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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前
1.电话。
县委书记离京前夕挂了个长途给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文书。
“我现在在京西宾馆”
几千里外，县委书记向来严肃的声音十分清晰。“京西宾馆”几个字又格外清晰，便是聋子也听不错。
他先前是县委副书记。李芙蓉离任去县人大后，由他接任县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因而踌躇满志。
“哦，——是的。”
文书不自觉地立了一个正。他转业到地方不久，还保留着许多部队上的习惯。同时“京西宾馆”是很吓人的。
“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回去，明天下午到家。你分头通知一下，在家的常委，明天都不要出去了。已经出去了的，请他们一定赶回来。明天晚上，开常委会。这是一。”
“是的。”
“二，你再给各公社挂电话，要些情况，我在常委会上用。电话一定要你自己打，不要假手别人，免得不可靠。你记一下”
“是的。”
文书本应告诉县委书记，他一直在记。但他很激动，忘了说。县委书记后面的交待，对他的信任是明显的。在这样的信任面前，一个军人献身的勇气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倍。
接完县委书记的长话，文书马上就让县长途台接通各公社的电话。他要当晚把县委书记需要的情况内容通知下去，好让各公社明天上午进行统计，下午报上来。否则，事情是要塌把的。
全县十九个公社，办公室有的有人值班，有的没有、只好让话务员转告。许多话务员呵欠连天，声音含糊，睡意都很浓。天晓得她们会不会记得。文书一遍一遍重复着，大声喊，喊得喉咙痛得要死。那边的反应也并没有见得怎么清醒。文书一夜心里七上八下，不落实。
哪晓得，第二天一上班，十九个公社的党委秘书就像在电话里排好队似的一个接一个来汇报了。
“全公社一百九十一个生产队，办政治夜校一百九十二所，有一个是敬老院的；举办党、团员、民兵、妇女等骨干学习班十八期，共培训骨干一千零五十九人次；办宣传栏二百三十八个；书写和张贴大、小幅标语六千九百八十八条”
“你都数过了！”文书不由问。
“怎么，不相信？跟你说，我们是过得硬的。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哪个不相信？”文书噎了一下，连忙解释“接下去。”
“全公社一千二百五十七亩冬闲地全部翻耕了一次；二千五百七十九亩小麦、油菜全部施了两次肥；一次火粪，一次水粪；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力已上水利，目前共完成土（石）方四千七百八十六方；在家的劳力全部投入积肥，已积、造农家肥一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担，挑塘泥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二担”
“数得这样细？”文书忍不住又问。
“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中午下班前，全县的数字就都统计出来了。都精确到了个位数。
2.常委会。
县委常委会完全按照县委书记预想的那样如期开了。一切都很顺利。县委书记搭的班机在省城的机场正点着陆，使他能够赶上从省城回县城的火车班车，到家后赶上晚饭。
晚上七点准时开会。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各自回去漱洗，吃过早饭后又回来接着开，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结束（午饭和晚饭是吃了的）。时间长了些，但没有法子，因为内容太丰富。县委书记事先把会议议程概括为三个字：一学二议三定。
“学”就是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的全部文件。
“议”就是对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照中央精神和全国的先进典型，检查本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实际。找差距，找根源，找有利因素。
以上两项是务虚，也就是吃透两头。做到武装思想，先进一步；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文件的时候，一位老常委却提出外地的典型经验材料是不是不必在这个会上集中念，以后再另行安排学习时间。这位老常委分管民政、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安置工作。职务好像不太重要。但他是常委中唯一一个南下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级别也最高。大家向来对他是尊重的。县委书记沉吟了一下，问其他常委：“你们的意见呢？”多数人说，还是要学。学习态度里面本身就有个学大寨的问题。
老常委于是保留意见。
