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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是蓝，一片崭新刷亮。范书鸿看着漂亮洁净的塑料地面，简直不敢踏进去了。
第四天，行政科长又领着几个人帮助倒腾家具。多了一间大房，门厅、厨房、厕所、卫生间又都变为独家使用，空间多了一倍。可以把东西匀开了。但问题又出来了：这两年因住房拥挤，范书鸿已把一些书柜、写字台“精兵简政”卖了。能倒腾过来的多是一捆捆的书，这像什么样？想办法买两件家具吧？范书鸿和吴凤珠商量着。
这哪儿来得及？白贵德一听汇报又作了指示。于是，历史所会议室的一套沙发被拉到了范书鸿家，又有一个大写字台、两个书柜也运来了。算是借给范老的吧。
第五天，忙累了一天的范书鸿一家刚刚起来，白贵德又笑呵呵地背着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困难似乎没有，但他仍然对布置不满意，对陪同干部又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一天之内，三室一厅的普通电灯都换成了富丽堂皇的乳白色莲花大吊灯。门厅里还装了壁灯，电铃也装上了。原有的两间套房，自然布置成卧室，王满成搬出的这一间，布置成范书鸿的书房兼会客室。沙发、茶几、书柜自不必说，又从所里的花房搬来几盆花，绿幽幽青翠翠地摆设上，挂上了一幅竖轴山水画：烟雨黄山。那原是党委会议室的。好不气派。
白书记工作既果断又过细。第六天，他发现一个重大细节：范书鸿家还没电话。这在国际上太说不过去了。电话不是说安就能安上的。没关系。范家楼下住着历史所的一个党委委员，把他的电话拆了，移到范书鸿家便可。优先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会成典范。还有什么困难？白贵德再次亲临视察，背着手在门厅里左右看着。
有。想买冰箱一直买不到，招待起外国客人有困难。范丹林说道。他自然懂得“借东风”
怎么不早说？白贵德转过脸来。冰箱时下是紧俏货，有钱也难买。这难不住他，有整个党委领导的力量呢。下午，雪花牌冰箱就运来了，钱当然是个人付。同时还运来一盆青山秀水的盆景。行政科长搓着手：白书记说，放在你们门厅里。
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楼道里开始打扫卫生，自行车通通搬走。楼外也有人在打扫，坏了几年的单元门和楼梯窗户也在赶着修理。范书鸿全家则忙于采购烟酒菜肴，准备明天招待外国客人的家宴了。
这时，刚装上的电话响了，白贵德打来的。
范老啊，我们这两天又专门讨论了您的入党申请。您的组织问题，我想会很快解决的。这是您几十年来的要求。现在，您个人要做的，是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过去您是写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知道。但，以前申请书中的有些话，您了解，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在已不适用了
范书鸿放下电话，疲倦地坐下了。
红蓝两瓣的花。
怎么，要发展你入党了？吴凤珠瞪大眼问。她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入党的事呢？
万红红得精神病了。
听到姐姐带来的这个消息，范丹林直直地站住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一言不发走到窗前，双手插在裤兜里，皱着眉笔挺直立地看着楼下。
丹林，你帮阿姨收拾鱼呀，别袖手旁观嘛。母亲在背后唠叨。不用，让弟弟想事情吧，我忙就可以了。保姆连忙说道。丹林，你是不是去看看她？她母亲舍不得她住精神病院，就在家守着她呢。丹妮说着。去看谁，万红红？怎么了，精神病？那有什么可看的。血统论的牺牲品，那几年，她们一家差点没把丹林弄成精神病。母亲又唠叨着，丹林，你怎么不帮忙啊？明天要请外国客人。
“我没时间。”范丹林转过身，不耐烦地递出一句，然后，目不斜视径直出去了。听见很闷的关门声。
