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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车卖给了收破烂的，把钱拿去搓了几天几夜的小麻将。我就晓得，这灰蒙蒙的东郊，发霉、潮湿的红砖楼，已经留她不住了。妈妈的事情，让我想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告诉她，妈妈，走吧走吧，你能走就走了算了吧。
这一点你该相信，这世界上我谁他妈的都不欠，我还欠着我妈妈是不是，撇开养育之恩不说，我至少还欠她一条命啊。那么就算我再让不得人，我还得让着她一个人吧？何况，她已经下岗了，她不去跑边贸，她还能骑着老年车，湿着丹凤眼，守着麻将桌，泡完后半生啊？我把妈妈放走了。爸爸说，要看顾好妈妈，可我只能放她走了。听说毛主席也说过是不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去吧！
我记不得妈妈去了多久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了吧。
生日的那天早晨，爸爸给我通了电话。军线转地方线，岔来岔去，声音变得特别的不清楚，我只听清了丫丫谷的风声和雨声，爸爸微弱的声音反而成为了风雨的背景，一个可怜的噪音，在重复祝贺我生日快乐。妈妈则没有一点动静，不知她已经跑到中亚的哪一国去了，反正，不是这个斯坦，就是那个斯坦吧。中亚到处都是斯坦，就像丫丫谷到处都有不说话的仓库。不过，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我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在麦当劳，我显得很开心。麦当劳什么时候都是温暖的。春天的夜里，街上落着雨水，不停地驶过溅起水花的汽车，麦当劳就显得更加温暖了。服务生都穿着粗条纹的体恤跑来跑去，像咬紧了嘴巴的灰狗子。陶陶叫来了一大帮同学，连我刚好是18个。我吹灭了一根蜡烛，每个人都替我吹灭了一根蜡烛。蜡烛熄灭以后，飘出十八股青烟，那带点辛辣的臭味刺激到眼睛里，我的眼睛就眨巴眨巴地变湿了。这跟哭没有关系，谁叫蜡烛有这么多，多得可以煮熟一只老鸡婆呢。
在18根蜡烛熄灭前，陶陶把裹好的猎刀送给我。
陶陶说，是地道的德国货。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搞来的。我就不多问了。陶陶有陶陶的搞法，我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重要的是他送了我这把刀子，这把千真万确的好刀。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几十杯可乐，啃完了几十只鸡腿，还吞下了几十份汉堡。是阿利买的单。陶陶是阿利的保护人，而我是陶陶的女朋友，阿利买单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可怜的阿利其实不姓阿也不姓利，因为他全穿印了lee的名牌服装，他就成了阿利了。
不过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全都叫他阿雷的。lee不就是叫做雷牌么？我们都叫他阿雷，他也都嗯嗯地认了。有一天宋小豆上课，问今天谁是值日生？我们都说，是阿雷。宋小豆皱紧了眉头，眉心里都皱出了一颗小疙瘩。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ee，她说，读什么？我们说，雷！宋小豆呸了一口，就好象呸是雷的回声。她接着就用英文骂了一句什么，我想大概是一帮蠢货吧。但她自己翻译出来，却是一群可怜虫。她也说可怜，可怜的宋小豆，我不喜欢她这么说。
宋小豆用粉笔把lee圈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蜘蛛吐丝把阿雷缠在了最当中。她说，勒－依－li－李，读李。哪来什么雷呢？港台电影看多了，雷锋也成了李锋，李逵也成了雷逵，真是不土不洋，天打雷劈。我的学生，是李就是李，是雷才是雷。李逵和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啊，对不对？
我们相互望了望，似乎都很惭愧，因为我们这群可怜虫居然全都是她的学生啊。
