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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红梅被触动了。女孩的眼睛是老人的，并那么触目惊心的熟悉。她把一张张相片仔细审视，想记起这眼睛是谁的；她几乎能肯定，她见过女孩的眼睛。看着看着，她心惊了，另一双眼睛透视女孩直视她。凭直觉她感到这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确有这么个女儿。也的确有一场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剧。她回信说女孩非常美丽，却有种不幸的氛围。她说，女孩的眼睛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不，不是似乎，我肯定见过。这人回答说，她多年前失去女儿，是因为她犯的一次过失，把女儿从学校劫持出来，藏匿了几个月，从此便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乔红梅再一次感到那真切的创痛。直觉告诉她，这人的创痛不止于此。她问，你女儿上次回去后，常给你来电话吗？这人说她女儿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相信她。乔红梅问，你要她相信你什么？相信我爱她，从来不想伤害她，不管我做过多少蠢事。这人答道。正如我不愿意害你。假如你愿意，我可以从此退出去，永远不再打扰你。不再把这个人当成“他”之后，乔红梅的确感到安全了一些。走路时她会突然止步，看身边是否有个高个子女人出没。却从没发现任何异常。她开始恢复往常的行动路线，去图书馆，去学校，去购物中心、超市。好多了，似乎不再处于一双多少带些兽性的目光射程中。她发现自己常对着密语者的来信发呆，想象她躲在哪一片昏暗中，把她看得那么仔细。她留着女同性恋流行的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好看些？）面部线条偏硬（可别是个样子），有双和那个女孩一样的深不见底的黑眼睛
乔红梅告诉这双黑眼睛，她是个怎样的人，屈从本性，易于沉溺感官的享乐。十多年前，为了公共汽车上格兰那一记触摸，她什么都豁出去了，廉耻、名誉、婚姻。一个晚上，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她从教室带走时，她像壮丽爱情悲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头朝格兰宿舍亮灯的窗口长长望了一眼。
那是十一月初，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供暖要在十几天之后才开始。她背后是二十多个晚自习的同学，看四个军人前后左右地包围着她。一辆军用吉普停在楼梯口，她知道那就是带她走的车。她是翻译一般文献的翻译人员，在这当口可以被定罪为泄露中国军方技术秘密。吉普车把她带到郊区一片野地，她想不知格兰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在“老地方”等她？或等不来她，正失魂落魄地四处找她。不久同学们会告诉格兰教授，那个叫乔红梅的女学生去了哪里。去了一个或许永远回不来的地方，野地里几排简易房，其中一间做了临时女囚室。
四个军人把她带到一间灯光雪亮的大屋。等在里面的有三名军官，一名副团级，两名连级。讯问开始了。她做在被审的位置上，两只冻痛的手捏成拳。他们问她对格兰教授什么印象。她回答：博学，正直。他们说他在把你提供的秘密情报上报的时候，对你的印象只有一个词，独特。她说她从来没有提供过所谓秘密情报。他们谈格兰教授在给美国寄的信，已被破译了，里面有大量情报。她说绝对不可能。她费了许多口舌，要他们看清一个简单事实，她从毕业到目前，从未接触过任何有“秘”字可言的文件；再说，她的主项是将西方战争报告文学翻译成中文，她有什么秘密情报可出卖？审讯持续了一个月。她严重缺觉，胃口下降。但受到的最大折磨，是没有内裤换。她知道他们不仅在惩罚她，更是在羞辱她。
还是那几句话，问过来，答过去，局势僵得一塌糊涂，到了第二个月底，他们停止了讯问，而要她把她和格兰的接触全写下来，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按日期无一遗漏地记下来。
乔红梅告诉密语者，在她书写三百多页的“忏悔录”时，她对自己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她发现自己是个很难从一的女人。碰上一个新异的男子，她会忘记一切地追求。所谓新异，是能给她神秘的未知感，把她已知的命运打破的人。她说，对她这样一个小村庄来的女孩，她向往遥远，向往一切不具有本地意味的事物和人物。当格兰以奇妙的声调在课堂上说出“我爱你”时，她就开始走火入魔。这三个中国字让他一说，像是突破了它自身，成了语言表达的一个创举。她说，格兰，这个年长我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子，打破了我已知的世界，打开一片广漠的未知。在那片未知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触碰都有那么好的滋味当我们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觉得我可以为之一死。乔红梅说，或许那二百一十三位少女的知觉都附着在她身上了。可怜她们不知她们永远错过了什么。这人读完看红梅的信后，问她后来怎么和格兰重聚的。两年后，她打了个越洋电话到格兰的办公室。那是她仅有的有关格兰的线索。电话上是格兰的留音，请致电者留言。她只说，哈，格兰她说不下去了，两年够多少次变心移情？她失去了军籍，失去了城市户籍，失去了丈夫和住处，在一个个体小公司做临时工。她本想说，格兰，我爱你；两年前她和他从未顾得上，也没来得及说这句澄清名份的话。她却说不出口。
