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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全是为了它！流血，流那么多血呀！”她的双手像抽风一样。一会，地上便撒成一片惨白。
我不知我会干些什么，只觉得全身筋络像弹簧那样吱吱叫着压到最顶点。她黑黑的身形，立于一片白色之上，脸似乎在笑，又似乎在无端地龇牙咧嘴，露着粉红色的牙床。她以为她这么干彻底救了我。我头一次发现这张脸竟如此愚蠢痴昧。我不知举起了什么，大概是截挺粗的木头，或是一块当凳子坐的大卵石。下面就不用我废话了。
她倒下了，双手紧紧抱着一条腿。我到死也会记得，她那两束疼得发抖的目光。
以后的两天，我再也不看她一眼。她最怕我这种高傲而轻蔑的沉默。我用沉默筑起一道墙，她时时想逾越。她抱着伤腿，艰难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煮茶，做饭食。我那时哪会知道，她的腿已经被我毁了；我更不知道，她腹中已存活着一个小东西，我的儿子。
第三天，下头一场雪了。天麻麻亮时，我醒来，见她缩在火炉边，正瞅着我。我在毫无戒备的熟睡状态下被她这样瞅，真有些心惊胆寒。我想她完全有机会把我宰了，或像杀牛那样，闷死它，为使全部血都储于肉中。我翻身将背朝她。一会儿，我听见她地爬过来，贴紧我，轻声说：“何夏啦，我死了吧。”
我厌恶地挪开一点。她不敢再往我身上贴了。她说：“我晓得，我还是死了好”我头也不回，又轻又狠地说：“滚！”
她不作声了，我披衣起来，就往门口走。她黑黑的一团，坐在那里，僵化了。这个僵化的人形，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我揣着她做的干酪，在雪地里闲逛一整天。河正在结冰，波浪眼看着凝固，渐渐形成带有波纹的化石。等天黑尽时，我往回走，远远看见帐篷一团浑黄的火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特别需要阿尕给我准备的这份温暖。我要跟她和解。好歹，她是个伴，是个女人。我钻进帐篷——至于我迈进帐篷看到了什么样的奇境，我前面似乎已有所暗示。
门打开后，杜明丽的丈夫惊异地看着这个高大的怪物。这就是何夏，还用问嘛。他客客气气地请他进屋，胡乱指着，让他坐。明丽始终躲在他的阴庇之中，见丈夫并没有决斗的劲头，心里不禁有几分幸灾乐祸。
两个女儿见有客人来，非常懂事地轻轻跑了，明丽替她们把那架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搬到隔壁，她听见丈夫问：“听说何夏同志搞的那个水电站规模蛮大。”
“不太大，只有几万千瓦。”
“您的事迹我在不少报上看了，真了不起”
何夏没答话，杜明丽有些紧张了。
“明丽也常谈你的事。”
何夏仍不说话。
“那个水电站竣工了吗？”
“一九八年才能竣工。”
“还有两年呐。那你不回去了吧？”
“走着瞧吧，呆腻了我没准还要回去。”何夏说“我想来跟你谈谈明丽的事。我们二十年前的关系你早就清楚，明丽是诚实的女人。”
杜明丽紧贴着冰凉发黏的墙。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根本不爱她。根本谈不上。”何夏说。
“不过，”何夏站起来“假如你待她不好，动不动用离婚吓她，那你可当心点。”说完，他就走了。杜明丽慢慢走到丈夫面前，见他还云里雾里地瞪着眼。