宋小豆手指捏住粉笔，在黑板上轻轻叩着，黑板居然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就跟叩响了瓷器似的。这一招，我们后来都试过，全都不灵。宋小豆说，知道李光耀吧，从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她背过身去，李光耀就成了唰唰唰的几声粉笔响，然后他像照片一样从黑板深处显影出来了，就是leekuanyew。lee的本义，宋小豆说，就是庇护所、避风处。她顿了顿，想再说点什么，但那表情却是说了也白说，于是有一只嘴角斜着弯了弯，就跟假笑似的。她说，这个孩子，这个你们叫阿雷的孩子，天晓得，他是庇护别人还是别人庇护他啊？她摇摇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我估计是唉，不可思议吧？
宋小豆摇完了头，就说，你们还叫他，就是他，她伸长手指指着阿雷，她说，还叫他阿雷吗？我们全都嗡了一声，说“阿－李－”
阿李？宋小豆用嘴巴和粉笔同时重复了这两个声音。她说，阿李对你们有什么用呢，阿李跟李四、王五有什么区别呢，连阿猫、阿狗都不是，就连一根肉骨头都不是，还值得你们这么又争又抢的！宋小豆说着，终于把假笑换成了一脸盈盈的笑，听起来、看起来也都不讨厌。她说，就叫阿利吧，一身名牌，有利可图是不是？她又用手指点了点阿利，说，阿利，你也更像是一个名字了，对不对？
大家全都看着阿利，阿利红了脸。一片掌声和嘘声响过，从那天起，阿利就是阿利了。
阿利为我的18岁生日买了单。我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就在陶陶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长得很高大，有1米80了，耳朵跟佛似的，又大又厚，垂到下边，还朝内卷了一下。老年人说，耳大有福，这一卷，就连一点儿福气都不会漏走了。陶陶的头发不长不短，刚好披到衣领上，他的鼻子高高的，高得脸上都看不出表情了。朱朱说，陶陶扮酷，假得很。我就说，是啊是啊，大明星的酷也是扮出来的。扮嘛，都有一点假，对不对？朱朱说，呸！
我也在阿利的耳垂上亲了一下子。阿利长着一对招风耳，样子有点像兔子，眼睛红红的，耳垂尖尖的，嘴唇咂上去是滑嫩嫩的。他家里很有钱，他为什么要读泡中呢？很多人都问过他，你可以出钱到重点中学，一中或者二十四中，当钱学生啊？阿利总是腼腆地笑一笑，只在私下对我说，我不去重点中学，我爸爸也不让我去重点中学。爸爸说，去重点中学是遭践踏，读泡中是受摔打。说不定就摔出一个样子了。我说，什么样子啊？阿利说，就是好样子啊，好样的好样子。我也笑了，我说阿利，你爸爸觉得你摔出来了吗？阿利说，你说呢，我有什么样子？
阿利的样子怯怯的，我就拍拍他的可怜的小脸，我说，阿利总会摔出一个好样子，是不是？
其实在泡中，谁又是我们的好样子呢？谁知道呢，知道了还能是泡中？我比阿利少了很多钱，倒是多了两把刀。两把好刀呢。我把土耳其弯刀留在墙上，德国猎刀压在了枕下。有两把刀子陪伴着，我的觉就睡得很结实，不做梦，不打鼾，睡得死沉沉的。
噢，是的，我姓何，何凤。但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何凤。我一直都不喜欢别人这么叫我何凤。只有在填各种登记表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写成是“何凤”不过，我从小学起，就常常故意把自己写成了“何风”这样，我就觉得自己沾了一点男人气了，不那么像女孩子了。我讨厌见到毛毛虫就惊声尖叫的女孩子，也讨厌男人瞅一眼就满脸通红的女孩子。而且，我的确是很喜欢风呢。风是看不见的东西，却是那么的有气力，刮一个整夜，可以把街上的脏东西都刮得干干净净。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位于西南的腹地，靠近西藏高原，至少西藏高原的风可以吹到我们的城市来。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在我的眼里，那些可怜的街道真是太脏了，到处是纸屑、果皮，老年人的酽痰，还有民工拉的野屎。我们的城市倒是经常都在下雨的，西南的雨水是绵渍渍的，温嘟嘟的，整夜整夜地下着。可我是多么喜欢冬天的来临啊，北方的风整夜整夜地吹。那些小刀子一样的北风多么有气力，它们爬过了秦岭，刮过了四条大河和五百里的平原，一直刮吹进了我们的城市，把那些脏东西都统统吹走了。第二天早上出门，空气冷嗖嗖的，吹到我的脸上，又爽又脆，搭眼看去，到处都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真有了说不出的安逸。
