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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婴堂坐落在龙骨山附近的一座弃庙里，从火车站的方向爬上一道崎岖艰难的小路就到了。老魏不想驴子受累，剩下最后二里路的时候就把我放下了。他让我下车，跟我道别，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
时值秋天，山上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像光秃秃的骨架排成的大军，守护着大山和山顶的院落。我一进门，没人上前迎接。迎面是一座破庙，木板干裂，漆也剥落了。露天的院子里站着好多小姑娘，都穿着白衬衫蓝裤，她们排成队，像士兵一样，动作一致地弯腰，朝前，朝一侧，朝后，换另一侧，仿佛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这还不算，我又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生平第二遭，我又见到一个洋人。两个男的，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两人拿着地图，一起穿过大院，身后跟着一队人，都拿着长棍。我很害怕，怕自己误打误撞，碰上了共产党的地下队伍。
我跨过门槛，眼前的景象吓了我一大跳。面前全是死人，足有二三十，身上全都盖着布，站在大堂中央，墙边上也有，高的高，矮的矮。我立刻就想，这一定是回家的死人。宝姨曾经告诉我说，她小的时候，有些人家会雇请法师念咒施法，把死人赶回老家去。宝姨说，赶尸人只在晚上行路，为的是怕碰到活人，被死人鬼魂缠上身。白天他们就在庙里歇脚。宝姨先前还不信这些传言，后来深夜她听到有僧人敲木鱼，村里的人闻声都跑开了，可宝姨却躲到墙后面偷偷看。她先是听到当当的木鱼声，然后就看到他们了，一共六个，都像大蛆虫一样，两腿并着往前跳着走，一步足有一丈远。宝姨对我说，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自己也不能确定，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很不对劲，跟从前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我刚要往门外跑，却瞥到罩布下面有金色的脚。我又仔细看，发觉那些罩布盖的不是死人，却是些神像。我走上前去，把其中一座上面的罩布揭开。这是文曲星，峨冠高顶，一手执笔，一手捧着官帽。“你干吗把布揭开？”有个声音叫道。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要盖起来？”
“老师说这是封建迷信，对我们没有好影响。我们不该信这些老神仙，只能信基督教的神。”
“你老师在哪？”
“你来找谁？”
“就是安排接收刘茹灵来育婴堂的人。”小姑娘跑开了。过了一会，两个女洋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些美国的传教士没料到我要来，我也没料到他们竟然是美国人。我从来没跟洋人说过话，见了她们，我只是睁眼瞪着她们看，却不开口。她们俩都是短头发，一个白发苍苍，一个是红色卷发，两人都戴着眼镜，这么一来让我觉得她们俩都差不多年纪。
“很抱歉，没人安排接收你，”那个白头发的用中文跟我说。
“很抱歉，”另外一个又说：“大多数孤儿年纪都比你小得多。”
随后她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可我还是说不出话，于是我就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写自己的名字。她们两个用英语说了一会。
“你认得那几个字吗？”其中一个指着一张中文标语问我。
“饱餐，切勿私屯，”我念道。
其中一位给了我一支铅笔还有一张纸。“你能把这几个字写出来吗？”我照做了。两人都惊叹：“她看也不用看就写出来了！”她们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能用毛笔写字吗？我都念过什么书？后来，她们又用外国话说了一阵，完了以后两人宣布说我可以留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我既可以当学生，又可以当老师。那里只有四个老师，都是学校里原来的学生，如今住在院里三十六间房屋里。潘老师教那些年纪大些的女孩，我给他当助教。五十年前他当学生的时候，这间学校只收男童。王老师教小一点的女孩，她有个寡居的姐姐，我们叫她王嬷嬷，负责照顾那些顶小顶小的小娃娃，她还指定几个大些的女孩帮她照应。还有个小个子于修女，她驼背，手又粗又硬，声音尖利。于修女负责管理清洁卫生和操守，平时吩咐我们按时洗澡，给我们布置一周任务，还喜欢支派厨子和他老婆，叫他们忙东忙西。
我渐渐发现两位女传教士其实年纪不一样大。那个卷头发的是格鲁托芙小姐，她三十二岁，另外那位年纪比她大一倍。格鲁托芙小姐是个护士，也是学校的教务长。道勒小姐是育婴堂的院长，她去找那些该当同情我们的人，请求他们捐款给我们。道勒小姐还带领我们每星期天做礼拜，编排我们演戏，演基督教的故事，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还弹钢琴为我们伴奏，她总说我们“唱起歌来就像天使”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天使是什么。我也不会唱歌。
传教士们管我们叫新命运女孩。每间教室里都有块很大的红色锦旗，用金字绣着这几个字。每天下午做操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中文和英文大唱新命运之歌。歌是道勒小姐写的：
我们学习，我们进步，
婚姻大事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工作，自谋生路，
旧命运就把它抛到脑后。
因为我出身制墨世家，所以潘老师说，我是学校里有史以来书法最好的学生。他常常跟我们讲起大清朝的事情，说到朝廷如何腐败，连科举制度都败坏了。可是每当说起那些旧时候的事，他总是显得很伤感，有些怀念的口气。他对我说“茹灵啊，你要是早些年，托生个男孩，肯定能成个名家大儒。”这些是他的原话。他还说我字写的比他亲自教出来的儿子开京还要好。