“定”是务实。就是定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各项具体事宜。这个议程在第二个晚上十点以后进行的。四千会每年都要开一次，轻车熟路，没有多少问题需要反复研究。只有一件事引起了一点讨论，就是各公社代表住宿地点的分配。县城里只有一家三层楼的正规饭店。按照惯例，是作为荣誉分给几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公社代表的。这次，为了突出会议宗旨，县委书记提议变一下，优先考虑照顾几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几个先进单位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老区公社。许多同志有顾虑。不管怎么说，发扬革命传统永远是必要的呀。再说，照顾老区的做法，是从中央沿袭下来的，好不好改？中央开会，历来是老区的代表住好些的房子，坐会场上的前排。
要是论开会的世面，县委书记在常委中是见得最多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最妥善的方案：把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腾出一部分来，给几个不是先进单位的老区公社代表住。县委书记记得，那一年举行盛大国庆典礼，就是李芙蓉参加过的那一回，中央就是让几个老区的代表住进中南海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带头腾出了办公室。激动得这几省的代表们几个晚上都一直没有睡好觉。
常委会结束时，绝大多数常委的精神都很不错，能够坚持着摸黑回到自己家里去。只有老常委是提前离会的，还吞了随身带着的硝酸苷油丸子。他有冠心病。
3.标语。
四干会一旦召开，全县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两千人都要集中到县城里来。县城的情况很自然地就会给他们直接的印象。这种印象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县委决心的认识，乃至他们自身的精神面貌。因此，县委书记强调，县直各机关一定要做出样子，要造出浓厚的气氛。
这项工作在县委常委会上是分工给宣传部长抓的。先前的“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小冯调到基层锻炼去了，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位老同志。他土改当区委书记时，县委书记还是区政府的文书。六十年代初放卫星的时候，他负责的那个公社饿死了很多人。责任追究下来，他受到“双开除”的处分。不过，不久上面又有了精神，说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他才又受了“甄别”恢复了工作。只是一直没有晋升。由于有过那么一段工作关系，他支持县委书记的工作，还是很坚决的。这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每天一吃过饭，他就蹬着一辆旧车子，去跑县直各机关。催卫生局组织检查团，督促县城各机关、商店、学校清扫环境卫生；催养路段把城里和城外附近一带公路上的坑洼填平；催城建局把人行道上缺掉的水泥块补齐抓得最紧最细的是他自己的一项创造，就是在临街的所有机关的屋头上，矗立立体标语。这个想法一汇报，立刻就得到了赞赏。
这项事业耗费了宣传部长很大的精力。字多大，什么字体，用什么材料，立在屋头的哪个位置，他都一项一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标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业局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局就是“农业学大寨”；商业局则是“商业学大庆、学大寨”没有这种明确的口号，就改用语录，农机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局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局是“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但是还有不好办的。比如县新华书店，就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合适的语录。几条有关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同时又简洁得宜于作标语的都给文化局、文化馆一类单位用去了。最后，他从中央领导同志作的学大寨报告中找出了一句话：“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虽然不好说就是靠一家书店来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书店总是起了这种作用。因此把这句话作为标语用在书店屋头上，还是贴切的，只可惜，屋头很不争气。
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起城里的洋派，开始建平顶的楼房，许多局机关的房子都是后建的，因此，搞立体标语不成问题。县新华书店因为缺少资金，无力重建，只能在旧房的一头加了一截平顶的、每层一间房的三层楼。这截三层楼单独看像座碉堡，跟旧屋连在一起看，就像一艘洋船的骄傲的船头。可是，骄傲归骄傲，却胜任不了这样长的一条标语，太窄。若是把标语立在旧屋的屋檐上，则背后衬着灰黑的瓦，难看得要死。若是立在屋脊上，又起不到宣传的作用。考虑来考虑去，还只有在碉堡似的船头上想办法。
宣传部长看中了这截新建的墙面。盖这三层楼的时候，为了不显得比别个寒酸，书店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上了。外墙面从底到顶都敷了矾石水泥。除去门和窗户，留出了一条完整的银白色的块面，在新华书店整个这幢房子上，这是块最醒目的地方。他也并不是那么教条主义，当场决定变通一下——新华书店的那条标语立体不成了，就用红漆写在这块墙面上。
