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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八碗(“文革”时改成“东方红大队”)的大姓自然是李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八碗已经号称“李家八房”人丁旺盛,家族庞大。却也因此有了麻烦。合作化时候,因为八房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竟推不出一个李姓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却让这历史责任落到殷道严身上。
殷家是外来户,在李八碗是孤姓。殷道严老子带了老婆儿子从江北老家出来逃债,走到李八碗病倒,便再没有起来。那时候殷道严还小,屁事不懂,老子一死,孤儿寡母也就走到绝境,便在李八碗留下来。殷道严的娘老实勤快,李八碗富裕些的人家都愿意请她帮工。因为口碑好,大家都恻隐,族长就发话,匀出几分田,让他们母子种菜生存。
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李八碗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自然,村党支部并不是宗族祠堂,哪个当头可以由众人推举了事的,而是需要上级来做决定。上级选来选去,也选中了殷道严担任李八碗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九年剿匪反霸的时候,殷道严积极报名当了县大队的民兵。让他看守没收来的浮财,金银细软,绝对毫厘不动。到了夜里,堆浮财的那一家,小老婆隔着板壁唱戏(嫁进来之前她是城里的一个末脚戏子):
楼上点灯楼下明,
罗汉伸手摸观音。
摸得观音呵呵笑,
也是天下二仙人。
仙人也做偷情事,
难道人间不偷情。
明显是唱给殷道严听的。那戏子比殷道严大不了两岁,男人却比他大三十岁,讨的妾房又多,老让她饿着。
殷道严那时已经晓得人事,又喜欢听戏,那边一唱,他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有天晚上,接替他守下半夜的人熬不过瞌睏,睡死了,他竟麻了胆子让那个戏子进了他的厢房。早上醒来,穿衣时突然从他破棉袄的烂荷包里滑出一只银手镯来。他一下懵了,把手镯放回荷包,然后一手提着棉袄,一手提着棉裤,冒着雪高一脚低一脚直接穿过院子去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
咕噜了好久别人才终于搞清:他上床时棉袄荷包里什么也没有,起床时却有了一支银手镯,他不晓得那手镯是怎样进去的,也就不敢再穿那棉袄。问他为什么连棉裤也不穿,他说怕棉裤荷包里也会有银手镯,因此也不敢穿。工作组的人见他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身子冻得发青,让他赶紧穿上衣服,事情是查得明白的。
过了好多年之后,这经历成为殷道严最光荣得意的壮举之一,常常在人前显摆:头回开荤,我就操的是城里戏子。有钱人家拿钱买来操,我操,人家倒贴。不过,操归操,觉悟是要的,下头发昏,上头不能昏。
不过,殷道严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事实。那个戏子想勾引他下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她的话自然无人信),反而缩短了男人的死期。事后没有几天,她的恶霸男人就被处决。戏子因为有破坏活动,也捉去陪斩,还没有到刑场就吓疯了。
殷道严在那之后升了民兵中队长。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回到李八碗,被乡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自那之后,他就几十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桩。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他是李八碗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第一任初级社的社长。公社化之后,他当了大队书记。带队去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下雪冰冻的天气,天不亮出工,半夜才收工。看看进度还是不能赶在最前头,便自己带头,让全大队男劳力脱了赤膊,打了赤脚,只穿条遮羞的短裤上工地挑土推车。后边让一帮女社员敲锣打鼓,发喊赶人,直赶得众人在大雪里通身大汗淋漓。喊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不出力,死了算!”真有受了风寒的,身架子弱的,当场吐血倒地。殷道严让人把这些“不中用的”架回工棚,躺一躺,缓过了劲,再注工地上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也有跟帮学样的,但跟不了几天就挺不下去。只有殷道严坚持到底,打着赤膊领着赤膊军顽强奋战。到底让工程进度赶在了全县最前头。他这样拚命,上级自然就喜欢。曾经考虑过调他做国家干部,临调之前,却出了故事。李八碗两个过门没有几年的小表嫂在私下里斗狠:一个说,殷书记从不送东西把相好,却送把我一块香碱(香肥皂);另一个说,鬼话,只送把你?他送把我一块香帕,你见过么。当时的价钱,一块香破是一角九分钱;一块手帕是二角四分钱。后者当然是更有理由骄傲了。前一个便气狠了,顿足说:这个剁头的,凭什么多把她五分钱!
