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皆有祿以代耕。大夫仕于朝廷，以及為鄉遂之長。而士則在于民間，依于井田制的各單位，率民祭祀，發動耕作與收穫，掌學校教化，率民築堤治水，率民軍訓與出征，率民作器車通有無，率民警護關防。
列宁的發想，工農兵蘇維埃，是以工廠區與農村為單位的，結合工農兵的組織，生產與政治為一體，立法司法行政為一體，而以共產黨員為領導。這與井田制的王宮王民有類似，但是兩者在性質上與效能上完全不同。
中國的井田制到周朝止，行了三千年，是自然生成的，為禮樂政治的基盤。而蘇維埃的基盤，國有土地與國有工廠的產業政治單位編成則是造作的，未成情操，而指令以階級鬥爭為意識，其黨員的指導地位彷彿類似王宮，但怎及士的知性與有感情。井田的王宮王民融合的行動力，遠比蘇維埃的更強大切實深遠，蘇維埃的行動力卻是誇張的，浪費的，經久了容易陳腐，遇外敵就會解體。井田的王制多有文物的創造，蘇俄卻是連文學也沒有了。如此拿蘇維埃來一比，更知周禮王制雖在今日看來亦還是最新式的。
中國文明的政治不是權力的統治，而是教育的政治，昔人所謂王化，今讀了周禮的王官與王民，纔真的明白了。而且從王風這句話，重新明白了中國的文學從王官與王民的關係，重新明白了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
有人曾說，要中國遍地都是教會纔好了。但是教會何如井田制，牧師也不及士，牧師只管祭，士則兼管祭與政。井田制度至周末而廢，但其精神不改，實質多有留存。實質如管仲立州閭鄰伍之制，還是因為有地方之士為幹部。秦廢封建為郡縣，郡縣之冶也還是靠地方處處有士為幹部，于民如王官之于王民。所以中國能不像歐洲封建的受領主統制，比歐洲的早一千八百年前就行起了郡縣制。其實郡縣制亦不過是上面廢了諸侯，地方的州閭鄰伍還是從來就有在那裏的。
王官與王民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是王官與王民共治，所以世界上惟獨中國之民自古以來一直親近政治，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便是由于此。民間起兵時也是士與民在一道。
精神上最顯然的是表現在文學，中國是士的文學也非常接近于民的文學，民的文學也非常接近于上的文學。士的文學有採桑、採蓮、採菱、搗衣之詩，是寫民之生活風景，民的文學如民謠童謠平話則多講政局時勢與英雄豪傑之事。而且兩者在情調上與見識上非常接近，還有是在對女人的情調與見識上亦兩者差不多是一致。這都是中國文學所獨有的。
以下就專來說民的文學。
五
我曾提及要年輕學生也看看征東征西，楊家將等，這些被今時文學者看不起的小說裏，其實有著中國的、農民的見識的喜樂活潑可愛。我小時就看過的，至今有機會時也會尋了來再看一遍，與小時的興趣並不改變。在居所景美興隆路上小書坊裏，偶還見到有這些書，都是印刷裝訂極壞，大書店裏恐怕都不擺這些書了，不免擔心它會淹沒。今寫中國文學史話，再來考察一番，纔知這個問題極大，這些小說乃是民的文學，它與士的文學都是中國獨有，為世界上何國的文學皆所不及的。年輕學生不是也看看，而是必看之書。
民的文學的種類有民謠、童謠、民歌（民歌分竹枝詞、子夜歌、襄陽樂等），唐以前的多收在“古樂府集”裏。及平話與說書，有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三笑姻緣，以及四遊記（東遊記、西遊記、南遊記、北遊記）與平妖傳。還有說唐、殘唐五代平話、征東征西、五虎平西、楊家將、岳傳。平話與說書經過文人編修的有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雖經過文人改編，亦還是民的文學，不屬于士的文學。民的文學還有元曲與明清以來的地方戲與平劇。
