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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爱读书的。
望着房敬贫的身影在寨路上拐过弯去，我仍痴呆呆地停立在原地，直到树叶子上凝聚的一颗水珠滴落在我的颈脖里，我才回过神来。我决定不去追他，等我去找了舒吟，把事情谈妥了，回到钥匙寨，再找他也不迟。
放了晚学，尽管已是薄暮时分，天空中的乌云又像弥天硝烟似的翻滚着，我还是决定上路，到蛇场坪去找舒吟。
印满蹄迹的泥泞道从钥匙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两山夹峙的垭口。我穿了一双高统雨靴，一只脚踩下去，一只脚小心翼翼地从泥浆中拔出来，又往前重重地踩地。明知随时都可能有滂沱大雨，为了省劲儿，我还是没带雨伞。风在紧吹，路旁的茅草在摇曳发颤，远山近岭全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气里。我紧走着。到公社所在地蛇场坪只有六里山路，却有两条溪流，这两条溪流，平时都很浅，随便从哪儿都可以光着脚走过去，因为没架木桥，光是竖起一块一块石墩墩，雨季水涨的时候，人们就得顺着石墩墩一步一步过去。
这些年，也数不清我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踩下多少个脚印。
一九六九年，我从上海到钥匙寨来插队落户。每逢场期，我们钥匙寨集体户的上海知青们，总要呼群结伴的，到蛇场坪赶场。想想只有六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何乐而不为呢。比起那些插队在更荒僻闭塞的寨子上的知青们，我们算福气多了。尽管蛇场坪本身也是三县交界地上的一个小乡场，统共也只有四五百居民，每天只有一辆班车从这儿过路，有着两条称不上是街的麻石道。可知识青年们是好闹热的呀，到场上饭馆里聚一聚，抽上几支烟，喝上一两酒，吃上一碗脆哨面条，胡乱地发一通牢骚，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也比闷在集体户那晦暗的茅屋里有劲儿。
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日子也像那混乱的年代一样，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蛇场公社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有的升学，有的调干，有的当工人，直到一九七八年底，留在蛇场公社的，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四个知青。一个是我的女朋友舒吟，她在一九七三年被地区师专招去，当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分回蛇场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现在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一个是蛇场坪百货商店花布柜台的营业员毕雪萌，她在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确实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在县医院医治了三个月之后，被照顾分配了工作。第三个是公社兽医站的冯士敏，一个粗莽结实的壮汉子。他的经历和舒吟相似，一九七三年被推荐到地区农校读了两年书，一九七五年分配回公社，当了一名专给牛、马、猪、羊看病打针的兽医。四邻八寨的乡亲们，对他还很尊重，老远地看到，就叫他冯医师。他也理所当然地一口应承。前年春节，他和蛇场坪街上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已有了一个白胖儿子。再加上他走村串寨地给牲畜看病，走到哪儿吃那儿，满口的本地腔，初次见他的人，根本猜不到他是当年的知青。第四个就是我了。我既没去地区、省城读过书，又没得到过啥特殊照顾，留在钥匙寨，纯是偶然的因素。
我插队落户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钥匙寨乡村小学校的一个男教师，因罚学生跪在搓衣板上，学生家长闹到大队，死不罢休。那男教师自然被大队罢免了教职。教学需要继续，派哪个人去呢？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字，父母又是教师，大队就派我教书。
说老实话，我答应教书的时候，抱的纯粹是临时观点。插队落户快四年了，山寨上壮劳力干的农活，我哪样没干过啊！繁重琐碎的乡村体力劳动，我既已适应，又觉得厌烦、劳累。当然，到小学校去教书，说什么也比干农活轻松些。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拨知青，对久已盼望、天天念叨的上调，早已丧失了信心。四年了，只听说县里面招过两次工，推荐过一回大学生，到底去的是些什么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心里说：反正是混日子，在农田里混，还不如到学校去混呢。
就这样，我既没进师范，也没去进修，糊里糊涂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在这之前，劳动歇气时，或者碰巧路过，我也到过那五间平房排列在一起的小学校，朝教室里张望过。但对乡小学校究竟在怎样进行教学，我却一无所知。