初二的下学期，我收到了第一封情书，我的名字被歪歪扭扭地写成了“何锋”我一下子就难过了。我讨厌把字写得很臭的男孩，可我还是差点为“何锋”这两个破字掉了泪。“何锋”是我哥哥的名字。何锋在一岁或者是两岁的时候被爸爸弄丢了。那年过“八一”爸爸带着何锋去参加老战友的聚会，他们都喝多了。他们仗着酒劲，说了多少豪言壮语，发了多少的牢骚啊，他们把天都喝黑了。爸爸摸回家时才发现，何锋没有了。爸爸倒在地上，而妈妈的眼睛都直了。我不晓得在那个漫长的夏天里，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后，有一个后半夜我起床上洗手间，突然看见妈妈坐在厨房的黑暗里，吸烟、喝酒，路灯和烟头把妈妈的眼睛映成了阴暗的绿色和红色。酒是用枸杞和毒蛇浸泡过的，在屋子里散发出蒙汗药一样的味道。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我说，妈妈，你在想念爸爸吧？妈妈用沙哑的声音笑了笑，妈妈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沙哑的，沙哑得如同从一堆泡沫的深处穿出来。妈妈说，想他干什么？我在想哥哥。妈妈跟我提到那个丢失的男孩时，从来都不说何锋，也不说你哥哥，而只称做哥哥。我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嘀咕，可怜的妈妈，她真是可怜的妈妈啊。
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妈妈在怀上我以后，就永远地和爸爸分了床。我是在4月11号出生的，那年的晚春溽热得比三伏天气还可怕，所有的婴儿都没有裹襁褓，又热又湿，湿得水缸里的鱼都生了痱子了。妈妈说，那年4月的孩子都任性得不得了，谁都不服管教呢。
妈妈是说对了。初二的下期，我也给男生写了几封信。我的落名都用的是“何锋”我跟别人说，因为我喜欢刀子，而这是刀锋的锋啊。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顶着“何锋”在活啊。“何锋”不在了，这世界上才有了我。男生收到“何锋”的信，都屁巅屁巅地来追我。我喜欢看他们屁巅屁巅的样子。他们也是男孩子？真正好笑啊。
不过，从来没有人叫过我“何锋”爸爸、妈妈叫我何凤，老师也叫我何凤，同学们却都叫我风子，或者说，就是疯子吧，谁知道呢？反正没有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我都一揽子收下了，叫什么我都回答，叫什么都是在叫我，对不对？
即便别人不叫我的名字，只是冲着我那个方向招呼一声“喂”或者是“嗨”我也不会搞错的，那一定是在叫我呢。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站在一群人中间，我肯定是最惹眼的。高一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篇作文我与我的泡中，多他妈温情脉脉的题目啊。我是这样写的：
请你不要问我长成什么模样。每天下午七点钟，你到我们泡桐树中学门口来，你就能一眼认出，哦，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是我啊。从皇城坝广场乘38路车，磨磨蹭蹭朝南走，到了南桥下车，沿河往左，河是南河，两边都是泡桐树。街叫泡桐树，学校也叫泡桐树，树子都高过了院墙，高过三五层楼，叶子肥大，绿得发黑，街上阴森森的，全让泡桐树的叶子染黑了。泡桐树春天开花，开花的时候还没有叶子，紫色的花铺满了枝头，粉嘟嘟的紫色，嫩得不得了等花谢了，然后才是叶子的天下，又绿又黑，黑到深秋。
哦，你到了南桥，顺着左手走两分钟的路，就看到黑墙上钉着一块铜牌子，朝着街道、朝着堤坝还朝着南河。铜牌比校牌还要显眼，铮亮，好看，趾高气扬，上边烙着四个红色的大字：“市级合格中学”这就是说，我们可怜的泡桐树中学啊，不是“重点中学”不是“示范中学”也不是“园林似绿化先进单位”。“合格中学”是我们唯一的金字招牌啊。噢，是的，泡桐树中学的确是合格中学呢，有三个初中年级、三个高中年级，共32个班1201个学生。他们中间藏龙卧虎，每天都要在中午或者黄昏时候干下几桩斗殴、劫财的勾当来，不是在臭气熏天的网吧，就是在小街小巷的拐角，或者天晓得别的什么鬼地方。所以，警察三天两头就跟鬼子进村似地光顾泡中。校长、主任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每天把我们关小鸡似地关到天黑。是的，说起来很可笑啊，在我们合格中学，光阴的流逝是以天色来计量的。天黑以前，没有老师愿意上课，也没有学生愿意做作业，值日老师就抱着手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敞开的门口，看我们乱哄哄地磨蹭光阴。天终于黑下来，就像课本上说的，夜幕垂下来了，两个虎背熊腰的保安拉开铁门，我们就蜂拥而出了，人头乱（攒）动，杀（喊）声四起。这时候，你就能一眼认出我来了。