我瞧不上明丽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如她无法理解我那些充满凶险的日子。我像牧羊的苏武，如今终于光荣地回来了。都市的喧嚣与草地的荒芜，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在那个超然与纯粹的境界中，只有阿尕，站在我一边。我已经走出草地，与那里遥隔千里，而她的气味与神韵无时不包围着我。我知道，她不会放了我，饶过我，我和她不知谁欠了谁的债，永远结不了。
或许，这账得留给儿子去结清算了，儿子知道他母亲当年怎样拖着残腿，拄着木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咱家的帐篷。那时他还是个小肉芽芽儿，附着在母亲的腹腔里，所以母亲肚里的苦水多深，他最清楚。我走进帐篷，看见阿尕不见了。
然后，猜我看见了什么？油灯光环中，我看见那些撕碎的图纸，每条裂缝都被仔细拼拢，一点一点精致地贴合了。密如网络的裂纹，使图纸显出一种奇异的价值。我等啊等啊，傻等着我的阿尕归来。可她做完这一切，就不再回来了，这撕碎又拼合的纸上，曲曲折折的裂纹，便是记录我们整个爱情的象形文字。该明白了吧，你这傻瓜，什么都晚啦。
我找过她，我常常在夜里惊醒，跑出帐篷，狼哭鬼嚎一样叫着她的名字。有时，我忽然听见她在我很近的地方唱歌，有时我在帐篷某个角落发现几根她的长头发，我感到她没走远。
我在杳无人迹的地方独自过活。我没有冬屋子，有时大雪把帐篷压塌。我与牛羊相依为命，吃它们，也靠它们安眠。我不懈地工作，整条河的水文调查资料在我帐篷里越堆越高。直到有一天，我认为行了，已经无懈可击了，才背上它们一趟趟往城里跑。
我知道她从来未远离过我。帐篷门口，她常留下一摞牛粪或一袋糙米。有时我起来挤奶，发现牛的xx子空了，一桶奶已放在那里。这时，我就疯疯癫癫地四处找、喊。对着一片空虚大声忏悔，或像娘儿们那样抽泣不已。我知道她一定躲在哪里，虽然草地一览无余，但她有办法把自己完全藏匿，倔强地咬着嘴唇，不回应我的呼喊。她紧紧捂住耳朵，拼命地逃，要逃避我的召唤。她决不受我的骗，决不被我的痛悔打动，她，受够了。
它！全是为了它！流血，流那么多血呀！”她的双手像抽风一样。一会，地上便撒成一片惨白。
我不知我会干些什么，只觉得全身筋络像弹簧那样吱吱叫着压到最顶点。她黑黑的身形，立于一片白色之上，脸似乎在笑，又似乎在无端地龇牙咧嘴，露着粉红色的牙床。她以为她这么干彻底救了我。我头一次发现这张脸竟如此愚蠢痴昧。我不知举起了什么，大概是截挺粗的木头，或是一块当凳子坐的大卵石。下面就不用我废话了。
她倒下了，双手紧紧抱着一条腿。我到死也会记得，她那两束疼得发抖的目光。
以后的两天，我再也不看她一眼。她最怕我这种高傲而轻蔑的沉默。我用沉默筑起一道墙，她时时想逾越。她抱着伤腿，艰难地在地上爬来爬去，煮茶，做饭食。我那时哪会知道，她的腿已经被我毁了；我更不知道，她腹中已存活着一个小东西，我的儿子。
第三天，下头一场雪了。天麻麻亮时，我醒来，见她缩在火炉边，正瞅着我。我在毫无戒备的熟睡状态下被她这样瞅，真有些心惊胆寒。我想她完全有机会把我宰了，或像杀牛那样，闷死它，为使全部血都储于肉中。我翻身将背朝她。一会儿，我听见她地爬过来，贴紧我，轻声说：“何夏啦，我死了吧。”
我厌恶地挪开一点。她不敢再往我身上贴了。她说：“我晓得，我还是死了好”我头也不回，又轻又狠地说：“滚！”
她不作声了，我披衣起来，就往门口走。她黑黑的一团，坐在那里，僵化了。这个僵化的人形，竟是她留给我最后的印象。
我揣着她做的干酪，在雪地里闲逛一整天。河正在结冰，波浪眼看着凝固，渐渐形成带有波纹的化石。等天黑尽时，我往回走，远远看见帐篷一团浑黄的火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特别需要阿尕给我准备的这份温暖。我要跟她和解。好歹，她是个伴，是个女人。我钻进帐篷——至于我迈进帐篷看到了什么样的奇境，我前面似乎已有所暗示。