本来以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想到，新华书店没有一个成器的人。宣传部长走后，他们用一条索子捆住唯一一个号称能写美术字的干部，从屋头上放下去，让他像开山凿石一样在半空中晃荡着，写完了那条标语。
天晓得！那怎么能叫“美术字”呢。长一笔，短一笔，粗一笔，细一笔，歪一笔，斜一笔。漆又没有收干净，每笔下面都垂着许多细流。有人说，那些字是羞得流汗，更有人说，是气得哭。好生生一面雪白的墙，弄得糊糊塌塌。好像古时候，一个犯人白净脸皮上受了黥刑。
“这是搞破坏嘛！”来检查的宣传部长气得跺脚。把新华书店那位写美术字的专家吓得只差没有下跪。
只得用白漆把那些天晓得的“美术字”盖掉。宣传部长又亲自去请县文化馆的画师来重写。
重写的字自然标准，但终究于已造成的创伤没有大补。那片新刷上去的白漆就像块膏药。这块膏药还很不济事。被它盖住的那些字，过了几天，又隐隐约约地从底下浮到面上来，仿佛不甘屈服，仿佛故意要气气什么人。
4.画师。
平时间得发慌的县文化馆画师成了最忙的人。县城几个街口的巨幅宣传画的制作都落到了他头上。算时间必须加班加点才赶得出来。除此以外，许多单位搞立体标语，还非要他去指导不可。像新华书店这样临时出的事，更是预料不到的。
哪晓得，新华书店的补救任务刚完成，宣传部长又给了个临时任务，让他用字去填县委会大院的围墙。
县委大院很大，门两边的围墙也就很大。当初一心只考虑大门门头上的立体标语，没有考虑到这两条长长的围墙。围墙是临街的。在已经装点得很热闹的街上，这样长的两块寂寞的空白很是惹眼。
“正好有两条很要紧的标语，写在围墙上最合适，你看呢？”宣传部长用商量的口气跟满手油漆还来不及擦干净的画师说。这两条要紧的标语分别是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中央提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个是县委提的：“一年上，二年变，三年建成大寨县。”
“只怕时间来不赢。”画师低着头，用纸头擦着手。
“用石灰水写。”
这自然要比油漆写快得多。
画师无话可说了。他是正牌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老子是省里有影响的画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培养，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全省展览。这个人本事是有的，但尾巴也是有些翘的。他的书法参加省展以后，县委书记让县委办公室挂电话，请他给自己新搬进的常委楼的中堂写一幅对联。挂了几次电话，他口头答应好，却迟迟不见人来。县委书记于是让办公室派人到文化馆去请。
“让我补壁当然是看得起我，不过文化馆业务经费有限，笔墨就算是我们垫了，但宣纸和装裱是要花钱的。”画师对来人说。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来人只想到画师搭架子，没有想到还有个经济问题——这原是最不应该成问题的。
请示的结果，县委书记说，全部材料费照付。同时，他让人把对联的内容送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敢写。”画师断然说“这幅字，领袖的手迹是公开发表的。我再写就冒失了。决不敢。”他最后建议来人到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领袖那幅手迹的印刷品。县新华书店若没有，市里的新华书店是一定有的。
公然驳县委书记个人的面子，这在县的历史上怕还是第一次。不过，像目前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画师还是不敢推倭的。只是把气怄在肚皮里，怄多了，又忍不住发作。
县委大院围墙外面，是公路边的排水沟。从沟里起出的浮土堆在围墙根上，形成高低不平的斜坡。不要说放不平石灰桶，站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了。三下两下，画师的火气就上来了：“回头我去给县委提个建议，建议他们给中央提个建议，北京紫禁城城墙那么长，把领袖的雄文四卷写在上面，中外人民学起来都方便，世界革命中心不是更要大放光芒的么！”
5.大会报告。
县委常委会议室庄严肃穆。
正面墙上是领袖像，两厢是马、恩和列、斯像。他们又亲切又严肃地在墙上微微向前俯着身子，关注着对一个县的最重大事务的历次讨论和决定。
除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现任四干会材料组长之外，组成材料组的这几位从下属单位临时抽的笔杆子谁也没进过这间会议室。每年类似的报告是由县委、县政府的秘书班子写的，今年因为要求特别高（县委书记说一定要写出一个四干会历史上最有水平的报告），才抽了他们。他们是全县笔杆子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政治条件都不太理想，不适合在党政部门做秘书工作。当年写三百例也是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材料组长大大咧咧地一进来就陷在沙发里外，其他的人面对蒙着一尘不染、一条折也看不见的台布的椭圆形会议桌，面对会议桌周围一圈上了白漆的藤椅，和环墙一周的沙发，都有些局促，觉得手脚没处放。
县委书记缓缓地走进来。再忙，他都是这副沉稳的样子，说：“让你们等久了，坐嘛。”
等大家纷纷坐定之后，县委书记又接着问：“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吧！”他眼睛看着材料组长。