我走在最前边，而且我比所有女生都要高出一个头。我总是边走边把手伸到后颈窝，把校服从头上扒下来。大笼大垮（松松垮垮？）的校服扒下来后，就露出了我那身紧绷绷的皮夹克。我留着短发，短得跟男人的板寸似的，还蹬着陆战靴，走起路来跟巴顿将军一样大步流星。我知道身后有许多男生瞅着我，眼里都要馋出鸟来了。他们说，妈的，看这个假眉假眼（假模假样）的将门千金！
不过，这篇作文我始终没能够把它写完，我现在说给你听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吧，意思意思，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况且我不知道接下去又该写什么，如果是流水帐，真不晓得要流到何年何月，想起来都很吓人呢。我就把陶陶的我与我的泡中全文照抄了一遍，遇“男”就改“女”逢“他”就变性，居然得了78分。而陶陶本人却只得了64分，气得他拍桌子骂了句妈的x！分析起来，可能是陶陶的字迹混乱，而我的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吧，清楚得就跟小刀子刻在木板上一样的。真的，我的字迹就跟小刀子刻的一样，力透纸背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缘故，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老单身，老瘪三，肯定看着女孩子更顺眼，看着陶陶牛高马大就莫名其妙不喜欢。我很少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我造谣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是现在。不过，他早已经退休了，在我们离开泡中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跟死无对证似的。
*第二部分
还记得我说过的麦麦德吗？沙漠中的英雄麦麦德，白袍、弯刀、单峰骆驼。此外，他还是一个游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比燕子李三更光明正大，比罗宾汉更矫健有力，比我们的政治老师更能讲出伟大的格言。我晓得格言总是很伟大的，不然为什么还叫格言呢？他说过一句格言：经历对有些人是财富，对有些人只是一本流水帐。
老年车卖给了收破烂的，把钱拿去搓了几天几夜的小麻将。我就晓得，这灰蒙蒙的东郊，发霉、潮湿的红砖楼，已经留她不住了。妈妈的事情，让我想通了很多的事情，后来我就告诉她，妈妈，走吧走吧，你能走就走了算了吧。
这一点你该相信，这世界上我谁他妈的都不欠，我还欠着我妈妈是不是，撇开养育之恩不说，我至少还欠她一条命啊。那么就算我再让不得人，我还得让着她一个人吧？何况，她已经下岗了，她不去跑边贸，她还能骑着老年车，湿着丹凤眼，守着麻将桌，泡完后半生啊？我把妈妈放走了。爸爸说，要看顾好妈妈，可我只能放她走了。听说毛主席也说过是不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她去吧！
我记不得妈妈去了多久了，反正是很久很久了吧。
生日的那天早晨，爸爸给我通了电话。军线转地方线，岔来岔去，声音变得特别的不清楚，我只听清了丫丫谷的风声和雨声，爸爸微弱的声音反而成为了风雨的背景，一个可怜的噪音，在重复祝贺我生日快乐。妈妈则没有一点动静，不知她已经跑到中亚的哪一国去了，反正，不是这个斯坦，就是那个斯坦吧。中亚到处都是斯坦，就像丫丫谷到处都有不说话的仓库。不过，我告诉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一个电话嘛，我又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女孩子。