民的文學中言兒女之情的如白蛇傳等，大抵極形容太平時的世景，言政治軍事的如三國演義等，大抵皆喜天下大亂。言神怪的如四遊記，則保存有許多神話傳記，而皆明朗沒有巫魘。元曲是出在異族入主華夏之時，特強調人事的真實。民的文學雖喜反亂，而皆主于忠孝節義，天下有一個正統。
西洋沒有民的文學，只有些少幾隻民歌，但是沒有風謠的一個風字。西洋是經過長長的奴隸社會，所以他們的民間沒有像中國人的佳節，以此，西洋沒有民的文學。雖有歌劇，但那是羅馬帝國貴族的劇院的流傳，原來就不是民的東西。西洋很少民話，民間的現實生活裏又已沒有了神話的存在，因為都被一神的基督教禁絕了滅亡了，這又哪裏還能有民的文學？當然他們也沒有士的文學。西洋的文學是一種叫做文學家的藝人的東西。
次于中國的，惟日本有民的文學。日本有歌垣，有神舞及民話，有浪曲、淨？璃、落語、能樂、歌舞伎。日本的民謠最華麗。日本有柳田國男與折口信夫兩位先生研究日本的民俗學與日本國文學的發生，很可敬服，日本有許多在古事記以外的神話，如妣之國與道祖神（引路神）現尚生存在民間。又有許多各地方的鄉土民話都非常好，有日本的特點，非西洋所有，亦與中國的不同。歌垣亦曰嬥歌，于秋月餘暑之夜近筑波山一帶的村莊市鎮的年輕男女結隊到筑波山攏聚為垣，張袂成帷，唱情歌為應答嘲戲，相悅者即引去野台。浪曲用薩摩琵琶，唱源平戰爭，有些兒像中國的彈詞，而悲壯蒼涼。淨？璃最像中國的木偶戲演觀音得道的唱詞，是那種腔調兒。能之于歌舞伎，則可比中國的崑曲之于平劇，能樂極悠遠深致，比崑曲的又是另一境界，歌舞伎則不及平劇。其中能樂也許要除外，列入士的文學中。
日本的士的文學從古事記的神道與皇室及公卿的歌而來，見于萬葉集。萬葉集似中國的詩經，而缺大雅。日本士的文學一面結合于從唐土傳來的漢詩，一面更結合于日本的民的文學，其主于忠孝節義與中國同，惟不及中國的自然。日本人是知神而不知天道。惟明治天皇御製的歌真正的可佩服，它完全是日本的，而超過了日本的。
這樣一看，西洋什麼也沒有，只有藝人的文學，那真是貧薄了。
印度的文學也不振。印度是古來有祭司而未成為士，所以沒有士的文學。印度教的多神本可以是產生民的文學的，但是不曾產生得。近世是印度的獨立運動產生了士，泰戈爾、甘地、尼赫魯的詩文可說是士的文學，但是獨立后只模仿西洋的議會政治，沒有自己的創造，沒有禮樂的基礎，士的身分是不牢靠的。所以泰戈爾、甘地、尼赫魯之后無人繼，印度連是否有過一次泰戈爾他們士的文學都似可疑了。
日本的文學今因西洋化而大壞，但是他們的文化人對于浪曲等還是不敢輕蔑，再看今時我國的文壇，把三國演義、征東征西等不屑一提，這不是可笑的事！
六
中國人是易經的民族，又曾有約三千年間井田制王宮王民的培養，在文學上，士與民皆對政治與天數敏感，于事理明白，男女愛悅有空與色之際的新艷。有時民遠比士敏感，因為士或被其學問與身在政治當局，蔽其知性。
民的文學裏，對于政局敏感的先表現在民謠。如“？弧箕箙，幾亡周國”是對周幽王寵褒姒。“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是對漢景帝殺淮南王，皆帶有譴責之意。像這樣的民謠，在古樂府詩載有很多。與外國的不同。日本與西洋的所謂民謠是相當情歌，中國的民謠則幾乎部是對政治的。對當朝者不是為于己身利害的怨恨或抗議，而是王民對王官的那種親近。