开京是个地质学家，他其实字写得很好，何况他小时候生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身体右半边比较弱。幸运的是，他生病以后，家里花了大笔的钱，用尽全部积蓄，请了最好的中西医大夫。于是开京得救了，只是脚有点跛，一边肩膀有点塌。传教士后来帮他谋了份奖学金，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上学，他才成了个地质学家。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家来照顾父亲，也正好跟考古坑里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育婴堂和考古坑之间，一直骑到父亲教室门口。潘老师经常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儿子载他回院子另一头的房间去。他们骑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这帮老师同学都要大声叫喊：“小心啊，不要摔倒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重读宝姨临终前写给我的东西。之前我一直特地不去看，因为我知道再看到那些纸页我一定会哭的，于修女看到了肯定会责怪我当着小丁和别的小孩子的面自我放纵，自怜自伤。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找到一间废弃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小神像，满是霉味。我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倚着墙坐下来，打开了包着纸页的蓝布包。我头一次注意到，原来宝姨还在布包里缝了一个小口袋。
口袋里有两样宝贝。第一件就是我小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那块甲骨片，她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懂得记住事情的时候，她就把骨片给我。她曾经收着这块骨片，她父亲也曾收藏过，如今又传给了我。我把骨片贴在胸口。我又把第二件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一张小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子头上戴着刺绣抹额，身上穿件棉衣，衣领高高得竖着，直到脸颊边上。我举起相片对着光。难道这就是？我看出来了，这的确是宝姨脸烧坏以前的相片。她生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眉毛向上挑着，显出很大胆的样子，而她的嘴唇，那么丰满，微翘着，皮肤那么光滑。照片里的她非常美丽，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很难过相片里不是她脸烧坏以后的样子，可是我越看，照片里的她就越熟悉。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脸，她的希望，她的知识，她的悲哀，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哭了又哭，心里充满了... -->>
育婴堂坐落在龙骨山附近的一座弃庙里，从火车站的方向爬上一道崎岖艰难的小路就到了。老魏不想驴子受累，剩下最后二里路的时候就把我放下了。他让我下车，跟我道别，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生活。
时值秋天，山上的树都落光了叶子，像光秃秃的骨架排成的大军，守护着大山和山顶的院落。我一进门，没人上前迎接。迎面是一座破庙，木板干裂，漆也剥落了。露天的院子里站着好多小姑娘，都穿着白衬衫蓝裤，她们排成队，像士兵一样，动作一致地弯腰，朝前，朝一侧，朝后，换另一侧，仿佛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这还不算，我又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生平第二遭，我又见到一个洋人。两个男的，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两人拿着地图，一起穿过大院，身后跟着一队人，都拿着长棍。我很害怕，怕自己误打误撞，碰上了共产党的地下队伍。
我跨过门槛，眼前的景象吓了我一大跳。面前全是死人，足有二三十，身上全都盖着布，站在大堂中央，墙边上也有，高的高，矮的矮。我立刻就想，这一定是回家的死人。宝姨曾经告诉我说，她小的时候，有些人家会雇请法师念咒施法，把死人赶回老家去。宝姨说，赶尸人只在晚上行路，为的是怕碰到活人，被死人鬼魂缠上身。白天他们就在庙里歇脚。宝姨先前还不信这些传言，后来深夜她听到有僧人敲木鱼，村里的人闻声都跑开了，可宝姨却躲到墙后面偷偷看。她先是听到当当的木鱼声，然后就看到他们了，一共六个，都像大蛆虫一样，两腿并着往前跳着走，一步足有一丈远。宝姨对我说，我到底看到了什么，自己也不能确定，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有好长时间，我都很不对劲，跟从前像是换了个人一样。
我刚要往门外跑，却瞥到罩布下面有金色的脚。我又仔细看，发觉那些罩布盖的不是死人，却是些神像。我走上前去，把其中一座上面的罩布揭开。这是文曲星，峨冠高顶，一手执笔，一手捧着官帽。“你干吗把布揭开？”有个声音叫道。我回过头，看见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要盖起来？”
“老师说这是封建迷信，对我们没有好影响。我们不该信这些老神仙，只能信基督教的神。”
“你老师在哪？”
“你来找谁？”
