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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午报
从舞蹈演员、军人到旅美作家，严歌苓本人的经历更像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和电影。近日，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正式上市，这部作品被誉为长篇农村史诗小说，以一个传奇的“藏人”故事为叙述支点，塑造了一位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而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的中国女性。整个作品平实幽默，具有浓郁的豫西地方特色。小说一问世，就被认为是2006年文坛的一大收获。
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唯一的中国人
记者：你的小说花儿与少年被称为21世纪的雷雨，你怎么看？
严歌苓：这两部都是反映家庭悲剧的小说，大量的家庭悲剧在里面，它们属于同一个类型。
记者：有把花儿与少年拍成电影的打算吗？
严歌苓：有，现在还没开始拍，我已经和一个投资公司签合同了。由陈冲主演，导演是另一个人，具体什么时候拍还没有决定，剧本还没有写出来，先跟公司签了合同，要先找到钱啊（笑）。
记者：谈谈你和陈冲的合作吧。
严歌苓：我到美国以后才认识她。我跟陈冲在很多方面都很投缘，比如说读书。她圣诞节会送我书，我也喜欢读书，遇到好的，我会送给她。如果只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这种友谊不够强烈、没有力量。朋友之间有许多东西需要在共同信仰上建立，比如喜欢同一类的电影，喜欢同种书啊、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友谊是浓厚的，特别是在异国他乡，介于两种文化之间我觉得自己挺不伦不类的，所以需要这样一种联络、这样一种沟通。我们的价值观也接近。
记者：介绍一下你在好莱坞的情况吧？
严歌苓：我所在的是好莱坞的一个编剧家协会，属于专业编剧，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吧。美国有三个这样比较好的组织，分别是编剧家协会、导演协会、演员协会。
记者：在编剧家协会的工作有任务指标吗？
严歌苓：任务也不见得有，就是说你写得多福利就高。在这个编剧家协会，亚洲人比较少，这是一个优势，同时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亚洲人少所得到的剧本也比较少，写作剧本的机会就少一些。但是我创作小说的时间就长一些，对作家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事。
记者：进入这个协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吧？
严歌苓：有两个条件你必须符合，第一你的电影必须是在美国大的剧院公开放映的，对票房没有要求，但是我的电影恰恰是票房很好；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受大的电影公司雇用的。在美国的这种组织里，纪律是很严格的，成为这个协会的一员就要遵守这个组织的约束。因为他们有很多统一行动，比如说罢工啊之类的，如果你不参加大家组织的罢工，或者你在罢工期间偷偷写了东西，那你就会被开除。但是你可以享受医疗保险、退休金什么的，还有失业保险。进入这个协会很不容易，在这里的中国人好像只有我一个。
我丈夫辞职了，他爱情至上
记者：你已出版文集了，哪部作品距你本人的生活较近呢？
严歌苓：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都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以扶桑为例，它讲述的是19世纪一个妓女的故事，只不过我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移民生活的一些看法。不过无出路咖啡馆则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经历，我在其中也找出了一些哲学意义。我很喜欢自己的那本雌性的草地，我始终认为那是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那时年轻、很有激情。1990年赴美后，学会了大量的技巧，创作方式就变得很有意识。
记者：你在创作中技巧的成分占多大的比例？
严歌苓：现在我觉得技巧的成分越来越少，比例也是很小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越来越追求那种创作本身的东西。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习了技巧，后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它妨碍了我、束缚了我、影响了我的下意识。作家创作很可贵的就是下意识，有技巧成分的作品出来后很僵化，后来我就试着去摆脱这种东西。
记者：你认为作家的想像力对创作来说重要吗？
严歌苓：想像力是最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作家的决定因素。
记者：小说、美术、电影、舞蹈、音乐都是艺术，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严歌苓：我觉的所有的艺术都相通的，它们在美感、节奏感方面只是表现的手段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舞蹈应该是艺术的起源。
记者：听说你和爱人在结合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严歌苓：对，他当时是美国的外交官员，他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外交官是不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结婚的，于是在对他展开全面调查的时候，他辞职了，爱情至上。就这样他在外面待了10多年。
记者：他是个中国通，你们生活中一定很有趣？
严歌苓：我们是经朋友介绍的。他会八种语言，是个中国通，还翻译过我的书。我很讨厌回信，所以他经常帮我回信。有的时候，美国人很诚实，说话不含蓄、太直接，因此常给我捅娄子。比如一次，一家书商催稿子催促得很紧，说你说过两个月之前就该给我们了，我就说我最近回了一次大陆，或者忙别的事情顾不上，他（丈夫）已经给人家回信说，我最近在美国写什么什么东西。