而還有童謠則是對天數的預感。
小時看三國演義講到董卓與童謠一段，著實心驚。傳說天下將大亂時，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來到地上，唱出似謠似讖的一隻歌來，大抵是在暑天晚上，即刻傳遍開來，到處小兒都應和了唱，謠詞之意無人知曉，隨后才鮮烈的應驗。譬如董卓之事，董卓暴虐還好，董卓死... -->>
一
中國文學的作者，一種是士，一種是民。如兩漢文章，唐宋詩詞，作者是士。如民謠、童謠、平話、說書，作者是民。
平話與說書自唐以后纔有，另成藝人，民謠童謠則來歷甚古，不成為藝人，兩者皆屬于民，有別于士。士為四民之一，本來也是民，但是士與民有別而相關，此點要追溯到周禮王制的王官與王民，士是王官，民是王民。后世制度雖改，此種身分的自覺還是一直承傳著。
中國文學作者與西洋文學作者的素質根本不同，西洋沒有士，他們的民亦不像中國的。所以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的素質亦根本不同了。
我今能把這點提出來說得明白，經過也不是容易。士與文學我比較知道得早，為此與日本文人爭論過一陣。但是中國民眾文學的所以然，則是到了這回寫寫中國文學史話，中間才豁然明白過來的。
先說關于士與文學的話。尾崎士郎我聽他說過兩次“我是小說家”一次我就當面批評他：“楊雄說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你為何安于做個小說家？明治天皇才真是大詩人，而不以詩人自居。”尾崎聽了以為然，其后有一次他當著我，對人更正說：“其實我不是小說家。”尾崎是天才作家，我喜歡他的人灑落無礙，神采照座。
其后是對保田與重郎，保田志于做隱遁詩人，嚮往后鳥羽院文學，我說：后鳥羽帝受制于將軍，其歌、詩雖美，蓋與宋徽宗之耽于書畫而被金兵俘虜，同為可誡。至于士，是要為國家靖亂，開出太平，又豈可只想抱殘守缺，做個隱遁詩人。中國人亦以文章之美為最貴，但凡事自有本末，以視禮樂，則禮樂為本，文章為末，所以李白蘇軾皆不願只做個文章之士，歐陽修對客多是談政治，很少及于文章。何況如莊子所言，雖天子亦可平視，雖禮樂亦可豁脫，來到了大自然之前無貴賤，所以真貴人往往忘其貴，真美人不自知其美，絕世的好文章出于無意。而中國的藝人更謙卑。日本人是人耽于詩歌與美術了，但我愛的還是像豐臣秀吉那樣的英雄，他統一了群雄割據的局面，開出日本史上所謂桃山時代，他自己不寫文章，不作一件美術品，他只開了風氣，讓世人去百花齊放，今天的又是什麼時勢，而你卻只想做個隱遁詩人？
我在保田家談了這些，翌日他對我只說了一句：“我把你的話想了通宵。”以后我還寫過幾封信申論此旨，但是保田終不肯接受。這點還是尾崎士郎我與他說話能通。在那次“早晨的訪問裏”他聽了我的說話之后很反省，他道：“今天我們的文學裏就是沒有革命。”沒有革命，是沒有禮樂，也沒有文章的。可是一次商量日譯“今生今世”尾崎道：“這可好，如今流行起政治小說。”當下我聽了起一反感，因為這與寫政治小說的作家的身分志氣是不同的。
雖然如此，昭和文人中只此二人是士，尾崎與保田，再有一人是三島由紀夫，皆才華氣概有足使人嚮往的。二人已死，如今存者惟保田。此外今時日本的小說家皆同于西洋作家的身分，無復士的自覺了。他們很訝異中國的文人何以都那樣政治性的，言下有一種不屑。
中國是五四運動時叫喊取消士的身分觀念，要學西洋的知識分子一樣。可是士的志氣與對天下的責任觀念還是不自覺地存在著，而且高揚，以此參加北伐，有的則去參加中共，演了傳統的、領導民間起兵的，士的角色。而因在文學上有意壓消了士的身分觀念，遂變得了沒有中國自己的文學。