那天晚上在麦当劳，我显得很开心。麦当劳什么时候都是温暖的。春天的夜里，街上落着雨水，不停地驶过溅起水花的汽车，麦当劳就显得更加温暖了。服务生都穿着粗条纹的体恤跑来跑去，像咬紧了嘴巴的灰狗子。陶陶叫来了一大帮同学，连我刚好是18个。我吹灭了一根蜡烛，每个人都替我吹灭了一根蜡烛。蜡烛熄灭以后，飘出十八股青烟，那带点辛辣的臭味刺激到眼睛里，我的眼睛就眨巴眨巴地变湿了。这跟哭没有关系，谁叫蜡烛有这么多，多得可以煮熟一只老鸡婆呢。
在18根蜡烛熄灭前，陶陶把裹好的猎刀送给我。
陶陶说，是地道的德国货。我问他哪来的？他说是搞来的。我就不多问了。陶陶有陶陶的搞法，我认为这个与我无关。重要的是他送了我这把刀子，这把千真万确的好刀。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了几十杯可乐，啃完了几十只鸡腿，还吞下了几十份汉堡。是阿利买的单。陶陶是阿利的保护人，而我是陶陶的女朋友，阿利买单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可怜的阿利其实不姓阿也不姓利，因为他全穿印了lee的名牌服装，他就成了阿利了。
不过刚开始上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全都叫他阿雷的。lee不就是叫做雷牌么？我们都叫他阿雷，他也都嗯嗯地认了。有一天宋小豆上课，问今天谁是值日生？我们都说，是阿雷。宋小豆皱紧了眉头，眉心里都皱出了一颗小疙瘩。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lee，她说，读什么？我们说，雷！宋小豆呸了一口，就好象呸是雷的回声。她接着就用英文骂了一句什么，我想大概是一帮蠢货吧。但她自己翻译出来，却是一群可怜虫。她也说可怜，可怜的宋小豆，我不喜欢她这么说。
宋小豆用粉笔把lee圈了一圈又一圈，就像蜘蛛吐丝把阿雷缠在了最当中。她说，勒－依－li－李，读李。哪来什么雷呢？港台电影看多了，雷锋也成了李锋，李逵也成了雷逵，真是不土不洋，天打雷劈。我的学生，是李就是李，是雷才是雷。李逵和雷锋，风马牛不相及啊，对不对？
我们相互望了望，似乎都很惭愧，因为我们这群可怜虫居然全都是她的学生啊。
宋小豆手指捏住粉笔，在黑板上轻轻叩着，黑板居然发出很清脆的声音，就跟叩响了瓷器似的。这一招，我们后来都试过，全都不灵。宋小豆说，知道李光耀吧，从前新加坡的总理，他的英文名字就是，她背过身去，李光耀就成了唰唰唰的几声粉笔响，然后他像照片一样从黑板深处显影出来了，就是leekuanyew。lee的本义，宋小豆说，就是庇护所、避风处。她顿了顿，想再说点什么，但那表情却是说了也白说，于是有一只嘴角斜着弯了弯，就跟假笑似的。她说，这个孩子，这个你们叫阿雷的孩子，天晓得，他是庇护别人还是别人庇护他啊？她摇摇头，用英语咕哝了一句什么，我估计是唉，不可思议吧？
宋小豆摇完了头，就说，你们还叫他，就是他，她伸长手指指着阿雷，她说，还叫他阿雷吗？我们全都嗡了一声，说“阿－李－”
阿李？宋小豆用嘴巴和粉笔同时重复了这两个声音。她说，阿李对你们有什么用呢，阿李跟李四、王五有什么区别呢，连阿猫、阿狗都不是，就连一根肉骨头都不是，还值得你们这么又争又抢的！宋小豆说着，终于把假笑换成了一脸盈盈的笑，听起来、看起来也都不讨厌。她说，就叫阿利吧，一身名牌，有利可图是不是？她又用手指点了点阿利，说，阿利，你也更像是一个名字了，对不对？
大家全都看着阿利，阿利红了脸。一片掌声和嘘声响过，从那天起，阿利就是阿利了。
阿利为我的18岁生日买了单。我为了表达自己的谢意，就在陶陶的耳轮上“吧”地亲了一大口。陶陶长得很高大，有1米80了，耳朵跟佛似的，又大又厚，垂到下边，还朝内卷了一下。老年人说，耳大有福，这一卷，就连一点儿福气都不会漏走了。陶陶的头发不长不短，刚好披到衣领上，他的鼻子高高的，高得脸上都看不出表情了。朱朱说，陶陶扮酷，假得很。我就说，是啊是啊，大明星的酷也是扮出来的。扮嘛，都有一点假，对不对？朱朱说，呸！
我也在阿利的耳垂上亲了一下子。阿利长着一对招风耳，样子有点像兔子，眼睛红红的，耳垂尖尖的，嘴唇咂上去是滑嫩嫩的。他家里很有钱，他为什么要读泡中呢？很多人都问过他，你可以出钱到重点中学，一中或者二十四中，当钱学生啊？阿利总是腼腆地笑一笑，只在私下对我说，我不去重点中学，我爸爸也不让我去重点中学。爸爸说，去重点中学是遭践踏，读泡中是受摔打。说不定就摔出一个样子了。我说，什么样子啊？阿利说，就是好样子啊，好样的好样子。我也笑了，我说阿利，你爸爸觉得你摔出来了吗？阿利说，你说呢，我有什么样子？