“跟他们讲过了。”材料组长随随便便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他有点恃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他比县委书记更有希望。只是吃了老婆的亏。那年，准备提拔他担任县委秘书室主任，他正开始同现在的老婆打得火热。上级找他谈话，让他在政治前途和个人问题上作慎重选择——他老婆是伪县长的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心小学抽来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念起文章来抑扬顿挫，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指定他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作改动。他一直正襟危坐，一副深知重任在肩的样子；另一个专心致志的是县委书记。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身子靠紧椅背，不断地向后拗着椅腿。拗着拗着，忽然往前一扑，对正念着的小学老师喊一声：“行了。”然后说出修改意见，然后又重新眯起眼睛，拗起椅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是下了决心要为伊消得人推停的；只可怜苦了材料组长。这几天，他打牌的手气一直不好。抓了半天牌也定不了口。好不容易抓一手清爽些的牌，算一算又是个小和子。于是狠狠心，想等个自摸翻番，却又被别人抢和了。因此很觉晦气，却不能不陪着。他对县委书记的严谨很不以为然。这个报告是多少笔杆子智慧的结晶，犯得着这样扣么？但他只能腹诽。到后来，连腹诽的劲也没有了。眼睛皮子用手指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像鸡似的向下啄着，忽然一下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云雾茶撞翻了。
县委书记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想法子转一下。”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把“转”说成了“短”
“什么，还短了？”材料组长叫起来，一大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态。
“转。”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但听起来依然是“短”
报告已经扣到了最后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的导语大意是“要把冲天的雄心壮志同扎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云云。县委书记嫌有些生硬，要求最好有一两句很精辟、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来过渡。
“大家都想想。”他环顾了一下那些被材料组长撞翻茶碗惊醒过来的人们，起身走出会议室。接着，会议室斜对面的卫生间里，响起液体在便池的瓷壁上溅落的响声。然后是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静默。大家以为他走了，正想起身去看究竟，他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阿莫尼亚味返回到会议室，脸上的神色很兴奋：
“我想到这么一句话，你们看好不好‘学大寨要像蚯蚓一样埋头苦干，而不能像麻雀一样光会叽叽喳喳’。”
说话间，他的双手还留在裤裆那里，一直到把话说完，才扣上最后一粒扣子。
“好！好得很。”材料组长马上表态。底下跟着响起一片含混不清的喝彩。
“那就写上吧。”县委书记自己也极满意。定睛看着小学老师很振奋地挥笔。把这句话写完，小学老师已经开始念下一段了，哪个角落里又忽然响起一声迟到的喝彩：
“好，好，好得很。”
人们为之愕然。那人却竟自用力擦了一下嘴角。那上面有一缕极浓极调的带一点臭味的口水。
报告终于在天亮前扣完。县委书记让小学老师职扣出来的从头朗读了一遍。不觉东方之既白。
“都回去好好睡睡，我放你们一天假。”县委书记精神抖擞。搞一个高水平报告的目的达到了，他很是轻松。“不错，这个报告。”他把一大摞稿纸扬起来晃了晃“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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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前
1.电话。
县委书记离京前夕挂了个长途给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文书。
“我现在在京西宾馆”
几千里外，县委书记向来严肃的声音十分清晰。“京西宾馆”几个字又格外清晰，便是聋子也听不错。
他先前是县委副书记。李芙蓉离任去县人大后，由他接任县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因而踌躇满志。
“哦，——是的。”
文书不自觉地立了一个正。他转业到地方不久，还保留着许多部队上的习惯。同时“京西宾馆”是很吓人的。
“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回去，明天下午到家。你分头通知一下，在家的常委，明天都不要出去了。已经出去了的，请他们一定赶回来。明天晚上，开常委会。这是一。”