士的自覺殆于全滅，是在國府遷臺后。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文化人參加革命，上中共的當，遭了嚴重的政治失敗，從此對天下國家大事完全失去了見識上的自信與勇氣了。二是美國化壓倒了一切，物量主義的社會把感情、道德與智慧來徹底破壞了，哪裏還會有士的精神。他們遂成了完全與西洋的文化人一樣。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大學教授與文壇作家的人格藐小卑劣，也從來沒有像今日的在徹底把文學理論西洋化，如顏元叔之流。
二
然則西洋文學的作家又是怎樣的人呢？他們可分兩種，一種素質好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式的，又一種素質惡俗的是中世紀文藝復興后的藝術家式的。
西洋文學當中最好的是柏拉圖集，文學原不在乎詩文小說戲劇等形式，如史記就是最好的文學。柏拉圖的文章有知性的光。希臘是其數學與科學皆是詩的，其哲學家是詩人。原來希臘的數學與科學是從巴比倫與埃及的寺院僧侶學得來的，所以希臘的哲學者還離祭司未遠，他們都信神。但是已離祭司而獨立，成了學問家的一種新身分了。他們雖然沒有能夠像中國的離祭司獨立了成為士，沒有像中國之士對天下的責任感與禮樂之學，但是也有一種新鮮清潔的朝氣。
后世西洋的好文學亦宁是在數學與科學者，如笛卡兒、愛因斯坦。文學者是像蕭伯納。日本如寺田寅彥的隨筆，岡潔的“春草”湯川秀樹的“旅人”皆是好文章，非當時的文學家所可及。文學家則日本的如永井荷風與長谷川如是閑，中國的如周作人與張愛玲，有西洋柏拉圖以來知性的光。但是希臘的哲學家因未成為士，沒有禮樂之學，他們的學問的知性的光安不到人事裏去，雖然他們的行為離俗是好，可是會流于乖張。像柏拉圖于一天之內做兩個新娘的新郎，就是涉于乖張。永井荷風晚年更是冷癖不近人情。長谷川如是閑不營結婚家庭生活。周作人也有一種冷。冷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這點大不如柏拉圖。他們學希臘哲學家的知性，而沒有學得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張愛玲比他們都好，但是她也不宜于中國人家。笛卡兒、愛因斯坦、寺田寅彥、岡潔、湯川秀樹他們倒是熱情正常，也沒有乖張，也沒有癖。
五四運動初期的文學，是受了希臘柏拉圖一派知性的影響，所以雖然幼稚，倒是可以使人興起。五四青年有一種新的身分的自喜，那也是近于希臘哲學者的身分。而后來變得不好，則是因為一轉轉入了模仿西洋中世紀文藝復興后惡俗的藝術與哲學一派。歐洲文藝復興，蘇醒了希臘的知性，但是希臘哲學家的身份的自覺，則在以后的藝術者與哲學者當中不再存在了。達文西好，但他宁是科學者。藝術是米蓋朗基羅的雕刻大衛像及黎明好，而拉斐爾則是俗物。
文學是隨著宗教改革后諸侯貴族勢力的新興，小說裏的男女愛情也帶上了一份高貴浪漫的，但是高貴得有一種清新，與后來的浪漫主義文學的不同。后來產業革命與英國成立大憲章及法國革命所引起的浪漫主義則是慾情的、強力的，沒有那種高貴了。法國革命后文學的作者身分遂明白註定是小市民的了。小市民的人格是守秩序與勇敢，我身存在的見證是對國家有納稅與當兵的義務，通過代議制，有干預國家財政，表決戰爭媾和的權利。你有你表決的權利，但是你憑什麼標準來表決是非呢？則以為義務與權利就是道德，再加上科學的常識與事務的常例，就可作表決的標準了。權利是還有生命財產的安全及居住的自由，與言論結社的自由，但都是社會的，沒有一點講到天道自然，雖有言論的權利，你又能言論些什麼呢？近世西洋文學的作者便是這種小市民的素質，對于自然與天下國家沒有大的智慧與感情，他們能得到些什麼呢？他們所尋求的又是些什麼呢？他們造作了浪漫主義文學，自然主義文學等等，翻來覆去，見證不得一個真的東西。因為你要見證一個對象，必先要有一個座標，然而作為主體的你的作家身分就是這樣藐小不實的，哪裏會有什麼結果呢？
