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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五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
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是上面来人问你那天聚餐的情况，你就说你喝醉了，说过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洪艺兵很疑惑，说：“那天我没有说什么，就是给大家敬酒前先敬祝了毛主席，又敬祝了林副主席，当时我还滴酒未沾呢。”他没有翻供，镇上也就只有来人，来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那天你肯定喝醉了，说过什么肯定忘记了，云云。他却更焦急，更严肃地反复声明：我给大家敬酒之前根本没有喝酒，不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敬祝林副主席他老人家，我怎么能先喝酒呢。
不管你怎么给他挖沟，他的水就是不往那儿流。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了：他是真不晓得，还是故意装戆说反话！上面于是决定：发动群众，查他一查。
洪艺兵后来很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他在剧团，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巴结得不能再巴结，却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对他积聚了这么大的仇恨，个个同仇敌汽。
男演员们最为愤慨，对他声讨最烈的是他“是不是打过周燕的环主意，是不是癞蛤蟆想过吃天鹅肉”那些他曾如同母亲般地孝敬过的女演员们也不甘心被他冷落，全体奋起，呼天抢地。那个被他暴露过仅仅穿着大红裤头形象的阿庆嫂问：“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些下过河被他背过的人也同样声色俱厉地逼问：“那次你的手为什么搂得那么高？”
洪艺兵自始至终没有抗辩一句，对所有的控诉他都一律点头称是。
六
换了别人，也许就很难把人再做下去了。但洪艺兵从小就是在别人的鄙视下面长大的，让他矮人一头，他把身子缩一缩就是，早已惯了的事，不难。
进了剧团，实在是他走了运。他在这里总是遇到贵人相助。徐光荣之后，刘宗吾对他实行的也是温和政策。毕竟是读书人，凡事总是多些人情味，对他们母子的身世，他心底里其实是颇同情的。现在洪艺兵在他手底下，怎样的提携，他是没有徐光荣那样的魄力去做，但不把他整得太苦，并且尽可能给些实在的起码帮助还是可以的。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情，他觉得洪艺兵最大的事是成家。暗中，他跟老伴商量，为洪艺兵物色了一个对象。
这对象便是李月娥。当时她同李欣一家僵持了好长时间。刘宗吾内人是李欣的姨妈。能撮合洪艺兵和李月娥，可收一举四得之功：解亲外甥之厄；饱洪艺兵之饥；让司法部门体面下台；使李月娥得到真正可靠的归宿。先前人们没有发觉，或者是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洪艺兵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又有副高出一般人的身材，宽肩窄腰，长臂长腿。平时他又很注意边幅，浑身上下虽然满是补钉，但很干净，很合体，文文静静，清清爽爽。真要是挺直了腰板，换一身新衣，抖抖精神，原是很潇洒的一个男人。年纪大几岁，比那个轻薄的李欣倒更显出几分男人的沉稳。
刘宗吾唇然成功了。这在镇内外成为一段佳话。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怀了极诚恳的好心去帮人，结果却糟透了，坏透了，几乎等于惨害。完全不是始料的那种样子。