门打开后，杜明丽的丈夫惊异地看着这个高大的怪物。这就是何夏，还用问嘛。他客客气气地请他进屋，胡乱指着，让他坐。明丽始终躲在他的阴庇之中，见丈夫并没有决斗的劲头，心里不禁有几分幸灾乐祸。
两个女儿见有客人来，非常懂事地轻轻跑了，明丽替她们把那架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搬到隔壁，她听见丈夫问：“听说何夏同志搞的那个水电站规模蛮大。”
“不太大，只有几万千瓦。”
“您的事迹我在不少报上看了，真了不起”
何夏没答话，杜明丽有些紧张了。
“明丽也常谈你的事。”
何夏仍不说话。
“那个水电站竣工了吗？”
“一九八年才能竣工。”
“还有两年呐。那你不回去了吧？”
“走着瞧吧，呆腻了我没准还要回去。”何夏说“我想来跟你谈谈明丽的事。我们二十年前的关系你早就清楚，明丽是诚实的女人。”
杜明丽紧贴着冰凉发黏的墙。
“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根本不爱她。根本谈不上。”何夏说。
“不过，”何夏站起来“假如你待她不好，动不动用离婚吓她，那你可当心点。”说完，他就走了。杜明丽慢慢走到丈夫面前，见他还云里雾里地瞪着眼。
我瞧不上明丽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如她无法理解我那些充满凶险的日子。我像牧羊的苏武，如今终于光荣地回来了。都市的喧嚣与草地的荒芜，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在那个超然与纯粹的境界中，只有阿尕，站在我一边。我已经走出草地，与那里遥隔千里，而她的气味与神韵无时不包围着我。我知道，她不会放了我，饶过我，我和她不知谁欠了谁的债，永远结不了。
或许，这账得留给儿子去结清算了，儿子知道他母亲当年怎样拖着残腿，拄着木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咱家的帐篷。那时他还是个小肉芽芽儿，附着在母亲的腹腔里，所以母亲肚里的苦水多深，他最清楚。我走进帐篷，看见阿尕不见了。
然后，猜我看见了什么？油灯光环中，我看见那些撕碎的图纸，每条裂缝都被仔细拼拢，一点一点精致地贴合了。密如网络的裂纹，使图纸显出一种奇异的价值。我等啊等啊，傻等着我的阿尕归来。可她做完这一切，就不再回来了，这撕碎又拼合的纸上，曲曲折折的裂纹，便是记录我们整个爱情的象形文字。该明白了吧，你这傻瓜，什么都晚啦。
我找过她，我常常在夜里惊醒，跑出帐篷，狼哭鬼嚎一样叫着她的名字。有时，我忽然听见她在我很近的地方唱歌，有时我在帐篷某个角落发现几根她的长头发，我感到她没走远。
我在杳无人迹的地方独自过活。我没有冬屋子，有时大雪把帐篷压塌。我与牛羊相依为命，吃它们，也靠它们安眠。我不懈地工作，整条河的水文调查资料在我帐篷里越堆越高。直到有一天，我认为行了，已经无懈可击了，才背上它们一趟趟往城里跑。
我知道她从来未远离过我。帐篷门口，她常留下一摞牛粪或一袋糙米。有时我起来挤奶，发现牛的xx子空了，一桶奶已放在那里。这时，我就疯疯癫癫地四处找、喊。对着一片空虚大声忏悔，或像娘儿们那样抽泣不已。我知道她一定躲在哪里，虽然草地一览无余，但她有办法把自己完全藏匿，倔强地咬着嘴唇，不回应我的呼喊。她紧紧捂住耳朵，拼命地逃，要逃避我的召唤。她决不受我的骗，决不被我的痛悔打动，她，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