所以除了柏拉圖一派以外，近代西洋小市民的文學，是由三種東西構成的，一、物理學的條理章法，包括立體的、投影的、與統計學的描寫方法。二、動物的肉體的感觸，包括生命力與慾情的心理分析與行為上的映像的描寫座標。三、巫魘的情緒，包括怪力亂神的旋律與破裂的描寫展開。這些完全是無明。而中國現在文壇在模仿的，即是這一種西洋文學。
但是連這個今也成了是古典的了。
第二次大戰后這三十幾年來，世界性的產業國家主義社會的龐大物量，最后把人的智慧與感情都壓滅，家庭之內斷絕，人與人斷絕，對物的感情斷絕，連到言語的能力都急遽的退化了。文學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構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說的物理的旋律來吸引讀者。連這個也怕麻煩了，繼起的是男女肉體的穢褻小說，但這也要過時，因為穢褻雖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現代人是連感官也疲憊了。于是出來代替的是不用思考，也不用感官的報告文學，但是報告的還有事件，而人們今是對事件也漠然了，漠然到像貓看電視。現代人是已到了人的生命都被破壞了。于是小說讓位于漫畫，現在日本是大學生在電車裏看漫畫。穢褻小說也讓位于穢褻漫畫。穢褻也已鈍了刺激性，人們仍舊看它，只當是與打拍金珂一樣，為填滿時間與空間的空虛。這裏文學上如果還有一點人性的記憶，那是嬉皮的不信。不信、不信，現代人是對什麼都不信，而能有著不信的自覺，哪怕是極其藐小的，飄忽的，已是可貴的了。然而單單靠這，到底不足以建立文學，柏拉圖一派以外的十八、九世紀以來被視為主流的、西洋小市民文學，到此遂也告終了。
雖亦有得諾貝爾獎的，如川端康成的與索忍尼辛的作品，也于大勢無補。諾貝爾獎有它的用意，取川端，是為今時被荒廢了的美。川端的“雪鄉”是有種杳深的高遠之思。取索忍尼辛，則是為今時被麻木了的正義感。但是川端的“雪鄉”欠天然，也不好玩“雪鄉”之后的川端作品就都墮入藝術的幽闇之谷了。這還因他的是西洋作家的素質，若他是士，則曉得禮樂文章，也不會自己尋到藝術的幽谷去了。
索忍尼辛寫蘇俄集中營的虐待囚犯，對之提出強烈的抗議，但是文章不及張愛玲的“赤地之戀”赤地之戀裏寫的是敵我共同面對著侮辱人類的嚴重事態，要就是被侮辱者與侮辱者一同翻身，比索忍尼辛的抗議深廣。索忍尼辛的作品裏沒有開創時代的新風。在與美國記者問答裏，他說他還是同意俄國行獨裁政治，但是反對集中營非人道的殘虐。他若是中國之士，識得禮樂之治，當不致這樣的差勁，便是文章的氣概與寫法也將可以是不同的了。
一樣的對不正義抗議的作品，紀德的非洲法國殖民地記行，還比索忍尼辛的有一種清新。這種清新也許只是戰前法國的，而索忍尼辛的則是俄國天主教的。現在要是文學上又有希臘的新風就好得多，但這已是必不可能的了。希臘精神在物理學上最后的一人是湯川秀樹，他很不以今時年輕一輩的物理學者為然，說道：“科學的可貴是有預言的能力，今世紀四十年代以后卻只靠賓驗。”他在對后輩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江崎玲的談話中，就表示了這點。