洪艺兵同李月娥的婚姻，根本就是一场灾难。这一次的问题同情感没有关系，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物质性的，是最基本的自然需要。然而，结婚使洪艺兵得到有保障的性满足，却给他的食欲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洪艺兵一直就有着惊人的食欲。他的粮食定量远不够他的需要，母亲的定量匀给他一半，仍不够。母亲死后也同时带走了她的粮食定量，给他留下的是永远的饥饿感。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的时候，动不动就因为能量的缺乏脸色发白，冒虚汗，很厉害地痉挛。他平时谦恭卑微、低三下四，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的面部就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凶猛甚至狰狞，眼睛闪闪发亮，牙骨强而有力地格格作响。他最向往的是下乡演出的日子，吃饭不必交粮票而且管饱，最激动人心的是那些用巨大的瓦盆盛出的实实在在的大块肥肉。出于一贯的谨慎，他不敢抢先，极力控制住自己有节制的动作，以至于全身微微颤抖。但一旦行动，使极有效率，完全是一种“鲸吞”一顿饭将完未完，别人将走未走的时候，他便往往失去最后的耐力，迫不及待地问：“你们不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猛扑上去以风卷残云之势用自己的舌头把桌上的所有碗盘盆钵清理个一干二净。
婚姻剥夺了他作为单身汉仅的这最后的一点快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李月娥一下子给他带了三张嘴来：她自己，她从异县带来的那个女儿，她同县委秘书生的女儿。后者因为她同本县司法和行政当局的对抗，有关方面没有给她报上户口，使之成为“黑人”不久“黑人”又有增加，那是她同洪艺兵生的儿子。这一次有关方面又按第三胎计算，以超生（当时的政策允许生两胎）为理由不上户口。事先他们已经晓得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洪艺兵坚持要一个自己的儿子——并且一定要是儿子。面对着李月娥高耸起来的腹部，他已经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司令官、科学家或者至少是国际性乐队的指挥，以使自己黯淡的人生在儿子身上得到有光彩的补偿。为了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所有的收入，只能用来买口粮。有限的定量粮之外主要依靠黑市粮。为此，他们不得不把其他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洪艺兵总是光着膀子做事，以减少衣服的磨损。下乡的时候，在石头嵯峨的山路上，他脱下鞋子，把鞋带连接起来，挂在脖子上。脚板则被尖锐的石头划得鲜血淋漓。他的道理很正确：衣服鞋子坏了要钱买，皮肉破了自己会愈合，如果要上医院，也是有公费医疗的。
饥饿甚至使洪艺兵近于疯狂。有天半夜，从他家里传出惊动半条街的吵闹声，那个夜晚，他把李月娥打得死去活来。原因很简单：李月娥起来小解，弄醒了他的梦。而他当时梦见的是自己刚刚在一张堆满了巨大的红烧肉块的桌子边坐下来。
洪艺兵喜欢梦境的暧昧——这梦境常常因饥饿而引起；他不喜欢赤裸裸的有限的现实情景——那往往就是尖锐的饥饿本身。
洪艺兵和李月娥常常这样吵扰得四邻不安。打闹的原因，洪艺兵从来是缄口不言的，但李月娥却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因此大家都很晓得，多半是为了吃饭。李月娥买东西时被短少了斤两，李月娥淘米时不小心倾出了米粒，李月娥对财政支出和粮食库存拮据状况的抱怨等等，都可以是战争的导火线。而一旦战争爆发，洪艺兵便毫无节制决不手软。战争的高xdx潮是摔东西。李月娥摔的是洗衣板、(木芒)捶之类；洪艺兵摔的是有极大反响声的水瓶碗碟。李月娥于是就绝望而恐惧地悲号：我摔的都是摔不烂的东西，你怎么能掉水瓶呢？你怎么能摔碗呢？你真是心狠手辣！你真的不想过了么？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跟人的关系也真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因缘。连李月娥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偏偏怕了这个洪艺兵。在他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了一个软弱的女人？