“是的。”
“二，你再给各公社挂电话，要些情况，我在常委会上用。电话一定要你自己打，不要假手别人，免得不可靠。你记一下”
“是的。”
文书本应告诉县委书记，他一直在记。但他很激动，忘了说。县委书记后面的交待，对他的信任是明显的。在这样的信任面前，一个军人献身的勇气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倍。
接完县委书记的长话，文书马上就让县长途台接通各公社的电话。他要当晚把县委书记需要的情况内容通知下去，好让各公社明天上午进行统计，下午报上来。否则，事情是要塌把的。
全县十九个公社，办公室有的有人值班，有的没有、只好让话务员转告。许多话务员呵欠连天，声音含糊，睡意都很浓。天晓得她们会不会记得。文书一遍一遍重复着，大声喊，喊得喉咙痛得要死。那边的反应也并没有见得怎么清醒。文书一夜心里七上八下，不落实。
哪晓得，第二天一上班，十九个公社的党委秘书就像在电话里排好队似的一个接一个来汇报了。
“全公社一百九十一个生产队，办政治夜校一百九十二所，有一个是敬老院的；举办党、团员、民兵、妇女等骨干学习班十八期，共培训骨干一千零五十九人次；办宣传栏二百三十八个；书写和张贴大、小幅标语六千九百八十八条”
“你都数过了！”文书不由问。
“怎么，不相信？跟你说，我们是过得硬的。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哪个不相信？”文书噎了一下，连忙解释“接下去。”
“全公社一千二百五十七亩冬闲地全部翻耕了一次；二千五百七十九亩小麦、油菜全部施了两次肥；一次火粪，一次水粪；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力已上水利，目前共完成土（石）方四千七百八十六方；在家的劳力全部投入积肥，已积、造农家肥一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担，挑塘泥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二担”
“数得这样细？”文书忍不住又问。
“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中午下班前，全县的数字就都统计出来了。都精确到了个位数。
2.常委会。
县委常委会完全按照县委书记预想的那样如期开了。一切都很顺利。县委书记搭的班机在省城的机场正点着陆，使他能够赶上从省城回县城的火车班车，到家后赶上晚饭。
晚上七点准时开会。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各自回去漱洗，吃过早饭后又回来接着开，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结束（午饭和晚饭是吃了的）。时间长了些，但没有法子，因为内容太丰富。县委书记事先把会议议程概括为三个字：一学二议三定。
“学”就是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的全部文件。
“议”就是对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照中央精神和全国的先进典型，检查本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实际。找差距，找根源，找有利因素。
以上两项是务虚，也就是吃透两头。做到武装思想，先进一步；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文件的时候，一位老常委却提出外地的典型经验材料是不是不必在这个会上集中念，以后再另行安排学习时间。这位老常委分管民政、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安置工作。职务好像不太重要。但他是常委中唯一一个南下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级别也最高。大家向来对他是尊重的。县委书记沉吟了一下，问其他常委：“你们的意见呢？”多数人说，还是要学。学习态度里面本身就有个学大寨的问题。
老常委于是保留意见。
“定”是务实。就是定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各项具体事宜。这个议程在第二个晚上十点以后进行的。四千会每年都要开一次，轻车熟路，没有多少问题需要反复研究。只有一件事引起了一点讨论，就是各公社代表住宿地点的分配。县城里只有一家三层楼的正规饭店。按照惯例，是作为荣誉分给几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公社代表的。这次，为了突出会议宗旨，县委书记提议变一下，优先考虑照顾几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几个先进单位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老区公社。许多同志有顾虑。不管怎么说，发扬革命传统永远是必要的呀。再说，照顾老区的做法，是从中央沿袭下来的，好不好改？中央开会，历来是老区的代表住好些的房子，坐会场上的前排。
要是论开会的世面，县委书记在常委中是见得最多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最妥善的方案：把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腾出一部分来，给几个不是先进单位的老区公社代表住。县委书记记得，那一年举行盛大国庆典礼，就是李芙蓉参加过的那一回，中央就是让几个老区的代表住进中南海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带头腾出了办公室。激动得这几省的代表们几个晚上都一直没有睡好觉。