今時惟有來復興比柏拉圖一派的文學更好的、中國的禮樂文章。這裏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第一先要有作家必須是士的自覺。譬如看平劇樊江關，先要看樊梨花與薛金蓮的相貌好，文章也是先要作者的相貌好。
三
西洋文學的作家譬如當律師，是小市民的一種職業上的分工。文學與其他的學問分工，譬如寫歷史的記錄與哲學的論文就不是文學。文學又小說、戲劇作家、詩人、各各分工。如此，文學的範圍變得很狹小，西洋文學的主題是戀愛。
中國文學是萬物的言靈，寫歷史記述與哲學論文都可以是文章，如史記裏寫天文河渠亦都是文章。西洋是早先希臘柏拉圖集裏講哲學數學物理學政治亦是清新的好文章。今人視文學獨立為當然，不知此是西洋小市民的分工制觀念。如果是天下士，當然禮樂文章遍在于一切。
中國文學的破壞，自宋儒起。
宋儒崇道學而鄙視文章，此與楊雄的說文章小道又自不同，楊雄說這話，是他于文章有餘。宋儒說這話，卻是于文章無知。宋儒是先已一半失去了士的身分，所以連對于禮樂文章這句話亦無知。程朱的話不好，如王陽明與其后黃梨洲的詩文最高亦只能算第二流。他們的只見是道學，不能萬事相忘于文章。而今日的中國文壇則又是學了西洋的分工制。
西洋的藝術品與非藝術品分開，藝術品專供在教堂與美術館。文學作品與非文學的文件分開亦是如此。中國是日常用的器皿皆好，文章與書法皆不是藝術，而是在藝術之上。文章若是不能超越藝術，即不是天然的。中國文學是通在于非文學處，以此更知禮樂文章這句話的意思好了。朱天心的“擊壤歌”就豁脫了今人所謂“文藝”的藝。
“擊壤歌”凡四部，寫與女孩子玩，也與男孩子玩，卻未涉戀愛，這就是大大的放寬了文章的境界了。如此，纔是要寫戀愛方可以寫得非常好的。這境界寬闊，就是禮樂文章的底子。現今的青年作者中，文筆精緻高華的好幾位，這裏就要看各人的志氣來是其文章的品級與前途了。志氣惟士有之，小市民的是慾望與打算。
朱熹、王陽明的詩文，人若不為道學，不會去讀它。但是我們全不為什麼而讀蘇軾的詩文，不為哲學而讀莊子，不為學歷史而讀史記，不為文學而看紅樓夢，可以請個看個無數遍，也還是喜歡，想之不完。這即是禮樂文章。文章要忘記禮樂，因為文章就是禮樂。文章更要忘記文學。文章要隨便翻出哪一段都可看。
好的文章從哪一段看起來都可以，因為它豁脫了旋律，又彷彿連沒有一個中心事件做主題，然而處處都相見。
四
詩經的頌、大雅、小雅，是士所作，國風是民所作。士的文章的體制，列于“文心雕龍”不說內容，單就那規模的完備已為西洋所無。民的文學是民謠、童謠、平話與章回小說、戲曲，亦西洋無其比。民的文學皆帶國風的一個風字，西洋文學首先就沒有這個風字。
中國而且是士教化民的文學。周禮王制，太史採地方民間之風謠，誦于天子，以之觀政之得失。教化也不是士指導民的文學，而是像文王之化行于南國，而漢水有游女之詩。這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的關係，又是西洋所沒有的。
這士與民的關係，原來是王官與王民的關係。
周朝的王制建立在井田制，士皆是王官，民皆是王民。士有下士、中士、上士，上士之上是大夫，分下大夫、中大夫、上大夫，皆有祿以代耕。大夫仕于朝廷，以及為鄉遂之長。而士則在于民間，依于井田制的各單位，率民祭祀，發動耕作與收穫，掌學校教化，率民築堤治水，率民軍訓與出征，率民作器車通有無，率民警護關防。