于是就闹哄出来。殷道严因此没有当成国家干部,也没有撤他的大队书记。李八碗还少不得这个人。这就难怪黄帽子来搞路教,殷道严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黄帽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其势汹汹,盛气凌人,把李八碗说得一团漆黑,好像这里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那我老殷成了什么?不是白吃了几十年冤枉饭?我操!就是他当兵?剿匪反霸的时候,老子是中队长呢,不比他抗美援朝早?拿了几天拨火棍,只怕火还不晓得怎么扣呢,起卵劲!我操!要不是老子胯里这条老二不听话,老子早做他的上级了,轮得到他来说长道短,指手画脚?!
李欣同黄帽子闹了矛盾,工作组重新分工,李欣从黄帽子分管的那一片转到老杨分管的这一片,殷道严主动提出来要李欣跟他下生产队。
殷道严是当地出名的酒坛子。一天三顿,除了在大队食堂跟工作组一起吃饭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他都少不得酒。他酒量极大,喝再多也不上脸,只是浑身上下冒酒气。当地人说,半里路外就闻得到殷书记的气味,也就是酒的气味。
工作组好几个人都跟殷书记下过队,大家后来都晓得,跟殷书记下队就是加餐的同义词。除了老杨因胃病消受不得,黄帽子因为原则而不消受,工作组几乎人人都盼着殷书记幸福的召唤。这幸福终于光临到李欣头上。先前跟殷书记去加餐的,都是老杨那一片的干部。黄帽子拒绝殷书记的好意后,他很生气,觉得抹了他的面子,便迁怒到黄帽子那一片的所有干部。现在李欣从黄帽子那里分化了出来,殷书记也就多了一个统战对象。“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后生不错的。”他说。
殷道严一路发着牢骚。他似乎并不只是对黄帽子有气,对整个工作组,也未必有什么好感。这也难怪,工作组说是下来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实际上当了他的家。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说话算数的殷道严怎么会高兴。李欣又想起,难怪老杨稳稳的,不哼不哈一直没有声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就在这一带工作,跟殷道严是老相识了,除了交情,自然也有相互的了解,加上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晓得真要是得罪了一方之主,不谈开展工作,先就站人不住。殷道严在当地的威信他们是有领教的。工作组下来后,大凡大事小情,不管工作组的人说得怎样狠,逼得怎样紧,只要殷道严没有点头,就决没有一个人动桩。当地人说:“工作组是雷公打天,殷书记是龙王下雨。”
殷道严跟老杨是同庚,但看起来,老殷显得比老杨年轻二十岁。老杨又屡又瘦,腰还老佝接着,更不见了人。殷道严则是一截铁塔似的铮铮汉子。大冬天里,腰以上的衣服扣子从来不扣(也没有扣子可扣),敞着一大块赤酱色的胸膛。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好得你们是老杨做头,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晾起来,喝西北风。”他只顾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李欣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跟得上他。走着走着,也不跟李欣打声招呼,就在一块种着冬麦或油菜的坡地前停下来,蹲下身子,抓把泥块,在手掌里捏碎,又凑到鼻子上闻一闻,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撒,拍拍掌,骂:我操,骚枯,一道粪都没上过。“骚牯”是他侄子、一队队长殷元中的外号,李欣在大队开会时见过的。然后李欣跟着殷道严钻进一片树林子,走了好久一点人声都没有,不由有几分惶恐生疑,不晓得形象有些像土匪的殷道严要带他去做什么。却忽然在一处拐弯的路边后面见到一间草屋,一个颤巍巍的老儿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筒。见到殷道严,并不喊,只把旱烟筒举起来,殷道严把烟筒接过,一边装烟点火凑到嘴口,一边“唔唔噜噜”地问:“米还有么?”老儿点点头。殷道严看见他... -->>
李八碗(“文革”时改成“东方红大队”)的大姓自然是李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八碗已经号称“李家八房”人丁旺盛,家族庞大。却也因此有了麻烦。合作化时候,因为八房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竟推不出一个李姓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却让这历史责任落到殷道严身上。
