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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有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谱，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地！”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物。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不住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有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谱，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地！”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物。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