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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闺秀出来，第一是费事，第二很可能徒劳。他们对男女关系的新观念，他们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会上飘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头发，同家里不复来往的我的母亲，很快成了个“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觉得不费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写字台前一笔一画抄文稿，一坐十二个小时。她的律己，朴素，她的勤劳使刘先生觉得，她是个模范“密司”
刘先生和我母亲几乎天天见面。她很清楚他对她怀有希望。我母亲知道，对她怀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时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怀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驱使、利用，弄得不好，就会砸锅。包括刘先生在内；所有男士中没有一个完全如她意的。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只能约了去一同看看电影，轧轧马路。使她总有足够的抄写生意。她想，没准哪天这几个男人里就出息出来一个呢。她的方针是，先拿他们将就着，时刻准备发现新目标。
刘先生写的剧本被拍成了电影，电影打得又很响，一夜间就本事起来，来看我母亲时黄包车也不坐了，坐了部轿车。他告诉我母亲他已经是电影片厂的股东兼副厂长。我母亲随他坐进轿车，脸上虽淡淡的，心里却想：幸亏我没得罪他，帮他维护住了他心里对我的希望。她听他谈笑风生，讲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亲想，原来魏小姐也一夜间成了大明星！她和刘先生工作中往来紧密，只要她同我争，我太不是她的对手了。
三个月内，刘先生一发不可收拾，不仅有车，房也有了。他对我母亲的造访，渐渐稀疏起来。我母亲想：好了，时候到了。她打开柜子，从角落里拿出那个印花包袱布，里面十块光洋纤毫未损。我母亲很厉害，守她的财就像守她的身一样，守得铁紧。她遏制了自己的贪嘴，吃零食的习惯，每一文钱都花在节骨眼儿上。她多少次告诉我：好吃懒做的女人，下场往往很惨。她拿着沉甸甸的大洋进了布料店。她的对手是电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败给她。她一块块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后选了块苹果绿的薄呢。她穿上苹果绿的半长大衣，剪了一排齐眉刘海，在下午六点来到刘先生办公室楼下。
她看见刘先生走了出来，便把手里的书打开，慢慢地边看边走。听到刘先生的嗓音唤她，她倏然从专注的阅读中冒出脸来，左顾右盼，像是没看见唤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内。她从刘先生眼里知道自己对一切的设计都很奏效。
我母亲说：怎么这样巧？
刘先生说；要不要去我办公室坐坐？
这是你的办公室啊？好排场。
这楼是我父亲报馆的。
我母亲想，千万不能热乎，不能粘上他。别跟他上楼。
她说：我要去上课呢。
上课？
我在修会计课，还修了英文课。
根据她对刘先生的了解，我母亲晓得刘先生会喜欢一个好学上进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灯初亮的马路上分了手。果不出我母亲所料，刘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间来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锈迹，立刻被除去。她对他承认，她曾经瞒了自己年龄，她到现在也还不满十八岁。刘先生听了，显出很伤感的样子，伸一只手撸着她的头发：这是个多么洁身自好、意志如钢的孩子。我母亲讲到应家三十几口为守着五百两黄金，外面的生意、学业，样样可以丢弃；他们让她一天也不愿多忍，宁愿冒受穷挨饿的危险独自闯荡，她以那种孩子式单纯直接的语言讲述，而刘先生却慢慢流下眼泪。他抱住她，说：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么低贱。多么没有尊严。我母亲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刘先生买了钻戒，打算向我母亲求婚时，解放军大队人马开进了上海。我母亲被夜校的女同学拽上街去，看这支穿上布军服生着农民面孔的队伍浩荡进城。我母亲对我说：开始你觉得这支军队很奇怪，像是走错了地方，但是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这支军队有种气势，有股劲头；任何军队都没有。我母亲在叙述这一段时，眼睛像在看电影：在队伍里一位长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马背上。学生们在街道两侧打着腰鼓。一只腰鼓槌儿不知怎样就飞起来，飞到那位长官头上。长官眼都没眨。然后他跳下马，拾起鼓槌儿，递给学生们。学生们既害怕又惊喜，竟没人伸手去接。大约有两三秒钟的僵局，一只细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儿。那是我母亲的手，无名指上闪着钻石的光。
我母亲和长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块儿。我母亲说：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么是男人。
“让我们看看你父亲最高的职位相当一个美国的州务卿？”便衣福茨从卷宗里抬起眼。他眼睛总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里面两江海蓝的无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亲也是共产党员？”
“是的。”
“你们家只有你是非共产党员？”
“所以我父母觉得我不孝顺。”
“为什么？”
“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她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德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个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