常委会结束时，绝大多数常委的精神都很不错，能够坚持着摸黑回到自己家里去。只有老常委是提前离会的，还吞了随身带着的硝酸苷油丸子。他有冠心病。
3.标语。
四干会一旦召开，全县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两千人都要集中到县城里来。县城的情况很自然地就会给他们直接的印象。这种印象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县委决心的认识，乃至他们自身的精神面貌。因此，县委书记强调，县直各机关一定要做出样子，要造出浓厚的气氛。
这项工作在县委常委会上是分工给宣传部长抓的。先前的“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小冯调到基层锻炼去了，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位老同志。他土改当区委书记时，县委书记还是区政府的文书。六十年代初放卫星的时候，他负责的那个公社饿死了很多人。责任追究下来，他受到“双开除”的处分。不过，不久上面又有了精神，说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他才又受了“甄别”恢复了工作。只是一直没有晋升。由于有过那么一段工作关系，他支持县委书记的工作，还是很坚决的。这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每天一吃过饭，他就蹬着一辆旧车子，去跑县直各机关。催卫生局组织检查团，督促县城各机关、商店、学校清扫环境卫生；催养路段把城里和城外附近一带公路上的坑洼填平；催城建局把人行道上缺掉的水泥块补齐抓得最紧最细的是他自己的一项创造，就是在临街的所有机关的屋头上，矗立立体标语。这个想法一汇报，立刻就得到了赞赏。
这项事业耗费了宣传部长很大的精力。字多大，什么字体，用什么材料，立在屋头的哪个位置，他都一项一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标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业局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局就是“农业学大寨”；商业局则是“商业学大庆、学大寨”没有这种明确的口号，就改用语录，农机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局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局是“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但是还有不好办的。比如县新华书店，就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合适的语录。几条有关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同时又简洁得宜于作标语的都给文化局、文化馆一类单位用去了。最后，他从中央领导同志作的学大寨报告中找出了一句话：“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虽然不好说就是靠一家书店来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书店总是起了这种作用。因此把这句话作为标语用在书店屋头上，还是贴切的，只可惜，屋头很不争气。
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起城里的洋派，开始建平顶的楼房，许多局机关的房子都是后建的，因此，搞立体标语不成问题。县新华书店因为缺少资金，无力重建，只能在旧房的一头加了一截平顶的、每层一间房的三层楼。这截三层楼单独看像座碉堡，跟旧屋连在一起看，就像一艘洋船的骄傲的船头。可是，骄傲归骄傲，却胜任不了这样长的一条标语，太窄。若是把标语立在旧屋的屋檐上，则背后衬着灰黑的瓦，难看得要死。若是立在屋脊上，又起不到宣传的作用。考虑来考虑去，还只有在碉堡似的船头上想办法。
宣传部长看中了这截新建的墙面。盖这三层楼的时候，为了不显得比别个寒酸，书店把有限的资金都用上了。外墙面从底到顶都敷了矾石水泥。除去门和窗户，留出了一条完整的银白色的块面，在新华书店整个这幢房子上，这是块最醒目的地方。他也并不是那么教条主义，当场决定变通一下——新华书店的那条标语立体不成了，就用红漆写在这块墙面上。
本来以为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没有想到，新华书店没有一个成器的人。宣传部长走后，他们用一条索子捆住唯一一个号称能写美术字的干部，从屋头上放下去，让他像开山凿石一样在半空中晃荡着，写完了那条标语。
天晓得！那怎么能叫“美术字”呢。长一笔，短一笔，粗一笔，细一笔，歪一笔，斜一笔。漆又没有收干净，每笔下面都垂着许多细流。有人说，那些字是羞得流汗，更有人说，是气得哭。好生生一面雪白的墙，弄得糊糊塌塌。好像古时候，一个犯人白净脸皮上受了黥刑。
“这是搞破坏嘛！”来检查的宣传部长气得跺脚。把新华书店那位写美术字的专家吓得只差没有下跪。
只得用白漆把那些天晓得的“美术字”盖掉。宣传部长又亲自去请县文化馆的画师来重写。
重写的字自然标准，但终究于已造成的创伤没有大补。那片新刷上去的白漆就像块膏药。这块膏药还很不济事。被它盖住的那些字，过了几天，又隐隐约约地从底下浮到面上来，仿佛不甘屈服，仿佛故意要气气什么人。
4.画师。