殷家是外来户,在李八碗是孤姓。殷道严老子带了老婆儿子从江北老家出来逃债,走到李八碗病倒,便再没有起来。那时候殷道严还小,屁事不懂,老子一死,孤儿寡母也就走到绝境,便在李八碗留下来。殷道严的娘老实勤快,李八碗富裕些的人家都愿意请她帮工。因为口碑好,大家都恻隐,族长就发话,匀出几分田,让他们母子种菜生存。
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李八碗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自然,村党支部并不是宗族祠堂,哪个当头可以由众人推举了事的,而是需要上级来做决定。上级选来选去,也选中了殷道严担任李八碗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九年剿匪反霸的时候,殷道严积极报名当了县大队的民兵。让他看守没收来的浮财,金银细软,绝对毫厘不动。到了夜里,堆浮财的那一家,小老婆隔着板壁唱戏(嫁进来之前她是城里的一个末脚戏子):
楼上点灯楼下明,
罗汉伸手摸观音。
摸得观音呵呵笑,
也是天下二仙人。
仙人也做偷情事,
难道人间不偷情。
明显是唱给殷道严听的。那戏子比殷道严大不了两岁,男人却比他大三十岁,讨的妾房又多,老让她饿着。
殷道严那时已经晓得人事,又喜欢听戏,那边一唱,他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有天晚上,接替他守下半夜的人熬不过瞌睏,睡死了,他竟麻了胆子让那个戏子进了他的厢房。早上醒来,穿衣时突然从他破棉袄的烂荷包里滑出一只银手镯来。他一下懵了,把手镯放回荷包,然后一手提着棉袄,一手提着棉裤,冒着雪高一脚低一脚直接穿过院子去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
咕噜了好久别人才终于搞清:他上床时棉袄荷包里什么也没有,起床时却有了一支银手镯,他不晓得那手镯是怎样进去的,也就不敢再穿那棉袄。问他为什么连棉裤也不穿,他说怕棉裤荷包里也会有银手镯,因此也不敢穿。工作组的人见他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身子冻得发青,让他赶紧穿上衣服,事情是查得明白的。
过了好多年之后,这经历成为殷道严最光荣得意的壮举之一,常常在人前显摆:头回开荤,我就操的是城里戏子。有钱人家拿钱买来操,我操,人家倒贴。不过,操归操,觉悟是要的,下头发昏,上头不能昏。
不过,殷道严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事实。那个戏子想勾引他下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她的话自然无人信),反而缩短了男人的死期。事后没有几天,她的恶霸男人就被处决。戏子因为有破坏活动,也捉去陪斩,还没有到刑场就吓疯了。
殷道严在那之后升了民兵中队长。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回到李八碗,被乡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自那之后,他就几十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桩。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他是李八碗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第一任初级社的社长。公社化之后,他当了大队书记。带队去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下雪冰冻的天气,天不亮出工,半夜才收工。看看进度还是不能赶在最前头,便自己带头,让全大队男劳力脱了赤膊,打了赤脚,只穿条遮羞的短裤上工地挑土推车。后边让一帮女社员敲锣打鼓,发喊赶人,直赶得众人在大雪里通身大汗淋漓。喊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不出力,死了算!”真有受了风寒的,身架子弱的,当场吐血倒地。殷道严让人把这些“不中用的”架回工棚,躺一躺,缓过了劲,再注工地上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也有跟帮学样的,但跟不了几天就挺不下去。只有殷道严坚持到底,打着赤膊领着赤膊军顽强奋战。到底让工程进度赶在了全县最前头。他这样拚命,上级自然就喜欢。曾经考虑过调他做国家干部,临调之前,却出了故事。李八碗两个过门没有几年的小表嫂在私下里斗狠:一个说,殷书记从不送东西把相好,却送把我一块香碱(香肥皂);另一个说,鬼话,只送把你?他送把我一块香帕,你见过么。当时的价钱,一块香破是一角九分钱;一块手帕是二角四分钱。后者当然是更有理由骄傲了。前一个便气狠了,顿足说:这个剁头的,凭什么多把她五分钱!