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然后，水果店，百货店，书店，副食店，破着人流进进出出，不知买什么，提了满满一网兜，上了无轨电车。
傍晚，火车在一个山脚小站停了。他们一起插队的十几个知青都下来活动。这是冬闲到山里修筑三线工程回来。范丹林与一个卖鸡蛋的老农民蹲着聊天。他喜欢社会调查，竟没听见开车铃，车开了，他听见喊声，才转身站起来，是万红红站在车门口挥手喊。他赶不上了，后边的车门一个个都已关上，车速也越来越快。只见万红红从前面跳下车，扬着手跑来了。
“你怎么也下来了？”
“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啊。”她快活地说，被一冬寒风吹红的脸绽开笑容。
两个人沿着铁路一夜步行三十多里到了县城。一路上，他们不知夜黑山险不停地聊着，冻得受不住了就跑一程，然后搂紧着往前走。两边的山黑魆魆的。寒风在夜空呼啸，星星冷得哆嗦。铁路阴森地闪着青光，枯草从头顶飞过，沙砾打得脸疼。他们聊着，他只听见她的笑声，感到她身体的温度
他一级级上着楼梯，最后一级，熟悉的门。他在门口立了好一会儿，终于抬手轻轻敲门。门开了，是万红红的母亲何慕贤。她扫了一眼他手里提的东西。
“我来看看万红红。”范丹林说道。
“不用了，她有病。”
“我知道，我”
“不用了。”
“那把这东西”
“也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门关上了。他垂下眼想了想，把一网兜东西轻轻放在门边，下了楼。他在楼下来回走着，不时抬头看看三楼上万红红房间的窗户。
万红红听见了刚才母亲开门和说话的声音：“妈，谁来了？”
“一个走错门的。”
“妈，是不是范丹林来了？”
“不是。”
“我不信，是范丹林。他现在肯定还在门口站着呢。”万红红说着从床上起来。
“就算是他，也早走了。”
“不，他就在门口，我觉着了。”万红红趿拉着拖鞋往门口走。何慕贤不放心地跟上来。门打开了，没有人。
“你这不是看见了，哪儿有人？”
“我就是觉着了嘛。”万红红眼睁睁地指着眼前的空气“这不是他站在这儿，右手提着东西？”
何慕贤感到恐惧：“红红，回屋去吧，那是你的错觉。”
“不是错觉，他在这儿站过。他手里提着东西，他后来走了，把东西就放在这门口了。”万红红一下僵住了，何慕贤的目光也一下冻住了。随着女儿的手指，她看见在门边的那一网兜东西。
做母亲的感到发瘆：“他是来过，走了。”
“不，他就在楼下走来走去。”万红红说着急步回到房间，拉开窗帘。
“红红，他知道你身体不大好，早走远了，不会在楼下的。”何慕贤忙赶过来。然而，当她站在女儿身后往窗下一望，惊呆住了。范丹林正在楼下走来走去，树阴时断时续地遮着他身影。时钟停了，万籁俱寂，何慕贤连自己的心跳也听不见了。
万红红咬着嘴唇，下巴打着颤。做母亲的感到了女儿的激动。
“要不要妈妈请他上来？”她小心地问。
万红红一动不动，过了几秒钟，猛然把窗帘拉上：“不要，我不要，我要死。”
“红红”
“我就是要死。”
“你听妈妈说”
“就是你要我死。”
“妈妈想要你活得好好的”
“就是你们要我死，你们不要在这儿，我不要。”
“好，那妈妈出去，你好好休息。”何慕贤看了看早已钉死的窗户，拉上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了。
房间里空无他人了。窗帘把日光也遮暗了，范丹林肯定还在楼下走来走去。一个自天而垂的巨大钟摆形如铁锹，在摆来摆去。她荡秋千一样攀在了钟摆上，手抱“锹把”脚踏“锹头”一南一北，一北一南，楼群在左右反复倾斜着，马路、立交桥在反复倾斜着，整个北京城在来来回回倾斜着，圆形的地平线来来回回倾斜着，变成无数的椭圆。她头晕了，天地云雾在眼前掠来掠去，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她越摆越高入了云端，要被甩出去了，身子一阵阵发飘，脊背一阵阵冷汗。她紧紧抱住钟摆闭上了眼，风声越响，身子越飘，已分不清南北，钟摆一搂粗，又硬又凉，是铜的？是橡胶的？她用力搂着，云中可能有雷电，钟摆上有麻麻的电感传到身上。她哆嗦着，这一下甩到九霄云外了。她手脱了，抛物线自高空急速坠落，湿漉漉的云雾自下而上急速扫过她的脸。下面是大地了，是高耸的千楼万厦，像林立的剑丛戳向她，飞速地接近，一下摔在上面了，粉身碎骨了，她啊地大叫了一声。
“红红，你怎么了？”母亲闻声进来。