平时间得发慌的县文化馆画师成了最忙的人。县城几个街口的巨幅宣传画的制作都落到了他头上。算时间必须加班加点才赶得出来。除此以外，许多单位搞立体标语，还非要他去指导不可。像新华书店这样临时出的事，更是预料不到的。
哪晓得，新华书店的补救任务刚完成，宣传部长又给了个临时任务，让他用字去填县委会大院的围墙。
县委大院很大，门两边的围墙也就很大。当初一心只考虑大门门头上的立体标语，没有考虑到这两条长长的围墙。围墙是临街的。在已经装点得很热闹的街上，这样长的两块寂寞的空白很是惹眼。
“正好有两条很要紧的标语，写在围墙上最合适，你看呢？”宣传部长用商量的口气跟满手油漆还来不及擦干净的画师说。这两条要紧的标语分别是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中央提的：“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个是县委提的：“一年上，二年变，三年建成大寨县。”
“只怕时间来不赢。”画师低着头，用纸头擦着手。
“用石灰水写。”
这自然要比油漆写快得多。
画师无话可说了。他是正牌子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他老子是省里有影响的画家，从小受到很好的培养，写得一手好字，书法作品参加过全省展览。这个人本事是有的，但尾巴也是有些翘的。他的书法参加省展以后，县委书记让县委办公室挂电话，请他给自己新搬进的常委楼的中堂写一幅对联。挂了几次电话，他口头答应好，却迟迟不见人来。县委书记于是让办公室派人到文化馆去请。
“让我补壁当然是看得起我，不过文化馆业务经费有限，笔墨就算是我们垫了，但宣纸和装裱是要花钱的。”画师对来人说。
“那我们回去请示一下。”来人只想到画师搭架子，没有想到还有个经济问题——这原是最不应该成问题的。
请示的结果，县委书记说，全部材料费照付。同时，他让人把对联的内容送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不敢写。”画师断然说“这幅字，领袖的手迹是公开发表的。我再写就冒失了。决不敢。”他最后建议来人到县新华书店去看一看，他记得那里有领袖那幅手迹的印刷品。县新华书店若没有，市里的新华书店是一定有的。
公然驳县委书记个人的面子，这在县的历史上怕还是第一次。不过，像目前这样重大的政治任务，画师还是不敢推倭的。只是把气怄在肚皮里，怄多了，又忍不住发作。
县委大院围墙外面，是公路边的排水沟。从沟里起出的浮土堆在围墙根上，形成高低不平的斜坡。不要说放不平石灰桶，站人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了。三下两下，画师的火气就上来了：“回头我去给县委提个建议，建议他们给中央提个建议，北京紫禁城城墙那么长，把领袖的雄文四卷写在上面，中外人民学起来都方便，世界革命中心不是更要大放光芒的么！”
5.大会报告。
县委常委会议室庄严肃穆。
正面墙上是领袖像，两厢是马、恩和列、斯像。他们又亲切又严肃地在墙上微微向前俯着身子，关注着对一个县的最重大事务的历次讨论和决定。
除了县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现任四干会材料组长之外，组成材料组的这几位从下属单位临时抽的笔杆子谁也没进过这间会议室。每年类似的报告是由县委、县政府的秘书班子写的，今年因为要求特别高（县委书记说一定要写出一个四干会历史上最有水平的报告），才抽了他们。他们是全县笔杆子中的佼佼者，只是因为政治条件都不太理想，不适合在党政部门做秘书工作。当年写三百例也是这种情况。现在，除了材料组长大大咧咧地一进来就陷在沙发里外，其他的人面对蒙着一尘不染、一条折也看不见的台布的椭圆形会议桌，面对会议桌周围一圈上了白漆的藤椅，和环墙一周的沙发，都有些局促，觉得手脚没处放。
县委书记缓缓地走进来。再忙，他都是这副沉稳的样子，说：“让你们等久了，坐嘛。”
等大家纷纷坐定之后，县委书记又接着问：“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吧！”他眼睛看着材料组长。
“跟他们讲过了。”材料组长随随便便地从沙发上欠起身子。他有点恃才。曾经有过一个时候，他比县委书记更有希望。只是吃了老婆的亏。那年，准备提拔他担任县委秘书室主任，他正开始同现在的老婆打得火热。上级找他谈话，让他在政治前途和个人问题上作慎重选择——他老婆是伪县长的女儿——他却选择了后者。这才轮到当时跟他同在县委秘书室当一般干部的县委书记上去。
“那好。我先说说我的意见，文章还靠你们写。”
县委书记接着谈了他对报告的设想。全文分几个大部分，每一部分分出几点；每一点分出几层，等等。极其详尽、完整。
“很好，很好。”还没有把县委书记的意见记录完，材料组长就叫起来“报告出来一半了。”
“莫瞎叫。”县委书记横了他一眼“我只是搭个架子，行不行你们还可以推敲。请你们来，就是让你们都动动脑筋的。这方面，你们是行家。”
“你自己就是行家。”材料组长坚持不懈地恭维说。
“我算什么行家，晓得一点路子就是。”县委书记还是板着脸。不过，心里头并不觉得材料组长的话是什么奉承，因为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他以前在秘书室写过无数各类报告，于此道是很精的。“当然，那不足为训，”他说“应该向国家水平看齐。”那些中央大笔杆子把领导人的谈话记录下来，就能整理成政策条文，逻辑极其严密，而文字又活得很。
要求这样高，大家深受鼓舞。这等于把他们同国家水平等量齐观。几个从学校和文化单位抽来的才子十分激动，很有些士为知己者死的壮烈情怀。
剩下来的便是忧虑，担心辜负了县委领导的信任。只有材料组长摆出一副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架势，一百二十个不在乎。听完县委书记意见后，离下班还有一个多钟头，本来是可以议一议，甚至分分工的。但材料组长让各人回去，安心休息，明天上午再集中。文章千古事，急不得的。早急三年，孙子都生出来了。