于是就闹哄出来。殷道严因此没有当成国家干部,也没有撤他的大队书记。李八碗还少不得这个人。这就难怪黄帽子来搞路教,殷道严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黄帽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其势汹汹,盛气凌人,把李八碗说得一团漆黑,好像这里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那我老殷成了什么?不是白吃了几十年冤枉饭?我操!就是他当兵?剿匪反霸的时候,老子是中队长呢,不比他抗美援朝早?拿了几天拨火棍,只怕火还不晓得怎么扣呢,起卵劲!我操!要不是老子胯里这条老二不听话,老子早做他的上级了,轮得到他来说长道短,指手画脚?!
李欣同黄帽子闹了矛盾,工作组重新分工,李欣从黄帽子分管的那一片转到老杨分管的这一片,殷道严主动提出来要李欣跟他下生产队。
殷道严是当地出名的酒坛子。一天三顿,除了在大队食堂跟工作组一起吃饭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他都少不得酒。他酒量极大,喝再多也不上脸,只是浑身上下冒酒气。当地人说,半里路外就闻得到殷书记的气味,也就是酒的气味。
工作组好几个人都跟殷书记下过队,大家后来都晓得,跟殷书记下队就是加餐的同义词。除了老杨因胃病消受不得,黄帽子因为原则而不消受,工作组几乎人人都盼着殷书记幸福的召唤。这幸福终于光临到李欣头上。先前跟殷书记去加餐的,都是老杨那一片的干部。黄帽子拒绝殷书记的好意后,他很生气,觉得抹了他的面子,便迁怒到黄帽子那一片的所有干部。现在李欣从黄帽子那里分化了出来,殷书记也就多了一个统战对象。“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后生不错的。”他说。
殷道严一路发着牢骚。他似乎并不只是对黄帽子有气,对整个工作组,也未必有什么好感。这也难怪,工作组说是下来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实际上当了他的家。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说话算数的殷道严怎么会高兴。李欣又想起,难怪老杨稳稳的,不哼不哈一直没有声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就在这一带工作,跟殷道严是老相识了,除了交情,自然也有相互的了解,加上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晓得真要是得罪了一方之主,不谈开展工作,先就站人不住。殷道严在当地的威信他们是有领教的。工作组下来后,大凡大事小情,不管工作组的人说得怎样狠,逼得怎样紧,只要殷道严没有点头,就决没有一个人动桩。当地人说:“工作组是雷公打天,殷书记是龙王下雨。”
殷道严跟老杨是同庚,但看起来,老殷显得比老杨年轻二十岁。老杨又屡又瘦,腰还老佝接着,更不见了人。殷道严则是一截铁塔似的铮铮汉子。大冬天里,腰以上的衣服扣子从来不扣(也没有扣子可扣),敞着一大块赤酱色的胸膛。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好得你们是老杨做头,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晾起来,喝西北风。”他只顾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李欣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跟得上他。走着走着,也不跟李欣打声招呼,就在一块种着冬麦或油菜的坡地前停下来,蹲下身子,抓把泥块,在手掌里捏碎,又凑到鼻子上闻一闻,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撒,拍拍掌,骂:我操,骚枯,一道粪都没上过。“骚牯”是他侄子、一队队长殷元中的外号,李欣在大队开会时见过的。然后李欣跟着殷道严钻进一片树林子,走了好久一点人声都没有,不由有几分惶恐生疑,不晓得形象有些像土匪的殷道严要带他去做什么。却忽然在一处拐弯的路边后面见到一间草屋,一个颤巍巍的老儿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筒。见到殷道严,并不喊,只把旱烟筒举起来,殷道严把烟筒接过,一边装烟点火凑到嘴口,一边“唔唔噜噜”地问:“米还有么?”老儿点点头。殷道严看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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