她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粉身碎骨的她变成千万块美丽的血肉向四面飞散着，整个城市都被炸碎了，在宇宙缤纷横飞着。
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摔碎了，你们也死了，这个世界都炸碎了，要等待重新组合了。过一百多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太阳系，再过四十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地球，再再过一百万年，又有新的人类社会。
我没有说胡话。你们才是神经病。你们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你们的脸在假笑，你们的嘴在说假话，你们假装着握手，你们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我过去和你们一样。现在我清醒了，我这样轻松极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骂就骂。
人们都怕她，都哄她，都由着她发脾气，都看她脸色，她不用看别人脸色，（这是多轻松的事情。）不用回答别人问题，（这又能卸掉多沉重的负担。）不用解释自己的任何言行举止，一个人每天为这数不清的解释，有多么劳累紧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皱眉，为什么脸色悒郁，为什么眼里看不见人，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想看电影，为什么这样看他，为什么那样看她，为什么和他一块儿走不和她一块儿走，为什么又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回答了。她这一下如释重负。她要松开捆了多少年的绳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心。
妈妈，干你的事去吧。我刚才有点幻觉，见有个大钟摆在天地间摆。现在清醒了。我神经很正常。只要你们别缠我。你们成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问我，十几年来，把我问烦了。你们以后少管我，我就不会歇斯底里了。我现在比一般人更清醒。我就是怕你们问，在家里问，到班上问，从小问，大了还问，口头问，书面问，问题多得没完没了。你们管我呢，我想怎样就怎样。
可能有人看我可笑，我还看你们可笑。你们人人都在忙碌，都在钻营。有多大意思？就说你吧，妈妈，几十年来你扮演了一个多可笑的角色？你和爸爸每天晚上研究形势，研究人事关系，研究对策，不就为那点地位？哼，你也承认？十几年前，你把范丹林关在门外，今年你又一而再地写信请他来，不是势利眼？你仔细看看自己，像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不可怜、可悲、可笑吗？
好了，是妈妈不好，妈妈糊涂。
所有的人都糊涂。她突然感到什么，急忙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范丹林走完最后一个来回，手插在裤兜里站住，似乎在想什么。停了一会儿，没再转身，略低着头朝远处走了。
忙了一天，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西德记者希恩斯来访。范书鸿松了一口气，刚坐下，电话来了，是历史所党委办公室来的。因为希恩斯患病，未能来中国，他这次访华计划取消了。对范书鸿的采访自然也取消了。
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一时都静得没话了，相视着，心理休克了。
“这倒好，白白给咱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过了好一会儿，范丹妮打破静默讽刺地说。
“那你的党籍问题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吴凤珠问。
范书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讽刺的冷意。