直到进了这学校，我才疑讶惊愕地发觉，这哪里是在进行教学，这纯粹是胡来嘛！怪不得农民们讲起教师这一工作，总是含着讥诮的口吻，说那是“轻巧活路”
既是“轻巧活路”在小学校当教师的，自自然然地，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婆娘，一个是大队主任的侄儿，一个是民兵连长的妹妹。且不说人员的组成，单说他们怎么教学吧。
黑板上新写了一个生字，老师拿着教鞭，领着全班把这生字念上几遍。看看学生们都会念了，老师拿教鞭指着头排第一个学生上台来，领着全班同学念十遍。第二个学生接着第一个学生，再来领读而老师呢，在办公室里，闲聊天，或是赶批没批改完的作业。学生们在教室里把读书当闹着玩，老师们图享清闲。
啊，我们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
我进了小学校，才知道为什么山区的教学质量这么差，为什么高中生写不好一篇作文，为什么初中生连封信也不会写。
我不是个好教师，可我不这样干。我觉得这样干太对不起那十个工分，对不起冒着骤雨或暑热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不久前，我不也像农民们一样在田土上流着汗水，创造着劳动果实，让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力，到秋后分享汗水换来的收获嘛？
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开始了教学，我抓课堂纪律，我新辟了乡村小学从未上过的唱歌、体育、图画课，我还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瓦特、爱因斯坦童年的故事；学生们不懂的地方，我决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秋天，蛇场坪公社中学发通知，我任教的五年级毕业班，四十一个学生中有二十四人考取了中学。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蛇场坪中学没按大队比例收学生，而是自印了卷子，让大队小学校的毕业生来考。也算是碰巧吧，这一考，就把我考出名了。钥匙寨上，从没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跨进中学。“文化革命”以前没有过“文化革命”中，年年按大队分名额，不是六名就是七名，也从未有过。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出名，一九七三年地区师专及六所中等专业学校来招生，我想报名，大队不同意，说得倒挺好听：贫下中农需要我。我左磨右缠也没用。一九七四年，省里面来了文件，教学质量好、校舍完整，有一定基础的乡村小学校，可以由民办转为公办，每个公社，可以转一所学校。我们钥匙寨小学顺顺当当变成了公办学校。我也由一个每年从大队拿三千六百个工分的知识青年，变成了每月领国家二十八元工资的人民教师，还能买到商品粮。对一个知识青年来说，有了固定工作，年年能回上海探一次亲，就算是有了归宿。我也渐渐定下心来，成了蛇场坪公社的“扎根知青”了。
有了工作，上调就不再有份了；有了工作，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大刮回城风的时候，我也无法回上海了。我不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而且还要在这儿成家立业，这么一想，我也死了心。... -->>
他是爱读书的。
望着房敬贫的身影在寨路上拐过弯去，我仍痴呆呆地停立在原地，直到树叶子上凝聚的一颗水珠滴落在我的颈脖里，我才回过神来。我决定不去追他，等我去找了舒吟，把事情谈妥了，回到钥匙寨，再找他也不迟。
放了晚学，尽管已是薄暮时分，天空中的乌云又像弥天硝烟似的翻滚着，我还是决定上路，到蛇场坪去找舒吟。
印满蹄迹的泥泞道从钥匙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那两山夹峙的垭口。我穿了一双高统雨靴，一只脚踩下去，一只脚小心翼翼地从泥浆中拔出来，又往前重重地踩地。明知随时都可能有滂沱大雨，为了省劲儿，我还是没带雨伞。风在紧吹，路旁的茅草在摇曳发颤，远山近岭全笼罩在朦朦胧胧的雾气里。我紧走着。到公社所在地蛇场坪只有六里山路，却有两条溪流，这两条溪流，平时都很浅，随便从哪儿都可以光着脚走过去，因为没架木桥，光是竖起一块一块石墩墩，雨季水涨的时候，人们就得顺着石墩墩一步一步过去。
这些年，也数不清我在这条山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踩下多少个脚印。
一九六九年，我从上海到钥匙寨来插队落户。每逢场期，我们钥匙寨集体户的上海知青们，总要呼群结伴的，到蛇场坪赶场。想想只有六里路，半个小时就到了，何乐而不为呢。比起那些插队在更荒僻闭塞的寨子上的知青们，我们算福气多了。尽管蛇场坪本身也是三县交界地上的一个小乡场，统共也只有四五百居民，每天只有一辆班车从这儿过路，有着两条称不上是街的麻石道。可知识青年们是好闹热的呀，到场上饭馆里聚一聚，抽上几支烟，喝上一两酒，吃上一碗脆哨面条，胡乱地发一通牢骚，天南海北地摆摆龙门阵，也比闷在集体户那晦暗的茅屋里有劲儿。