列宁的發想，工農兵蘇維埃，是以工廠區與農村為單位的，結合工農兵的組織，生產與政治為一體，立法司法行政為一體，而以共產黨員為領導。這與井田制的王宮王民有類似，但是兩者在性質上與效能上完全不同。
中國的井田制到周朝止，行了三千年，是自然生成的，為禮樂政治的基盤。而蘇維埃的基盤，國有土地與國有工廠的產業政治單位編成則是造作的，未成情操，而指令以階級鬥爭為意識，其黨員的指導地位彷彿類似王宮，但怎及士的知性與有感情。井田的王宮王民融合的行動力，遠比蘇維埃的更強大切實深遠，蘇維埃的行動力卻是誇張的，浪費的，經久了容易陳腐，遇外敵就會解體。井田的王制多有文物的創造，蘇俄卻是連文學也沒有了。如此拿蘇維埃來一比，更知周禮王制雖在今日看來亦還是最新式的。
中國文明的政治不是權力的統治，而是教育的政治，昔人所謂王化，今讀了周禮的王官與王民，纔真的明白了。而且從王風這句話，重新明白了中國的文學從王官與王民的關係，重新明白了士的文學與民的文學。
有人曾說，要中國遍地都是教會纔好了。但是教會何如井田制，牧師也不及士，牧師只管祭，士則兼管祭與政。井田制度至周末而廢，但其精神不改，實質多有留存。實質如管仲立州閭鄰伍之制，還是因為有地方之士為幹部。秦廢封建為郡縣，郡縣之冶也還是靠地方處處有士為幹部，于民如王官之于王民。所以中國能不像歐洲封建的受領主統制，比歐洲的早一千八百年前就行起了郡縣制。其實郡縣制亦不過是上面廢了諸侯，地方的州閭鄰伍還是從來就有在那裏的。
王官與王民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是王官與王民共治，所以世界上惟獨中國之民自古以來一直親近政治，中國史上獨有的民間起兵便是由于此。民間起兵時也是士與民在一道。
精神上最顯然的是表現在文學，中國是士的文學也非常接近于民的文學，民的文學也非常接近于上的文學。士的文學有採桑、採蓮、採菱、搗衣之詩，是寫民之生活風景，民的文學如民謠童謠平話則多講政局時勢與英雄豪傑之事。而且兩者在情調上與見識上非常接近，還有是在對女人的情調與見識上亦兩者差不多是一致。這都是中國文學所獨有的。
以下就專來說民的文學。
五
我曾提及要年輕學生也看看征東征西，楊家將等，這些被今時文學者看不起的小說裏，其實有著中國的、農民的見識的喜樂活潑可愛。我小時就看過的，至今有機會時也會尋了來再看一遍，與小時的興趣並不改變。在居所景美興隆路上小書坊裏，偶還見到有這些書，都是印刷裝訂極壞，大書店裏恐怕都不擺這些書了，不免擔心它會淹沒。今寫中國文學史話，再來考察一番，纔知這個問題極大，這些小說乃是民的文學，它與士的文學都是中國獨有，為世界上何國的文學皆所不及的。年輕學生不是也看看，而是必看之書。
民的文學的種類有民謠、童謠、民歌（民歌分竹枝詞、子夜歌、襄陽樂等），唐以前的多收在“古樂府集”裏。及平話與說書，有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台、三笑姻緣，以及四遊記（東遊記、西遊記、南遊記、北遊記）與平妖傳。還有說唐、殘唐五代平話、征東征西、五虎平西、楊家將、岳傳。平話與說書經過文人編修的有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雖經過文人改編，亦還是民的文學，不屬于士的文學。民的文學還有元曲與明清以來的地方戲與平劇。
民的文學中言兒女之情的如白蛇傳等，大抵極形容太平時的世景，言政治軍事的如三國演義等，大抵皆喜天下大亂。言神怪的如四遊記，則保存有許多神話傳記，而皆明朗沒有巫魘。元曲是出在異族入主華夏之時，特強調人事的真實。民的文學雖喜反亂，而皆主于忠孝節義，天下有一個正統。