阿利的样子怯怯的，我就拍拍他的可怜的小脸，我说，阿利总会摔出一个好样子，是不是？
其实在泡中，谁又是我们的好样子呢？谁知道呢，知道了还能是泡中？我比阿利少了很多钱，倒是多了两把刀。两把好刀呢。我把土耳其弯刀留在墙上，德国猎刀压在了枕下。有两把刀子陪伴着，我的觉就睡得很结实，不做梦，不打鼾，睡得死沉沉的。
噢，是的，我姓何，何凤。但我不喜欢别人叫我何凤。我一直都不喜欢别人这么叫我何凤。只有在填各种登记表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写成是“何凤”不过，我从小学起，就常常故意把自己写成了“何风”这样，我就觉得自己沾了一点男人气了，不那么像女孩子了。我讨厌见到毛毛虫就惊声尖叫的女孩子，也讨厌男人瞅一眼就满脸通红的女孩子。而且，我的确是很喜欢风呢。风是看不见的东西，却是那么的有气力，刮一个整夜，可以把街上的脏东西都刮得干干净净。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位于西南的腹地，靠近西藏高原，至少西藏高原的风可以吹到我们的城市来。我们的城市不是一座干净的城市，在我的眼里，那些可怜的街道真是太脏了，到处是纸屑、果皮，老年人的酽痰，还有民工拉的野屎。我们的城市倒是经常都在下雨的，西南的雨水是绵渍渍的，温嘟嘟的，整夜整夜地下着。可我是多么喜欢冬天的来临啊，北方的风整夜整夜地吹。那些小刀子一样的北风多么有气力，它们爬过了秦岭，刮过了四条大河和五百里的平原，一直刮吹进了我们的城市，把那些脏东西都统统吹走了。第二天早上出门，空气冷嗖嗖的，吹到我的脸上，又爽又脆，搭眼看去，到处都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真有了说不出的安逸。
初二的下学期，我收到了第一封情书，我的名字被歪歪扭扭地写成了“何锋”我一下子就难过了。我讨厌把字写得很臭的男孩，可我还是差点为“何锋”这两个破字掉了泪。“何锋”是我哥哥的名字。何锋在一岁或者是两岁的时候被爸爸弄丢了。那年过“八一”爸爸带着何锋去参加老战友的聚会，他们都喝多了。他们仗着酒劲，说了多少豪言壮语，发了多少的牢骚啊，他们把天都喝黑了。爸爸摸回家时才发现，何锋没有了。爸爸倒在地上，而妈妈的眼睛都直了。我不晓得在那个漫长的夏天里，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过来的。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后，有一个后半夜我起床上洗手间，突然看见妈妈坐在厨房的黑暗里，吸烟、喝酒，路灯和烟头把妈妈的眼睛映成了阴暗的绿色和红色。酒是用枸杞和毒蛇浸泡过的，在屋子里散发出蒙汗药一样的味道。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妈妈，我说，妈妈，你在想念爸爸吧？妈妈用沙哑的声音笑了笑，妈妈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沙哑的，沙哑得如同从一堆泡沫的深处穿出来。妈妈说，想他干什么？我在想哥哥。妈妈跟我提到那个丢失的男孩时，从来都不说何锋，也不说你哥哥，而只称做哥哥。我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嘀咕，可怜的妈妈，她真是可怜的妈妈啊。
又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妈妈在怀上我以后，就永远地和爸爸分了床。我是在4月11号出生的，那年的晚春溽热得比三伏天气还可怕，所有的婴儿都没有裹襁褓，又热又湿，湿得水缸里的鱼都生了痱子了。妈妈说，那年4月的孩子都任性得不得了，谁都不服管教呢。
妈妈是说对了。初二的下期，我也给男生写了几封信。我的落名都用的是“何锋”我跟别人说，因为我喜欢刀子，而这是刀锋的锋啊。但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顶着“何锋”在活啊。“何锋”不在了，这世界上才有了我。男生收到“何锋”的信，都屁巅屁巅地来追我。我喜欢看他们屁巅屁巅的样子。他们也是男孩子？真正好笑啊。
不过，从来没有人叫过我“何锋”爸爸、妈妈叫我何凤，老师也叫我何凤，同学们却都叫我风子，或者说，就是疯子吧，谁知道呢？反正没有白纸黑字地写出来。我都一揽子收下了，叫什么我都回答，叫什么都是在叫我，对不对？