“就是安排接收刘茹灵来育婴堂的人。”小姑娘跑开了。过了一会，两个女洋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那些美国的传教士没料到我要来，我也没料到他们竟然是美国人。我从来没跟洋人说过话，见了她们，我只是睁眼瞪着她们看，却不开口。她们俩都是短头发，一个白发苍苍，一个是红色卷发，两人都戴着眼镜，这么一来让我觉得她们俩都差不多年纪。
“很抱歉，没人安排接收你，”那个白头发的用中文跟我说。
“很抱歉，”另外一个又说：“大多数孤儿年纪都比你小得多。”
随后她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可我还是说不出话，于是我就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写自己的名字。她们两个用英语说了一会。
“你认得那几个字吗？”其中一个指着一张中文标语问我。
“饱餐，切勿私屯，”我念道。
其中一位给了我一支铅笔还有一张纸。“你能把这几个字写出来吗？”我照做了。两人都惊叹：“她看也不用看就写出来了！”她们又问了好多问题：我能用毛笔写字吗？我都念过什么书？后来，她们又用外国话说了一阵，完了以后两人宣布说我可以留下来。
后来我才明白，我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我既可以当学生，又可以当老师。那里只有四个老师，都是学校里原来的学生，如今住在院里三十六间房屋里。潘老师教那些年纪大些的女孩，我给他当助教。五十年前他当学生的时候，这间学校只收男童。王老师教小一点的女孩，她有个寡居的姐姐，我们叫她王嬷嬷，负责照顾那些顶小顶小的小娃娃，她还指定几个大些的女孩帮她照应。还有个小个子于修女，她驼背，手又粗又硬，声音尖利。于修女负责管理清洁卫生和操守，平时吩咐我们按时洗澡，给我们布置一周任务，还喜欢支派厨子和他老婆，叫他们忙东忙西。
我渐渐发现两位女传教士其实年纪不一样大。那个卷头发的是格鲁托芙小姐，她三十二岁，另外那位年纪比她大一倍。格鲁托芙小姐是个护士，也是学校的教务长。道勒小姐是育婴堂的院长，她去找那些该当同情我们的人，请求他们捐款给我们。道勒小姐还带领我们每星期天做礼拜，编排我们演戏，演基督教的故事，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还弹钢琴为我们伴奏，她总说我们“唱起歌来就像天使”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天使是什么。我也不会唱歌。
传教士们管我们叫新命运女孩。每间教室里都有块很大的红色锦旗，用金字绣着这几个字。每天下午做操的时候，我们都要用中文和英文大唱新命运之歌。歌是道勒小姐写的：
我们学习，我们进步，
婚姻大事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工作，自谋生路，
旧命运就把它抛到脑后。
因为我出身制墨世家，所以潘老师说，我是学校里有史以来书法最好的学生。他常常跟我们讲起大清朝的事情，说到朝廷如何腐败，连科举制度都败坏了。可是每当说起那些旧时候的事，他总是显得很伤感，有些怀念的口气。他对我说“茹灵啊，你要是早些年，托生个男孩，肯定能成个名家大儒。”这些是他的原话。他还说我字写的比他亲自教出来的儿子开京还要好。
开京是个地质学家，他其实字写得很好，何况他小时候生小儿麻痹症，留下了后遗症，身体右半边比较弱。幸运的是，他生病以后，家里花了大笔的钱，用尽全部积蓄，请了最好的中西医大夫。于是开京得救了，只是脚有点跛，一边肩膀有点塌。传教士后来帮他谋了份奖学金，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里上学，他才成了个地质学家。母亲去世以后，他回家来照顾父亲，也正好跟考古坑里的科学家们一起工作。
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育婴堂和考古坑之间，一直骑到父亲教室门口。潘老师经常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让儿子载他回院子另一头的房间去。他们骑车经过的时候，我们这帮老师同学都要大声叫喊：“小心啊，不要摔倒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重读宝姨临终前写给我的东西。之前我一直特地不去看，因为我知道再看到那些纸页我一定会哭的，于修女看到了肯定会责怪我当着小丁和别的小孩子的面自我放纵，自怜自伤。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找到一间废弃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小神像，满是霉味。我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倚着墙坐下来，打开了包着纸页的蓝布包。我头一次注意到，原来宝姨还在布包里缝了一个小口袋。
口袋里有两样宝贝。第一件就是我小的时候她给我看过的那块甲骨片，她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懂得记住事情的时候，她就把骨片给我。她曾经收着这块骨片，她父亲也曾收藏过，如今又传给了我。我把骨片贴在胸口。我又把第二件东西拿了出来。那是一张小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子头上戴着刺绣抹额，身上穿件棉衣，衣领高高得竖着，直到脸颊边上。我举起相片对着光。难道这就是？我看出来了，这的确是宝姨脸烧坏以前的相片。她生着一双梦幻般的眼睛，眉毛向上挑着，显出很大胆的样子，而她的嘴唇，那么丰满，微翘着，皮肤那么光滑。照片里的她非常美丽，却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我很难过相片里不是她脸烧坏以后的样子，可是我越看，照片里的她就越熟悉。那时我才意识到：她的脸，她的希望，她的知识，她的悲哀，这一切的一切，如今都是属于我的。然后我哭了又哭，心里充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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