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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内还在继续动员增兵朝鲜，大鸟当然不会接受朝鲜政府的撤兵要求，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巳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十一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反观日本，自六月二日阁议出兵后，日本参谋本部即下令广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命调其所统之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野战炮兵一个大队(野炮十二门)，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混成旅团至六月十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八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九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十二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十三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六月十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十一日出港，至十三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船，于十五日先后进入仁川港。十六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野战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二千六百七十三人，马一百八十六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四千人。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
（爆发ing~）（未完待续）
本国内还在继续动员增兵朝鲜，大鸟当然不会接受朝鲜政府的撤兵要求，因此断然予以拒绝。 六月十二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委派聂土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事宜，本人则暂驻牙山以待命。但是，聂军并没有同东学党起义军直接交仗。聂士成只是派弁兵一百人，随带翻译，持告示前往全州招抚。告示共三种：其一，晓谕起义军解散。其中有“尔国王发电告急，我中朝爱恤属国，不忍坐视不救，奉谕钦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统领率带马步枪炮大队前来助剿。特念尔等本属良善……大兵到日，尔等能悔罪投诚，洗心革面，均予免杀”等语。其二，“谕示商民各安其业，毋得惊恐”。其三，申明军纪。有“奉宪檄饬，防营远征，保护藩属，护卫商民，自行军旅，纪律严明。今入朝鲜，军令重申，购买物件，照给钱文。如有骚扰，或犯别情，军法从事．决不稍轻”等语。这三种告示被日本间谍送报日本驻朝公使馆。不久，“汉城饬弁持倭使大鸟圭介来咨，诘问前日所出告示是否真伪”。果然，后来大鸟圭介便就聂士成告示中“我中朝爱恤属国”、“保护藩属”的语句大作起文章来了。 其实，聂士成派人招抚起义军之日，正是起义军退出全州之时。先是东学党起义军攻陷全州后，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又返军攻城，因起义军防守严密，久难攻下。朝王一面处分引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革职，流配济州岛，并将古阜郡守赵秉甲革职，系械监禁；一面急发最后的精锐江华枪炮队四百及京城、平壤监营兵二千增援，并命严世永任三南招抚使，同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赴任，与洪启薰协力从事。从派“招讨使”到再派“招抚使”，说明朝鲜政府对东学党起义军的政策巳由“主剿”转为“主抚”了。 严世永抵达全州后，先布告朝王处罚负此次事件责任的地方官吏，以缓和起义军的敌对情绪，继之以劝谕，表示政府愿意妥商解决此事。此时，全琫准已获悉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严世永代表朝鲜政府接受了起义军提出下列十二条件，于六月十一日共同签订了休战协定，即所谓《全州和约》。