这时，有人敲门。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四十多岁的一位中年女性，与吴凤珠同在心理研究所工作。她礼貌地笑了笑：“老岳让我告诉您，今天所里开会研究，已正式批准您的退休申请，明天他们来家里看您。”
我什么时候提出过退休申请？吴凤珠的手哆嗦起来。
有关退休的一些具体手续，为照顾您身体，所里也会专门派人来家里办。
再没别的事了？
没了。
这就是说，她要退休了，入党根本无望了。
来客拉门走了。吴凤珠心慌头晕，天旋地转，倒在了众人急伸上来的手臂里。
红蓝两瓣的花，深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一半的花，还在阳台上浴着黄昏静静地开着。
，蓝是蓝，一片崭新刷亮。范书鸿看着漂亮洁净的塑料地面，简直不敢踏进去了。
第四天，行政科长又领着几个人帮助倒腾家具。多了一间大房，门厅、厨房、厕所、卫生间又都变为独家使用，空间多了一倍。可以把东西匀开了。但问题又出来了：这两年因住房拥挤，范书鸿已把一些书柜、写字台“精兵简政”卖了。能倒腾过来的多是一捆捆的书，这像什么样？想办法买两件家具吧？范书鸿和吴凤珠商量着。
这哪儿来得及？白贵德一听汇报又作了指示。于是，历史所会议室的一套沙发被拉到了范书鸿家，又有一个大写字台、两个书柜也运来了。算是借给范老的吧。
第五天，忙累了一天的范书鸿一家刚刚起来，白贵德又笑呵呵地背着手来了：还有什么困难吗？困难似乎没有，但他仍然对布置不满意，对陪同干部又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
一天之内，三室一厅的普通电灯都换成了富丽堂皇的乳白色莲花大吊灯。门厅里还装了壁灯，电铃也装上了。原有的两间套房，自然布置成卧室，王满成搬出的这一间，布置成范书鸿的书房兼会客室。沙发、茶几、书柜自不必说，又从所里的花房搬来几盆花，绿幽幽青翠翠地摆设上，挂上了一幅竖轴山水画：烟雨黄山。那原是党委会议室的。好不气派。
白书记工作既果断又过细。第六天，他发现一个重大细节：范书鸿家还没电话。这在国际上太说不过去了。电话不是说安就能安上的。没关系。范家楼下住着历史所的一个党委委员，把他的电话拆了，移到范书鸿家便可。优先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会成典范。还有什么困难？白贵德再次亲临视察，背着手在门厅里左右看着。
有。想买冰箱一直买不到，招待起外国客人有困难。范丹林说道。他自然懂得“借东风”
怎么不早说？白贵德转过脸来。冰箱时下是紧俏货，有钱也难买。这难不住他，有整个党委领导的力量呢。下午，雪花牌冰箱就运来了，钱当然是个人付。同时还运来一盆青山秀水的盆景。行政科长搓着手：白书记说，放在你们门厅里。
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楼道里开始打扫卫生，自行车通通搬走。楼外也有人在打扫，坏了几年的单元门和楼梯窗户也在赶着修理。范书鸿全家则忙于采购烟酒菜肴，准备明天招待外国客人的家宴了。
这时，刚装上的电话响了，白贵德打来的。
范老啊，我们这两天又专门讨论了您的入党申请。您的组织问题，我想会很快解决的。这是您几十年来的要求。现在，您个人要做的，是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过去您是写过，而且不止一次。我知道。但，以前申请书中的有些话，您了解，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在已不适用了
范书鸿放下电话，疲倦地坐下了。
红蓝两瓣的花。
怎么，要发展你入党了？吴凤珠瞪大眼问。她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她入党的事呢？
万红红得精神病了。
听到姐姐带来的这个消息，范丹林直直地站住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一言不发走到窗前，双手插在裤兜里，皱着眉笔挺直立地看着楼下。
丹林，你帮阿姨收拾鱼呀，别袖手旁观嘛。母亲在背后唠叨。不用，让弟弟想事情吧，我忙就可以了。保姆连忙说道。丹林，你是不是去看看她？她母亲舍不得她住精神病院，就在家守着她呢。丹妮说着。去看谁，万红红？怎么了，精神病？那有什么可看的。血统论的牺牲品，那几年，她们一家差点没把丹林弄成精神病。母亲又唠叨着，丹林，你怎么不帮忙啊？明天要请外国客人。