乔红梅被触动了。女孩的眼睛是老人的，并那么触目惊心的熟悉。她把一张张相片仔细审视，想记起这眼睛是谁的；她几乎能肯定，她见过女孩的眼睛。看着看着，她心惊了，另一双眼睛透视女孩直视她。凭直觉她感到这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确有这么个女儿。也的确有一场以女儿为中心的悲剧。她回信说女孩非常美丽，却有种不幸的氛围。她说，女孩的眼睛我似乎在哪里见过，不，不是似乎，我肯定见过。这人回答说，她多年前失去女儿，是因为她犯的一次过失，把女儿从学校劫持出来，藏匿了几个月，从此便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乔红梅再一次感到那真切的创痛。直觉告诉她，这人的创痛不止于此。她问，你女儿上次回去后，常给你来电话吗？这人说她女儿到最后也没有完全相信她。乔红梅问，你要她相信你什么？相信我爱她，从来不想伤害她，不管我做过多少蠢事。这人答道。正如我不愿意害你。假如你愿意，我可以从此退出去，永远不再打扰你。不再把这个人当成“他”之后，乔红梅的确感到安全了一些。走路时她会突然止步，看身边是否有个高个子女人出没。却从没发现任何异常。她开始恢复往常的行动路线，去图书馆，去学校，去购物中心、超市。好多了，似乎不再处于一双多少带些兽性的目光射程中。她发现自己常对着密语者的来信发呆，想象她躲在哪一片昏暗中，把她看得那么仔细。她留着女同性恋流行的短发，戴一副无框眼镜（还是不戴眼镜好看些？）面部线条偏硬（可别是个样子），有双和那个女孩一样的深不见底的黑眼睛
乔红梅告诉这双黑眼睛，她是个怎样的人，屈从本性，易于沉溺感官的享乐。十多年前，为了公共汽车上格兰那一记触摸，她什么都豁出去了，廉耻、名誉、婚姻。一个晚上，四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她从教室带走时，她像壮丽爱情悲剧中的女主角那样，回头朝格兰宿舍亮灯的窗口长长望了一眼。
那是十一月初，北京最寒冷的日子，供暖要在十几天之后才开始。她背后是二十多个晚自习的同学，看四个军人前后左右地包围着她。一辆军用吉普停在楼梯口，她知道那就是带她走的车。她是翻译一般文献的翻译人员，在这当口可以被定罪为泄露中国军方技术秘密。吉普车把她带到郊区一片野地，她想不知格兰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在“老地方”等她？或等不来她，正失魂落魄地四处找她。不久同学们会告诉格兰教授，那个叫乔红梅的女学生去了哪里。去了一个或许永远回不来的地方，野地里几排简易房，其中一间做了临时女囚室。
四个军人把她带到一间灯光雪亮的大屋。等在里面的有三名军官，一名副团级，两名连级。讯问开始了。她做在被审的位置上，两只冻痛的手捏成拳。他们问她对格兰教授什么印象。她回答：博学，正直。他们说他在把你提供的秘密情报上报的时候，对你的印象只有一个词，独特。她说她从来没有提供过所谓秘密情报。他们谈格兰教授在给美国寄的信，已被破译了，里面有大量情报。她说绝对不可能。她费了许多口舌，要他们看清一个简单事实，她从毕业到目前，从未接触过任何有“秘”字可言的文件；再说，她的主项是将西方战争报告文学翻译成中文，她有什么秘密情报可出卖？审讯持续了一个月。她严重缺觉，胃口下降。但受到的最大折磨，是没有内裤换。她知道他们不仅在惩罚她，更是在羞辱她。
还是那几句话，问过来，答过去，局势僵得一塌糊涂，到了第二个月底，他们停止了讯问，而要她把她和格兰的接触全写下来，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细节，按日期无一遗漏地记下来。
乔红梅告诉密语者，在她书写三百多页的“忏悔录”时，她对自己有了一次突破性的发现。她发现自己是个很难从一的女人。碰上一个新异的男子，她会忘记一切地追求。所谓新异，是能给她神秘的未知感，把她已知的命运打破的人。她说，对她这样一个小村庄来的女孩，她向往遥远，向往一切不具有本地意味的事物和人物。当格兰以奇妙的声调在课堂上说出“我爱你”时，她就开始走火入魔。这三个中国字让他一说，像是突破了它自身，成了语言表达的一个创举。她说，格兰，这个年长我二十多岁的美国男子，打破了我已知的世界，打开一片广漠的未知。在那片未知里，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触碰都有那么好的滋味当我们最后的防线崩溃时，我觉得我可以为之一死。乔红梅说，或许那二百一十三位少女的知觉都附着在她身上了。可怜她们不知她们永远错过了什么。这人读完看红梅的信后，问她后来怎么和格兰重聚的。两年后，她打了个越洋电话到格兰的办公室。那是她仅有的有关格兰的线索。电话上是格兰的留音，请致电者留言。她只说，哈，格兰她说不下去了，两年够多少次变心移情？她失去了军籍，失去了城市户籍，失去了丈夫和住处，在一个个体小公司做临时工。她本想说，格兰，我爱你；两年前她和他从未顾得上，也没来得及说这句澄清名份的话。她却说不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