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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妈的！”喃呢顶她。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根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姐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姐妹们在此能有口薄粥吃，就很知足了。”
阿多那多说：“谢谢体谅。”他眼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薄粥稠粥，就象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进来吧。”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口袋跨进门来。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缝里省一点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口袋。
一声五雷轰顶般的巨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子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泼泼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空白。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辩出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象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象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版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每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
！”
“去你妈的！”喃呢顶她。
阿多那多刚要吼，谁的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琵琶，断在空中的两根弦嗡嘤一声。玉墨无地自容，她对阿多那多做了个不与同伴为伍的姿态，说：“能够收容我们姐妹，已经让我们感激不尽。战乱时期，南京粮价一涨再涨，姐妹们在此能有口薄粥吃，就很知足了。”
阿多那多说：“谢谢体谅。”他眼睛向她一瞥，也没多少好气。薄粥稠粥，就象她们还有什么选择似的。他对门外说：“阿顾啊，面包拿进来吧。”
阿顾一直等在门外，此刻听到招呼，拎一只布口袋跨进门来。
“也没存多少粮，只能靠学生们牙缝里省一点下来给大家。”阿顾说着，解开布口袋。
一声五雷轰顶般的巨响，女人们全蹲下来，窗子玻璃咯吱吱直颤，一泼泼灰尘从摞起的圣经上倾落。又接连来了几记轰响，阿多那多自己也趴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分钟，所有人都在连续的炮声中畏缩着，满脸的空白。
阿多那多想，难道美国和日本宣战了？难道挂了美国国旗反而成了炮轰目标？又过几分钟，他判断出来，炮弹并不是朝教堂而来，只不过炮阵离得很近罢了。
炮轰一直持续到中午。
女学生们下午被英格曼神父召集到教堂坐待弥撒大厅。她们见六十岁的神父呆呆地站在圣母圣婴像下面，平静而缺乏活力。她们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祈祷是为了她们的国家祈祷，神父说到“你们从此进入更深灾难的父老兄弟、母亲和姐妹”时，听上去像致丧。只有我姨妈书娟没有辩出神父的祷辞和昨天不同。书娟心不在焉，在想她的父母此刻在干什么？那一上午的炮轰，她的父母在美国也许还象平时一样睡得深沉。我姨妈书娟后来知道炮轰时她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他们一夜没睡，接下来的一天也不会睡，因为消息越来越坏：大批中国战俘和百姓被进了南京城的日本兵屠杀了。他们抱头痛哭，就象此刻书娟和所有女孩们抱头痛哭一样。
神父在半分钟前告诉她们：日本军队占领了她们的总统府。神父说：“孩子们，这一天是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你们民族最不幸的一天。”
她们哭了一阵，突然听见响动，转脸看去，十几个窑姐站在后面，很想打听出了什么事，却又不敢打听。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意思女孩们都明白，因为吃得格外肃穆。她们不知道自己避在安全区的父母是否安全，更为逃到乡间的家人忐忑。当时父母们把她们留下，一是图美国和宗教对她们的双重保护，再则，也希望她们的学业不至停顿。
这时豆蔻走进餐厅，自己也知道有些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版地面，讪讪地笑道：“有米饭吗？”
女孩们看着她。
“你们天天都吃面包啊？好干啊。”还是每一个人理她。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细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豆蔻刚刚往门口走，又一个女孩说：“六月的烂冬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