西洋沒有民的文學，只有些少幾隻民歌，但是沒有風謠的一個風字。西洋是經過長長的奴隸社會，所以他們的民間沒有像中國人的佳節，以此，西洋沒有民的文學。雖有歌劇，但那是羅馬帝國貴族的劇院的流傳，原來就不是民的東西。西洋很少民話，民間的現實生活裏又已沒有了神話的存在，因為都被一神的基督教禁絕了滅亡了，這又哪裏還能有民的文學？當然他們也沒有士的文學。西洋的文學是一種叫做文學家的藝人的東西。
次于中國的，惟日本有民的文學。日本有歌垣，有神舞及民話，有浪曲、淨？璃、落語、能樂、歌舞伎。日本的民謠最華麗。日本有柳田國男與折口信夫兩位先生研究日本的民俗學與日本國文學的發生，很可敬服，日本有許多在古事記以外的神話，如妣之國與道祖神（引路神）現尚生存在民間。又有許多各地方的鄉土民話都非常好，有日本的特點，非西洋所有，亦與中國的不同。歌垣亦曰嬥歌，于秋月餘暑之夜近筑波山一帶的村莊市鎮的年輕男女結隊到筑波山攏聚為垣，張袂成帷，唱情歌為應答嘲戲，相悅者即引去野台。浪曲用薩摩琵琶，唱源平戰爭，有些兒像中國的彈詞，而悲壯蒼涼。淨？璃最像中國的木偶戲演觀音得道的唱詞，是那種腔調兒。能之于歌舞伎，則可比中國的崑曲之于平劇，能樂極悠遠深致，比崑曲的又是另一境界，歌舞伎則不及平劇。其中能樂也許要除外，列入士的文學中。
日本的士的文學從古事記的神道與皇室及公卿的歌而來，見于萬葉集。萬葉集似中國的詩經，而缺大雅。日本士的文學一面結合于從唐土傳來的漢詩，一面更結合于日本的民的文學，其主于忠孝節義與中國同，惟不及中國的自然。日本人是知神而不知天道。惟明治天皇御製的歌真正的可佩服，它完全是日本的，而超過了日本的。
這樣一看，西洋什麼也沒有，只有藝人的文學，那真是貧薄了。
印度的文學也不振。印度是古來有祭司而未成為士，所以沒有士的文學。印度教的多神本可以是產生民的文學的，但是不曾產生得。近世是印度的獨立運動產生了士，泰戈爾、甘地、尼赫魯的詩文可說是士的文學，但是獨立后只模仿西洋的議會政治，沒有自己的創造，沒有禮樂的基礎，士的身分是不牢靠的。所以泰戈爾、甘地、尼赫魯之后無人繼，印度連是否有過一次泰戈爾他們士的文學都似可疑了。
日本的文學今因西洋化而大壞，但是他們的文化人對于浪曲等還是不敢輕蔑，再看今時我國的文壇，把三國演義、征東征西等不屑一提，這不是可笑的事！
六
中國人是易經的民族，又曾有約三千年間井田制王宮王民的培養，在文學上，士與民皆對政治與天數敏感，于事理明白，男女愛悅有空與色之際的新艷。有時民遠比士敏感，因為士或被其學問與身在政治當局，蔽其知性。
民的文學裏，對于政局敏感的先表現在民謠。如“？弧箕箙，幾亡周國”是對周幽王寵褒姒。“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是對漢景帝殺淮南王，皆帶有譴責之意。像這樣的民謠，在古樂府詩載有很多。與外國的不同。日本與西洋的所謂民謠是相當情歌，中國的民謠則幾乎部是對政治的。對當朝者不是為于己身利害的怨恨或抗議，而是王民對王官的那種親近。
而還有童謠則是對天數的預感。
小時看三國演義講到董卓與童謠一段，著實心驚。傳說天下將大亂時，熒惑星化為緋衣小兒來到地上，唱出似謠似讖的一隻歌來，大抵是在暑天晚上，即刻傳遍開來，到處小兒都應和了唱，謠詞之意無人知曉，隨后才鮮烈的應驗。譬如董卓之事，董卓暴虐還好，董卓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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