洪艺兵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对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为什么竟有一天居然得到驾驭一个人的权威，并且随着日子的推移，从肉体到意志都得着了对别一个人的完全的占有。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是可以听任他肆意压迫的。他的对命运的从不流露和那饱满充盈的不公正的感觉，终于得着一条可以尽情宣泄的出路。婚姻使他面临了物质的极大贫困，却使他的精神获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这恐怕是他的明显不幸的婚姻的一份意外的幸福吧。
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对她们的莫名的亲近感。随着周蒸日益出落成人，这种亲近感又常常引起一种莫名的骚动。在宣传队他其实最情愿帮助的就是周燕，但周燕却是得到他帮助最少的一个。周燕不需要任何人背她过河，周燕从不吃零食，周燕绝少剧团女孩子惯有的恶习。但是这一次，周燕应该是需要他的帮助的。他这回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丝毫表演的意思。也许有一点奢望，但肯定不是主要的。
他想错了。周燕还不到能够跟他沟通的年龄。周燕那时一心想做革命青年，一心想要抹掉母亲给她的生活涂上的污点，她不能做对不起领导，对不起徐光荣的事。
周燕把那首诗原封不动地交给了徐光荣，揭露了洪艺兵的丑恶嘴脸。
五
徐光荣当时的态度远没周燕本人那么激烈。他觉得周燕只要不全文照抄，学习学习也不是环事。洪艺兵的用心终究说不上恶毒，诗大歌大颂大好形势，我都未必写得这么好嘛！把周燕说得疑疑惑惑直眨眼睛。
徐光荣对洪艺兵的偏爱是明白无疑的，倘不是紧接着宣传队改成剧团，随即又更换了团长，洪艺兵的梦很难说圆不了。
这个镇跟邻省的一个镇交界。每年两个镇的文艺团体都要举行互相间的慰问演出。本来，每次都是由镇上的主要领导带队（这时候宣传队就改叫了“慰问队”）。逢到各自举行的欢迎和欢送一类仪式，都是由这位主要领导致词，宣传队的领导只负责演出。当了几年队长，徐光荣渐渐地有了不满足。在宣传队，他凡事做主，凡事说了算，做惯了主角，没有做配角的心理准备。因而，逢到慰问这一类重大的外交场合不让他出头露面，他岂能不觉得委屈。
恐怕也是他的劫数到了，这一回他实在克制不住，镇上带队领导刚刚说完，掌声还没有完全停止，他就主动站起来，高举起斟满酒的杯子，红通通的脸上满是激动，说：“各位，我再补充一句：我们两省两镇是邻居，又都是革命老根据地，真正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满场愕然，继而就爆发出大笑。本镇的人晓得他就是这种水平，心实是诚的；外镇的人以为他在剧团是专演丑角的，说话幽默。
镇上带队的那位领导很愤怒，回来汇报，就上纲到政治事故。一研究，把徐光荣免了，去管农贸市场。这使他的演讲才能得到一个尽兴挥洒的地方，又不至误什么大事。
徐光荣走后，宣传队正式更名为剧团，派了刘宗吾来当团长。刘宗吾原是教师出身“文革一开始前就担任县文教局副科长。后来受到冲击，下放回原籍，这次是落实政策。“刘宗吾”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学究，他说话咬文嚼字，开会讲话，一定事先写好稿子，其中凡讲到自己的地方，不是说“我”而是说“卑职”
剧团换了新领导之后，洪艺气忽然觉得迷茫和空虚。刘宗吾虽然并没有怎样为难他，但肯定也不可能像徐光荣那样成为他的靠山。他的背脊一下又弯了下去，点头哈腰微笑又变得极规范化普遍化。政治上也更其严谨。“政委”是断不敢当了，但“政委”的原则性却是更加坚定了。
这反倒恰恰给他惹了祸。
那一年林彪出了事，按规定已经传达到了公社一级的干部，实际上满天下已经沸沸扬扬了。那时候小道消息正值鼎盛时期，是一般人得知新闻的主要渠道。但洪艺兵是绝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从不参与这类私底下的七嘴八舌，他的消息也就很闭塞。那回剧团加餐，喝酒前，他照例端起酒杯，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本来“红海洋”那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洪艺兵却坚持恭敬如仪。他这样做虽然不时兴，但也没有违反什么禁令，大家也就一直由他。而这一回，他却犯了大忌。