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日子也像那混乱的年代一样，一去不复返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蛇场公社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有的升学，有的调干，有的当工人，直到一九七八年底，留在蛇场公社的，只剩下了屈指可数的四个知青。一个是我的女朋友舒吟，她在一九七三年被地区师专招去，当了三年工农兵大学生，分回蛇场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现在是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一个是蛇场坪百货商店花布柜台的营业员毕雪萌，她在插队落户的第二年患了严重的胃出血，确实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在县医院医治了三个月之后，被照顾分配了工作。第三个是公社兽医站的冯士敏，一个粗莽结实的壮汉子。他的经历和舒吟相似，一九七三年被推荐到地区农校读了两年书，一九七五年分配回公社，当了一名专给牛、马、猪、羊看病打针的兽医。四邻八寨的乡亲们，对他还很尊重，老远地看到，就叫他冯医师。他也理所当然地一口应承。前年春节，他和蛇场坪街上一个姑娘结了婚，现已有了一个白胖儿子。再加上他走村串寨地给牲畜看病，走到哪儿吃那儿，满口的本地腔，初次见他的人，根本猜不到他是当年的知青。第四个就是我了。我既没去地区、省城读过书，又没得到过啥特殊照顾，留在钥匙寨，纯是偶然的因素。
我插队落户的第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二年，钥匙寨乡村小学校的一个男教师，因罚学生跪在搓衣板上，学生家长闹到大队，死不罢休。那男教师自然被大队罢免了教职。教学需要继续，派哪个人去呢？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字，父母又是教师，大队就派我教书。
说老实话，我答应教书的时候，抱的纯粹是临时观点。插队落户快四年了，山寨上壮劳力干的农活，我哪样没干过啊！繁重琐碎的乡村体力劳动，我既已适应，又觉得厌烦、劳累。当然，到小学校去教书，说什么也比干农活轻松些。更主要的，是我们这拨知青，对久已盼望、天天念叨的上调，早已丧失了信心。四年了，只听说县里面招过两次工，推荐过一回大学生，到底去的是些什么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我心里说：反正是混日子，在农田里混，还不如到学校去混呢。
就这样，我既没进师范，也没去进修，糊里糊涂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
在这之前，劳动歇气时，或者碰巧路过，我也到过那五间平房排列在一起的小学校，朝教室里张望过。但对乡小学校究竟在怎样进行教学，我却一无所知。
直到进了这学校，我才疑讶惊愕地发觉，这哪里是在进行教学，这纯粹是胡来嘛！怪不得农民们讲起教师这一工作，总是含着讥诮的口吻，说那是“轻巧活路”
既是“轻巧活路”在小学校当教师的，自自然然地，一个是大队会计的婆娘，一个是大队主任的侄儿，一个是民兵连长的妹妹。且不说人员的组成，单说他们怎么教学吧。
黑板上新写了一个生字，老师拿着教鞭，领着全班把这生字念上几遍。看看学生们都会念了，老师拿教鞭指着头排第一个学生上台来，领着全班同学念十遍。第二个学生接着第一个学生，再来领读而老师呢，在办公室里，闲聊天，或是赶批没批改完的作业。学生们在教室里把读书当闹着玩，老师们图享清闲。
啊，我们偏僻山区的乡村小学！
我进了小学校，才知道为什么山区的教学质量这么差，为什么高中生写不好一篇作文，为什么初中生连封信也不会写。
我不是个好教师，可我不这样干。我觉得这样干太对不起那十个工分，对不起冒着骤雨或暑热在农田里干活的社员们。不久前，我不也像农民们一样在田土上流着汗水，创造着劳动果实，让包括小学教师在内的所有劳动力，到秋后分享汗水换来的收获嘛？
就是抱着这种思想，我开始了教学，我抓课堂纪律，我新辟了乡村小学从未上过的唱歌、体育、图画课，我还给孩子们讲高尔基、瓦特、爱因斯坦童年的故事；学生们不懂的地方，我决不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秋天，蛇场坪公社中学发通知，我任教的五年级毕业班，四十一个学生中有二十四人考取了中学。在十年浩劫中的一九七三年，蛇场坪中学没按大队比例收学生，而是自印了卷子，让大队小学校的毕业生来考。也算是碰巧吧，这一考，就把我考出名了。钥匙寨上，从没一年有那么多的学生跨进中学。“文化革命”以前没有过“文化革命”中，年年按大队分名额，不是六名就是七名，也从未有过。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一出名，一九七三年地区师专及六所中等专业学校来招生，我想报名，大队不同意，说得倒挺好听：贫下中农需要我。我左磨右缠也没用。一九七四年，省里面来了文件，教学质量好、校舍完整，有一定基础的乡村小学校，可以由民办转为公办，每个公社，可以转一所学校。我们钥匙寨小学顺顺当当变成了公办学校。我也由一个每年从大队拿三千六百个工分的知识青年，变成了每月领国家二十八元工资的人民教师，还能买到商品粮。对一个知识青年来说，有了固定工作，年年能回上海探一次亲，就算是有了归宿。我也渐渐定下心来，成了蛇场坪公社的“扎根知青”了。
有了工作，上调就不再有份了；有了工作，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冬天大刮回城风的时候，我也无法回上海了。我不但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而且还要在这儿成家立业，这么一想，我也死了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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