“我没时间。”范丹林转过身，不耐烦地递出一句，然后，目不斜视径直出去了。听见很闷的关门声。
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然后，水果店，百货店，书店，副食店，破着人流进进出出，不知买什么，提了满满一网兜，上了无轨电车。
傍晚，火车在一个山脚小站停了。他们一起插队的十几个知青都下来活动。这是冬闲到山里修筑三线工程回来。范丹林与一个卖鸡蛋的老农民蹲着聊天。他喜欢社会调查，竟没听见开车铃，车开了，他听见喊声，才转身站起来，是万红红站在车门口挥手喊。他赶不上了，后边的车门一个个都已关上，车速也越来越快。只见万红红从前面跳下车，扬着手跑来了。
“你怎么也下来了？”
“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啊。”她快活地说，被一冬寒风吹红的脸绽开笑容。
两个人沿着铁路一夜步行三十多里到了县城。一路上，他们不知夜黑山险不停地聊着，冻得受不住了就跑一程，然后搂紧着往前走。两边的山黑魆魆的。寒风在夜空呼啸，星星冷得哆嗦。铁路阴森地闪着青光，枯草从头顶飞过，沙砾打得脸疼。他们聊着，他只听见她的笑声，感到她身体的温度
他一级级上着楼梯，最后一级，熟悉的门。他在门口立了好一会儿，终于抬手轻轻敲门。门开了，是万红红的母亲何慕贤。她扫了一眼他手里提的东西。
“我来看看万红红。”范丹林说道。
“不用了，她有病。”
“我知道，我”
“不用了。”
“那把这东西”
“也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
门关上了。他垂下眼想了想，把一网兜东西轻轻放在门边，下了楼。他在楼下来回走着，不时抬头看看三楼上万红红房间的窗户。
万红红听见了刚才母亲开门和说话的声音：“妈，谁来了？”
“一个走错门的。”
“妈，是不是范丹林来了？”
“不是。”
“我不信，是范丹林。他现在肯定还在门口站着呢。”万红红说着从床上起来。
“就算是他，也早走了。”
“不，他就在门口，我觉着了。”万红红趿拉着拖鞋往门口走。何慕贤不放心地跟上来。门打开了，没有人。
“你这不是看见了，哪儿有人？”
“我就是觉着了嘛。”万红红眼睁睁地指着眼前的空气“这不是他站在这儿，右手提着东西？”
何慕贤感到恐惧：“红红，回屋去吧，那是你的错觉。”
“不是错觉，他在这儿站过。他手里提着东西，他后来走了，把东西就放在这门口了。”万红红一下僵住了，何慕贤的目光也一下冻住了。随着女儿的手指，她看见在门边的那一网兜东西。
做母亲的感到发瘆：“他是来过，走了。”
“不，他就在楼下走来走去。”万红红说着急步回到房间，拉开窗帘。
“红红，他知道你身体不大好，早走远了，不会在楼下的。”何慕贤忙赶过来。然而，当她站在女儿身后往窗下一望，惊呆住了。范丹林正在楼下走来走去，树阴时断时续地遮着他身影。时钟停了，万籁俱寂，何慕贤连自己的心跳也听不见了。
万红红咬着嘴唇，下巴打着颤。做母亲的感到了女儿的激动。
“要不要妈妈请他上来？”她小心地问。
万红红一动不动，过了几秒钟，猛然把窗帘拉上：“不要，我不要，我要死。”
“红红”
“我就是要死。”
“你听妈妈说”
“就是你要我死。”
“妈妈想要你活得好好的”
“就是你们要我死，你们不要在这儿，我不要。”
“好，那妈妈出去，你好好休息。”何慕贤看了看早已钉死的窗户，拉上房门，到隔壁房间去了。
房间里空无他人了。窗帘把日光也遮暗了，范丹林肯定还在楼下走来走去。一个自天而垂的巨大钟摆形如铁锹，在摆来摆去。她荡秋千一样攀在了钟摆上，手抱“锹把”脚踏“锹头”一南一北，一北一南，楼群在左右反复倾斜着，马路、立交桥在反复倾斜着，整个北京城在来来回回倾斜着，圆形的地平线来来回回倾斜着，变成无数的椭圆。她头晕了，天地云雾在眼前掠来掠去，风声在耳边呼呼作响。她越摆越高入了云端，要被甩出去了，身子一阵阵发飘，脊背一阵阵冷汗。她紧紧抱住钟摆闭上了眼，风声越响，身子越飘，已分不清南北，钟摆一搂粗，又硬又凉，是铜的？是橡胶的？她用力搂着，云中可能有雷电，钟摆上有麻麻的电感传到身上。她哆嗦着，这一下甩到九霄云外了。她手脱了，抛物线自高空急速坠落，湿漉漉的云雾自下而上急速扫过她的脸。下面是大地了，是高耸的千楼万厦，像林立的剑丛戳向她，飞速地接近，一下摔在上面了，粉身碎骨了，她啊地大叫了一声。