他不懂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套思维、说话的方法，太直接了，比如我的稿费没得到及时的支付时，他就写信给人说：你该付稿费了，很直接。其实这样很简单地就把事给办了，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对他这样... -->>
新闻午报
从舞蹈演员、军人到旅美作家，严歌苓本人的经历更像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和电影。近日，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正式上市，这部作品被誉为长篇农村史诗小说，以一个传奇的“藏人”故事为叙述支点，塑造了一位以其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而超越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的中国女性。整个作品平实幽默，具有浓郁的豫西地方特色。小说一问世，就被认为是2006年文坛的一大收获。
好莱坞编剧家协会唯一的中国人
记者：你的小说花儿与少年被称为21世纪的雷雨，你怎么看？
严歌苓：这两部都是反映家庭悲剧的小说，大量的家庭悲剧在里面，它们属于同一个类型。
记者：有把花儿与少年拍成电影的打算吗？
严歌苓：有，现在还没开始拍，我已经和一个投资公司签合同了。由陈冲主演，导演是另一个人，具体什么时候拍还没有决定，剧本还没有写出来，先跟公司签了合同，要先找到钱啊（笑）。
记者：谈谈你和陈冲的合作吧。
严歌苓：我到美国以后才认识她。我跟陈冲在很多方面都很投缘，比如说读书。她圣诞节会送我书，我也喜欢读书，遇到好的，我会送给她。如果只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这种友谊不够强烈、没有力量。朋友之间有许多东西需要在共同信仰上建立，比如喜欢同一类的电影，喜欢同种书啊、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友谊是浓厚的，特别是在异国他乡，介于两种文化之间我觉得自己挺不伦不类的，所以需要这样一种联络、这样一种沟通。我们的价值观也接近。
记者：介绍一下你在好莱坞的情况吧？
严歌苓：我所在的是好莱坞的一个编剧家协会，属于专业编剧，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吧。美国有三个这样比较好的组织，分别是编剧家协会、导演协会、演员协会。
记者：在编剧家协会的工作有任务指标吗？
严歌苓：任务也不见得有，就是说你写得多福利就高。在这个编剧家协会，亚洲人比较少，这是一个优势，同时也是一个不利因素，因为亚洲人少所得到的剧本也比较少，写作剧本的机会就少一些。但是我创作小说的时间就长一些，对作家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好事。
记者：进入这个协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吧？
严歌苓：有两个条件你必须符合，第一你的电影必须是在美国大的剧院公开放映的，对票房没有要求，但是我的电影恰恰是票房很好；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受大的电影公司雇用的。在美国的这种组织里，纪律是很严格的，成为这个协会的一员就要遵守这个组织的约束。因为他们有很多统一行动，比如说罢工啊之类的，如果你不参加大家组织的罢工，或者你在罢工期间偷偷写了东西，那你就会被开除。但是你可以享受医疗保险、退休金什么的，还有失业保险。进入这个协会很不容易，在这里的中国人好像只有我一个。
我丈夫辞职了，他爱情至上
记者：你已出版文集了，哪部作品距你本人的生活较近呢？
严歌苓：其实我的很多作品都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以扶桑为例，它讲述的是19世纪一个妓女的故事，只不过我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对移民生活的一些看法。不过无出路咖啡馆则可以说是我的生活经历，我在其中也找出了一些哲学意义。我很喜欢自己的那本雌性的草地，我始终认为那是自己最好的一部作品。那时年轻、很有激情。1990年赴美后，学会了大量的技巧，创作方式就变得很有意识。
记者：你在创作中技巧的成分占多大的比例？
严歌苓：现在我觉得技巧的成分越来越少，比例也是很小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越来越追求那种创作本身的东西。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学习了技巧，后来在创作的过程中我觉得它妨碍了我、束缚了我、影响了我的下意识。作家创作很可贵的就是下意识，有技巧成分的作品出来后很僵化，后来我就试着去摆脱这种东西。
记者：你认为作家的想像力对创作来说重要吗？
严歌苓：想像力是最最重要的，生活经历虽然重要，但想像力更重要。作家对事物不仅要做到举一反三，更应该举一反百，想像力是一个人能不能做作家的决定因素。
记者：小说、美术、电影、舞蹈、音乐都是艺术，你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严歌苓：我觉的所有的艺术都相通的，它们在美感、节奏感方面只是表现的手段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舞蹈应该是艺术的起源。
记者：听说你和爱人在结合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严歌苓：对，他当时是美国的外交官员，他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外交官是不可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结婚的，于是在对他展开全面调查的时候，他辞职了，爱情至上。就这样他在外面待了10多年。
记者：他是个中国通，你们生活中一定很有趣？
严歌苓：我们是经朋友介绍的。他会八种语言，是个中国通，还翻译过我的书。我很讨厌回信，所以他经常帮我回信。有的时候，美国人很诚实，说话不含蓄、太直接，因此常给我捅娄子。比如一次，一家书商催稿子催促得很紧，说你说过两个月之前就该给我们了，我就说我最近回了一次大陆，或者忙别的事情顾不上，他（丈夫）已经给人家回信说，我最近在美国写什么什么东西。
他不懂用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套思维、说话的方法，太直接了，比如我的稿费没得到及时的支付时，他就写信给人说：你该付稿费了，很直接。其实这样很简单地就把事给办了，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对他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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