即便别人不叫我的名字，只是冲着我那个方向招呼一声“喂”或者是“嗨”我也不会搞错的，那一定是在叫我呢。我的样子很容易辨认，站在一群人中间，我肯定是最惹眼的。高一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篇作文我与我的泡中，多他妈温情脉脉的题目啊。我是这样写的：
请你不要问我长成什么模样。每天下午七点钟，你到我们泡桐树中学门口来，你就能一眼认出，哦，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是我啊。从皇城坝广场乘38路车，磨磨蹭蹭朝南走，到了南桥下车，沿河往左，河是南河，两边都是泡桐树。街叫泡桐树，学校也叫泡桐树，树子都高过了院墙，高过三五层楼，叶子肥大，绿得发黑，街上阴森森的，全让泡桐树的叶子染黑了。泡桐树春天开花，开花的时候还没有叶子，紫色的花铺满了枝头，粉嘟嘟的紫色，嫩得不得了等花谢了，然后才是叶子的天下，又绿又黑，黑到深秋。
哦，你到了南桥，顺着左手走两分钟的路，就看到黑墙上钉着一块铜牌子，朝着街道、朝着堤坝还朝着南河。铜牌比校牌还要显眼，铮亮，好看，趾高气扬，上边烙着四个红色的大字：“市级合格中学”这就是说，我们可怜的泡桐树中学啊，不是“重点中学”不是“示范中学”也不是“园林似绿化先进单位”。“合格中学”是我们唯一的金字招牌啊。噢，是的，泡桐树中学的确是合格中学呢，有三个初中年级、三个高中年级，共32个班1201个学生。他们中间藏龙卧虎，每天都要在中午或者黄昏时候干下几桩斗殴、劫财的勾当来，不是在臭气熏天的网吧，就是在小街小巷的拐角，或者天晓得别的什么鬼地方。所以，警察三天两头就跟鬼子进村似地光顾泡中。校长、主任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绝招，每天把我们关小鸡似地关到天黑。是的，说起来很可笑啊，在我们合格中学，光阴的流逝是以天色来计量的。天黑以前，没有老师愿意上课，也没有学生愿意做作业，值日老师就抱着手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从敞开的门口，看我们乱哄哄地磨蹭光阴。天终于黑下来，就像课本上说的，夜幕垂下来了，两个虎背熊腰的保安拉开铁门，我们就蜂拥而出了，人头乱（攒）动，杀（喊）声四起。这时候，你就能一眼认出我来了。
我走在最前边，而且我比所有女生都要高出一个头。我总是边走边把手伸到后颈窝，把校服从头上扒下来。大笼大垮（松松垮垮？）的校服扒下来后，就露出了我那身紧绷绷的皮夹克。我留着短发，短得跟男人的板寸似的，还蹬着陆战靴，走起路来跟巴顿将军一样大步流星。我知道身后有许多男生瞅着我，眼里都要馋出鸟来了。他们说，妈的，看这个假眉假眼（假模假样）的将门千金！
不过，这篇作文我始终没能够把它写完，我现在说给你听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吧，意思意思，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况且我不知道接下去又该写什么，如果是流水帐，真不晓得要流到何年何月，想起来都很吓人呢。我就把陶陶的我与我的泡中全文照抄了一遍，遇“男”就改“女”逢“他”就变性，居然得了78分。而陶陶本人却只得了64分，气得他拍桌子骂了句妈的x！分析起来，可能是陶陶的字迹混乱，而我的一笔一划都清清楚楚吧，清楚得就跟小刀子刻在木板上一样的。真的，我的字迹就跟小刀子刻的一样，力透纸背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个缘故，语文老师是个老头子，老单身，老瘪三，肯定看着女孩子更顺眼，看着陶陶牛高马大就莫名其妙不喜欢。我很少在背后说老师的坏话，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我造谣得不到任何好处，何况是现在。不过，他早已经退休了，在我们离开泡中之前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跟死无对证似的。
*第二部分
还记得我说过的麦麦德吗？沙漠中的英雄麦麦德，白袍、弯刀、单峰骆驼。此外，他还是一个游吟的诗人和哲学家。他比燕子李三更光明正大，比罗宾汉更矫健有力，比我们的政治老师更能讲出伟大的格言。我晓得格言总是很伟大的，不然为什么还叫格言呢？他说过一句格言：经历对有些人是财富，对有些人只是一本流水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