“红红，你怎么了？”母亲闻声进来。
她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粉身碎骨的她变成千万块美丽的血肉向四面飞散着，整个城市都被炸碎了，在宇宙缤纷横飞着。
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摔碎了，你们也死了，这个世界都炸碎了，要等待重新组合了。过一百多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太阳系，再过四十亿年，又有一个新的地球，再再过一百万年，又有新的人类社会。
我没有说胡话。你们才是神经病。你们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你们的脸在假笑，你们的嘴在说假话，你们假装着握手，你们没有说过一句真话。我过去和你们一样。现在我清醒了，我这样轻松极了，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骂就骂。
人们都怕她，都哄她，都由着她发脾气，都看她脸色，她不用看别人脸色，（这是多轻松的事情。）不用回答别人问题，（这又能卸掉多沉重的负担。）不用解释自己的任何言行举止，一个人每天为这数不清的解释，有多么劳累紧张。为什么要笑，为什么皱眉，为什么脸色悒郁，为什么眼里看不见人，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为什么不想看电影，为什么这样看他，为什么那样看她，为什么和他一块儿走不和她一块儿走，为什么又为什么。现在都不用回答了。她这一下如释重负。她要松开捆了多少年的绳索，任意伸展自己的身心。
妈妈，干你的事去吧。我刚才有点幻觉，见有个大钟摆在天地间摆。现在清醒了。我神经很正常。只要你们别缠我。你们成天有数不清的问题问我，十几年来，把我问烦了。你们以后少管我，我就不会歇斯底里了。我现在比一般人更清醒。我就是怕你们问，在家里问，到班上问，从小问，大了还问，口头问，书面问，问题多得没完没了。你们管我呢，我想怎样就怎样。
可能有人看我可笑，我还看你们可笑。你们人人都在忙碌，都在钻营。有多大意思？就说你吧，妈妈，几十年来你扮演了一个多可笑的角色？你和爸爸每天晚上研究形势，研究人事关系，研究对策，不就为那点地位？哼，你也承认？十几年前，你把范丹林关在门外，今年你又一而再地写信请他来，不是势利眼？你仔细看看自己，像小老鼠一样跑来跑去，不可怜、可悲、可笑吗？
好了，是妈妈不好，妈妈糊涂。
所有的人都糊涂。她突然感到什么，急忙走到窗前拉开了窗帘。
范丹林走完最后一个来回，手插在裤兜里站住，似乎在想什么。停了一会儿，没再转身，略低着头朝远处走了。
忙了一天，总算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明天西德记者希恩斯来访。范书鸿松了一口气，刚坐下，电话来了，是历史所党委办公室来的。因为希恩斯患病，未能来中国，他这次访华计划取消了。对范书鸿的采访自然也取消了。
听了这个消息，全家人一时都静得没话了，相视着，心理休克了。
“这倒好，白白给咱们解决了房子问题。”过了好一会儿，范丹妮打破静默讽刺地说。
“那你的党籍问题呢？”又过了好一会儿，吴凤珠问。
范书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他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讽刺的冷意。
这时，有人敲门。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四十多岁的一位中年女性，与吴凤珠同在心理研究所工作。她礼貌地笑了笑：“老岳让我告诉您，今天所里开会研究，已正式批准您的退休申请，明天他们来家里看您。”
我什么时候提出过退休申请？吴凤珠的手哆嗦起来。
有关退休的一些具体手续，为照顾您身体，所里也会专门派人来家里办。
再没别的事了？
没了。
这就是说，她要退休了，入党根本无望了。
来客拉门走了。吴凤珠心慌头晕，天旋地转，倒在了众人急伸上来的手臂里。
红蓝两瓣的花，深红一半桔红一半，深蓝一半天蓝一半的花，还在阳台上浴着黄昏静静地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