材料组长胸有成竹。第二天材料组的人到齐之后，他给每个人分发了一张报纸，分别是好几个省的党报，都用整版整版的篇幅登载着那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全省学大寨大会上的报告。报告的要点事先都用红笔划出来了。
“先看一看。看要点就行。看完了，我们的报告就出来一半了。”材料组长把昨天恭维县委书记的话重复了一遍。
大家狐疑地看看他，然后低头潜心研究手上的报纸。然后纷纷举头，若有所思。尽管省份不同，报告人不同，那些报告的要点大致都是相同的。而所有这些相同的要点又都好像早就在哪里见过。他们赶紧拿出笔记本，翻到昨天记录的县委书记的意见。这才明白了县委书记那些意见的渊源。县委书记更高明的地方是集了所有那些报纸要点的大成。
“怎么样，我说得不错吧。大小标题是书记定的，叙述就照这报上的。举例的地方只要改个地名、人名就行了，当然，我们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比方各种数字，就不好照人家的抄。”材料组长指挥若定。谁负责去统计有关数字；谁负责剪刀、糨糊；谁负责誊写。他管总的——怎样剪贴，插哪些话把剪贴之间的不连贯变连贯。
材料组长干得很紧张，很艰苦。宣传组办公室的灯光连着亮了好几个通宵。
他们是在搓麻将。报告的初稿早就写好了。材料组长不肯送审。“送早了，百分之百是要返工的。让你返工是领导的责任。什么意见没有，领导也就不是领导了。”
不过，他们还是打了一个正经的夜班。
县委书记一直忙得不亦乐乎。到报告初稿送审的当天下午才有时间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看完了，他让县委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材料组的几位秀才，晚上仍到常委会议室集中，把报告再扣一扣，他亲自参加。
所谓“扣”就是通过集体讨论方式，给报告润色。一人念，其他人听，某一句应删去几个字，某一段需加进几个字，边念边听边改，当场定下来。这是报告起草的最后一道工序。不论对初稿满意还是不满意，都必须进行的。
离作报告还剩一天时间了。报告定稿后，还要用一天时间打字、印刷、装订。因此必须打夜作。
这道工序进展很慢。报告跟这个长长的冬夜一样长。半夜以后，才刚刚扣完一半。多数人的脊往渐渐支撑不住身子，开始在沙发上歪下去。到后来，椭圆形会议桌边上只剩了三个人。
三个人中，最辛苦的是一个从县城中心小学抽来的老师。他是教语文的，念起文章来抑扬顿挫，很清楚。所以一开始就指定他一面念，一面照大家的意见在原稿上作改动。他一直正襟危坐，一副深知重任在肩的样子；另一个专心致志的是县委书记。他眯着眼睛，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身子靠紧椅背，不断地向后拗着椅腿。拗着拗着，忽然往前一扑，对正念着的小学老师喊一声：“行了。”然后说出修改意见，然后又重新眯起眼睛，拗起椅腿。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他是下了决心要为伊消得人推停的；只可怜苦了材料组长。这几天，他打牌的手气一直不好。抓了半天牌也定不了口。好不容易抓一手清爽些的牌，算一算又是个小和子。于是狠狠心，想等个自摸翻番，却又被别人抢和了。因此很觉晦气，却不能不陪着。他对县委书记的严谨很不以为然。这个报告是多少笔杆子智慧的结晶，犯得着这样扣么？但他只能腹诽。到后来，连腹诽的劲也没有了。眼睛皮子用手指掰也掰不开。头一下一下像鸡似的向下啄着，忽然一下啄在茶碗上，把满满一杯云雾茶撞翻了。
县委书记刚好在这时说了一句话：“这个地方要想法子转一下。”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把“转”说成了“短”
“什么，还短了？”材料组长叫起来，一大半是为了掩饰自己打翻茶碗的窘态。
“转。”县委书记白了他一眼，加重语气强调了一下，但听起来依然是“短”
报告已经扣到了最后一部分。初稿这一部分的导语大意是“要把冲天的雄心壮志同扎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云云。县委书记嫌有些生硬，要求最好有一两句很精辟、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来过渡。
“大家都想想。”他环顾了一下那些被材料组长撞翻茶碗惊醒过来的人们，起身走出会议室。接着，会议室斜对面的卫生间里，响起液体在便池的瓷壁上溅落的响声。然后是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静默。大家以为他走了，正想起身去看究竟，他却带着一股淡淡的阿莫尼亚味返回到会议室，脸上的神色很兴奋：
“我想到这么一句话，你们看好不好‘学大寨要像蚯蚓一样埋头苦干，而不能像麻雀一样光会叽叽喳喳’。”
说话间，他的双手还留在裤裆那里，一直到把话说完，才扣上最后一粒扣子。
“好！好得很。”材料组长马上表态。底下跟着响起一片含混不清的喝彩。
“那就写上吧。”县委书记自己也极满意。定睛看着小学老师很振奋地挥笔。把这句话写完，小学老师已经开始念下一段了，哪个角落里又忽然响起一声迟到的喝彩：
“好，好，好得很。”
人们为之愕然。那人却竟自用力擦了一下嘴角。那上面有一缕极浓极调的带一点臭味的口水。
报告终于在天亮前扣完。县委书记让小学老师职扣出来的从头朗读了一遍。不觉东方之既白。
“都回去好好睡睡，我放你们一天假。”县委书记精神抖擞。搞一个高水平报告的目的达到了，他很是轻松。“不错，这个报告。”他把一大摞稿纸扬起来晃了晃“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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