刘宗吾吓坏了。他是听了正式传达的。虽然他晓得洪艺兵并非故意唱对台戏，但这样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是要担责任的。他于是只有向镇上报告。镇上也晓得洪艺兵一向的为人，就让刘宗吾找个理由把事情掩盖过去。刘宗吾于是找洪艺兵谈话，说：“要是上面来人问你那天聚餐的情况，你就说你喝醉了，说过什么话都不记得了。”洪艺兵很疑惑，说：“那天我没有说什么，就是给大家敬酒前先敬祝了毛主席，又敬祝了林副主席，当时我还滴酒未沾呢。”他没有翻供，镇上也就只有来人，来的人直截了当地说：那天你肯定喝醉了，说过什么肯定忘记了，云云。他却更焦急，更严肃地反复声明：我给大家敬酒之前根本没有喝酒，不先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再敬祝林副主席他老人家，我怎么能先喝酒呢。
不管你怎么给他挖沟，他的水就是不往那儿流。这就不能不引起别人对他的怀疑了：他是真不晓得，还是故意装戆说反话！上面于是决定：发动群众，查他一查。
洪艺兵后来很不明白，这么多年来，他在剧团，小心得不能再小心，巴结得不能再巴结，却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对他积聚了这么大的仇恨，个个同仇敌汽。
男演员们最为愤慨，对他声讨最烈的是他“是不是打过周燕的环主意，是不是癞蛤蟆想过吃天鹅肉”那些他曾如同母亲般地孝敬过的女演员们也不甘心被他冷落，全体奋起，呼天抢地。那个被他暴露过仅仅穿着大红裤头形象的阿庆嫂问：“那次你是不是故意的？”那些下过河被他背过的人也同样声色俱厉地逼问：“那次你的手为什么搂得那么高？”
洪艺兵自始至终没有抗辩一句，对所有的控诉他都一律点头称是。
六
换了别人，也许就很难把人再做下去了。但洪艺兵从小就是在别人的鄙视下面长大的，让他矮人一头，他把身子缩一缩就是，早已惯了的事，不难。
进了剧团，实在是他走了运。他在这里总是遇到贵人相助。徐光荣之后，刘宗吾对他实行的也是温和政策。毕竟是读书人，凡事总是多些人情味，对他们母子的身世，他心底里其实是颇同情的。现在洪艺兵在他手底下，怎样的提携，他是没有徐光荣那样的魄力去做，但不把他整得太苦，并且尽可能给些实在的起码帮助还是可以的。以一个老年人的心情，他觉得洪艺兵最大的事是成家。暗中，他跟老伴商量，为洪艺兵物色了一个对象。
这对象便是李月娥。当时她同李欣一家僵持了好长时间。刘宗吾内人是李欣的姨妈。能撮合洪艺兵和李月娥，可收一举四得之功：解亲外甥之厄；饱洪艺兵之饥；让司法部门体面下台；使李月娥得到真正可靠的归宿。先前人们没有发觉，或者是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洪艺兵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天庭饱满，地廓方圆。又有副高出一般人的身材，宽肩窄腰，长臂长腿。平时他又很注意边幅，浑身上下虽然满是补钉，但很干净，很合体，文文静静，清清爽爽。真要是挺直了腰板，换一身新衣，抖抖精神，原是很潇洒的一个男人。年纪大几岁，比那个轻薄的李欣倒更显出几分男人的沉稳。
刘宗吾唇然成功了。这在镇内外成为一段佳话。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怀了极诚恳的好心去帮人，结果却糟透了，坏透了，几乎等于惨害。完全不是始料的那种样子。
洪艺兵同李月娥的婚姻，根本就是一场灾难。这一次的问题同情感没有关系，他们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是物质性的，是最基本的自然需要。然而，结婚使洪艺兵得到有保障的性满足，却给他的食欲带来了可怕的危机。