聂士成之抵全州，已是七月五日，亦即东学党起义军退出全州后二十天。是日下午三时，聂士成独率数十骑进入州城。全州城经过此番战火，“庐舍焚毁，民无栖止”。查明流离失所者共九万家。聂士成令“开列名单，每家给以洋银二元，聊助牵萝补屋之费”。 七日，又发布告示，表示希望“本统领旋师之后，尔等士农工贾务须守法奉公，各安生业，同享太平之福”。即离开全州。十日，聂士成回牙山，向叶志超报告全州事件业已处理完毕。并建议速请李鸿章“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则犹豫不决。当天夜晚，聂士成致电李鸿章，报告“前敌招抚情形，并请撤队内渡”。其禀文有云： “我军本奉命平韩乱，非与倭争雄也。倭乘间以水陆大队压韩，据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众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后著，与战，正堕彼术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此接队内渡，免资口实。此老子不为人先之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况韩为泰西通商之国，岂容倭人鲸吞?倘仍顽梗，可请英、俄诸国评论曲直；一面调集我海陆各军驻屯北洋，奉天边境。俟秋凉，我陆军出九连城趋平壤以拊其背，海军战舰大队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时倭师劳而无功，将骄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端一启，大局可危。” 聂土成电文的中心意思，是主张实行退却。这位被日人誉为“计划战略常以勇敢见称”的将领，为什么主张退却呢?这是因为“兵无常势”，而要逐步地在军事上变被动为主动，只有采取兵法所说的“避实就虚之计”。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在军事上已失先著的情况下，应该说实行战略退却是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聂士成的意见被采纳，则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可改变不利的处境，而且在政治及外交方面也将居于主动的地位。对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必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大鸟圭介看到“朝鲜国内出乎意外的平稳，中国派去的军队只是驻扎在牙山，并未进入内地”，即曾致电政府说：“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发生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陆奥宗光也认为：“目前既无迫切的原因，又无表面上的适当借口，双方还不可能开战。因此，要想使这种内外形势发生变化，除去实施一种外交策略使局势改观以外，实在没有其他方法。”中国若真实行战略退却的话，尽管日本还会玩弄各种花招，但要逞其外交伎俩，必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欲实行其速战决策则定然势所难能了。 十一日，聂士成又力请叶志超电李鸿章“请班师”。于是，叶根据自己的考虑，向李提出上、中，下三策。他把聂士成的建议作为“中策”，而另外提出了由北边速派大军的所谓“上策”。但是，兵机既钝，缓不济急，且无贯彻此策的决心和正确措施，结果仍是“迁延不断”，实际上无异于“下策”也。当天，李鸿章复电“暂静守勿动”。 聂士成提出“撤队内渡”的建议时，正是清军实行战略退却的大好时机，而这样的时机稍纵即逝，难以再来。叶志超和李鸿章皆未能采纳此议并付诸实行，真是聚九州之铁难以铸成之大错!这样一来，清政府在各方面的处境愈来愈陷于被动了。
反观日本，自六月二日阁议出兵后，日本参谋本部即下令广岛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命调其所统之驻宇品附近的第九旅团两个联队，加以骑、炮，辎重、卫生等队，编为混成旅团，以陆军少将大岛义昌为旅团长。大岛混成旅团主要包括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二十一联队，骑兵一个中队和野战炮兵一个大队(野炮十二门)，合计七千六百多人。混成旅团至六月十日编制完毕。本来，大本营打算等混成旅团组织动员后再行出兵。可是，在此前数日，日本大本营接驻华武官陆军少佐神尾光臣电报，谓中国第一批派遣军定于六日由山海关出发。日本大本营怕中国先行一步，于是改变计划，不等混成旅团编制完毕，先派步兵一大队作为先遣队出发。野津道贯即令大岛义昌先遣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长步兵少佐一户兵卫，率其所部步兵一大队，并附以工兵一小队，于八日从宇品上运输船和歌浦丸。九日，和歌浦丸在高雄舰护卫下出发。十二日，一户抵仁川，急率部登陆。十三日，一户率队进汉城，以接替海军少佐向山慎吉的联合陆战队，使其返回本舰。
在此以前，陆军省先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订立了租船租约，租用山城丸、和歌浦丸，近江丸，酒田丸，熊本丸，远江丸、仙台丸、越后丸、兵库丸、住江丸十艘轮船，作为运兵之用。后又与大阪商船会社租用木曾川丸、筑后川丸两船，专备釜山，仁川间海路通信之用。于是，大岛义昌少将率已准备好的第一批部队分登近江丸，熊本丸、远江丸，越后丸，酒田丸五船，于六月十日自宇品出港先发。续发部队分乘住江丸，兵库丸，仙台丸，山城丸四船，亦于十一日出港，至十三日追及先发各船。日本运兵船由吉野舰护船，于十五日先后进入仁川港。十六日，全队登陆。大岛将旅团司令部设于仁川的水津旅馆。此次共运步兵一联队、骑兵一中队、炮兵一中队、工兵一中队、辎重兵半中队，野战病院一个、兵站监部及司令部，共二千六百七十三人，马一百八十六匹。加上一户兵卫所带的先遣部队，混成旅团入朝人数近四千人。
此时，日军入朝人数除陆军近四千人外，海军则有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舰，兵力远在中国军队以上，已占有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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