洪艺兵一直就有着惊人的食欲。他的粮食定量远不够他的需要，母亲的定量匀给他一半，仍不够。母亲死后也同时带走了她的粮食定量，给他留下的是永远的饥饿感。他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的时候，动不动就因为能量的缺乏脸色发白，冒虚汗，很厉害地痉挛。他平时谦恭卑微、低三下四，但一到吃饭的时候他的面部就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凶猛甚至狰狞，眼睛闪闪发亮，牙骨强而有力地格格作响。他最向往的是下乡演出的日子，吃饭不必交粮票而且管饱，最激动人心的是那些用巨大的瓦盆盛出的实实在在的大块肥肉。出于一贯的谨慎，他不敢抢先，极力控制住自己有节制的动作，以至于全身微微颤抖。但一旦行动，使极有效率，完全是一种“鲸吞”一顿饭将完未完，别人将走未走的时候，他便往往失去最后的耐力，迫不及待地问：“你们不要了吧？”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便猛扑上去以风卷残云之势用自己的舌头把桌上的所有碗盘盆钵清理个一干二净。
婚姻剥夺了他作为单身汉仅的这最后的一点快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李月娥一下子给他带了三张嘴来：她自己，她从异县带来的那个女儿，她同县委秘书生的女儿。后者因为她同本县司法和行政当局的对抗，有关方面没有给她报上户口，使之成为“黑人”不久“黑人”又有增加，那是她同洪艺兵生的儿子。这一次有关方面又按第三胎计算，以超生（当时的政策允许生两胎）为理由不上户口。事先他们已经晓得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洪艺兵坚持要一个自己的儿子——并且一定要是儿子。面对着李月娥高耸起来的腹部，他已经在为儿子设想这样的前途：省级以上的行政长官、司令官、科学家或者至少是国际性乐队的指挥，以使自己黯淡的人生在儿子身上得到有光彩的补偿。为了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们所有的收入，只能用来买口粮。有限的定量粮之外主要依靠黑市粮。为此，他们不得不把其他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洪艺兵总是光着膀子做事，以减少衣服的磨损。下乡的时候，在石头嵯峨的山路上，他脱下鞋子，把鞋带连接起来，挂在脖子上。脚板则被尖锐的石头划得鲜血淋漓。他的道理很正确：衣服鞋子坏了要钱买，皮肉破了自己会愈合，如果要上医院，也是有公费医疗的。
饥饿甚至使洪艺兵近于疯狂。有天半夜，从他家里传出惊动半条街的吵闹声，那个夜晚，他把李月娥打得死去活来。原因很简单：李月娥起来小解，弄醒了他的梦。而他当时梦见的是自己刚刚在一张堆满了巨大的红烧肉块的桌子边坐下来。
洪艺兵喜欢梦境的暧昧——这梦境常常因饥饿而引起；他不喜欢赤裸裸的有限的现实情景——那往往就是尖锐的饥饿本身。
洪艺兵和李月娥常常这样吵扰得四邻不安。打闹的原因，洪艺兵从来是缄口不言的，但李月娥却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因此大家都很晓得，多半是为了吃饭。李月娥买东西时被短少了斤两，李月娥淘米时不小心倾出了米粒，李月娥对财政支出和粮食库存拮据状况的抱怨等等，都可以是战争的导火线。而一旦战争爆发，洪艺兵便毫无节制决不手软。战争的高xdx潮是摔东西。李月娥摔的是洗衣板、(木芒)捶之类；洪艺兵摔的是有极大反响声的水瓶碗碟。李月娥于是就绝望而恐惧地悲号：我摔的都是摔不烂的东西，你怎么能掉水瓶呢？你怎么能摔碗呢？你真是心狠手辣！你真的不想过了么？
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人跟人的关系也真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因缘。连李月娥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什么偏偏怕了这个洪艺兵。在他面前，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了一个软弱的女人？洪艺兵也想不明白，自己一向对所有的人都逆来顺受，为什么竟有一天居然得到驾驭一个人的权威，并且随着日子的推移，从肉体到意志都得着了对别一个人的完全的占有。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一个人是可以听任他肆意压迫的。他的对命运的从不流露和那饱满充盈的不公正的感觉，终于得着一条可以尽情宣泄的出路。婚姻使他面临了物质的极大贫困，却使他的精神获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这恐怕是他的明显不幸的婚姻的一份意外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