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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传统小说中的真实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弄虚作假，使得现代的读者感到失望，感到怀疑。因而，“新小说”反对去虚构故事情节，去虚构一个虽完整但不现实的故事情节，它主张写读者身历其境的生活现实，主张写虽平常但逼真的那个社会。《副领事》就是作者在大胆进行这方面探索时写出来的，小说的情节自然被大大地淡化，甚至被抹去了。传统小说是对现实的浓缩；“新小说”是对现实的截取。截取的现实中无头无尾的故事自然是不足为奇，没有完整的故事，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谜。
再来看一看疯姑娘和大使夫人。
疯姑娘的故事是通过小说中的作者写出来的。她十六七岁“居然怀了孕”，被妈妈赶出家门，从此离开家乡马德望，浪迹印度支那。她南下到大海边的乌瓦洲平原，又掉头北上，经过柬埔寨、逞罗、缅甸……向着加尔各答，“十年风尘，一路奔波”，跋穷山涉恶水，饱尝饥饿，饱尝种种苦难。十年后，在加尔各答，在恒河岸边，她变成一个睡在麻风病人中，夜里唱歌游荡的秃头疯始。然而，“她不同于一般的疯姑娘”，在她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谜：她“就像是从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失足，没有疼痛，坠落下来怀了孕的”。她如何失足怀了孕？对于传统小说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叙述的话题，多多少少也要有所提及。然而在这里却避而不谈。她的家乡离加尔各答几千公里，她为什么要奔往加尔各答？书中从她的心理角度写道：“在加尔各答，任何时候，食物都不会同沙尘混在一起……”她是听说的，还是曾经去过那里？如果去过，她的失身与那个地方有没有关系？然而作者却一掠而过。在恒河一带，“哪里有白人，她便会跟到哪里”，这仅仅是因为食物吗？与她从前的身世有无关系？不解的谜。
斯特雷泰尔大使夫人是“最优秀的女人”；她“慈善为怀”；她的一些善举，“甚至是她前面的那些人从不曾想到的”；她“待谁都很好”；她心海宽阔，可以容纳一切，“世上种种苦水，都可以一古脑儿朝她（们）倾倒”。然而，她和她的情人及朋友，那几个英国人，竟出没蓝月亮俱乐部，有人说那是个妓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外交圈内人士了解。夏尔-罗塞特曾无意中看见，她和一个英国人乘坐黑色的郎西雅车绝尘而去，使他不禁想到关于她的种种传闻。在通往尚德纳戈尔那炎热的马路上兜风时，“她脸上那种快乐的表情，显得十分奇特”。她“是不是表面正经”？她向副领事承认自己“生活轻浮……大家都说得完全对，非常对”。然而，她却“什么也没有被发现”，几乎等于“无可指责”。十七年前，当大使在老挝的沙湾拿吉找到她时，她正处在什么样的“痛苦和羞耻中”？在恒河尽头的别墅里，她因何“陷入一种深深的忧伤之中”？为什么“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泪水的世界”？除了打网球和散步外，她还做什么？人人都想知道。难道她用读书来打发时间吗？停靠在网球场边上的自行车令人迷惑。曾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她家门口，她出了什么事？想自杀吗财两空？等等，等等。这个“加尔各答皇后”实在太神秘，她“简直就是……一个谜”。关于她的故事，读来读去全是谜，如同在她的迷宫里转悠，最后发现，她的一切还是那么亦真亦幻，神秘莫测。杜拉斯为什么要这样写一个女性？她似乎对这样的女性情有独钟，也许因为“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截然分开……她们是同一类人”；也许因为这位神秘的女人成功地反映了杜拉斯的世界；也许在杜拉斯的世界里，无论是在她的艺术世界里，还是在她的现实世界里，女性人物的勉力就在于：神秘。
这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了“新小说”的一些手法，仅举两个容易造成困惑的手法：一是录话式的叙述：如招待会上，人们对副领事的议论，七嘴八舌，在多处都使用了这种方式。作者把很多人的说话，不分你我他，直接记录下来，希望形成一种共鸣。二是故意设置迷宫，迷惑读者：副领事来到加尔各答有五个星期，夏尔-罗塞特来了有三个星期。但多处地方，却掉换过来写他俩，如副领事说“自行车还在，被那个女人丢在那里，已经二十三天了”，这是按夏尔-罗塞特抵加的时间来写的；而夏才辈出尔-罗塞特“五个星期以来，（他）都这样睡着”。类似的谜，形形色色的谜，相当多。
读这样的一部小说，最好能想到“新小说”是这样主张的：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读者有权利也有能力根据作者提供的信息，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委与小说的再创作。也就是说，读者应敢于积极地去理解，而不是像读传统小说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最好还要想到，作者提供的信息中会有似是而非的东西，作者也会把什么搞错了，通常是故意的，因此，不要被那些疑窦所困惑。
如此说来，《副领事》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新小说”了？不。“新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长篇累牍地。无谓地去描写客观事物，然而在这部小说里却一点儿看不到。“新小说”主张纯艺术，极力反对作品拥有社会意义。然而，我们很难说《副领事》这部小说缺乏社会意义。副领事来到拉合尔，来到印度，他的“毛病终于发作了”；大使夫人“曾经就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中”，她不习惯，甚至十七年前在沙湾拿吉，她可能就不小惯了；她那个神秘圈子里的人都惟恐失去他们“精神上的这份安宁”，而不能再待在“噩梦般的城市里”；夏尔-罗塞特“真希望爱情前来搭救”，才能“在加尔各答坚持下去”。作者似乎在揭示：殖民地并非世外桃源；殖民地并非仅仅是异国情调；殖民地的生活也许会使人变疾-，…-
在《副领事》这部小说里，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仍然那么鲜明：简洁而精彩的对话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叙述角度的迅速转移；误言的张力（当然也有语焉不详）；还有强烈的画面感带着一种独特的使人挥之不去的意境，如：“当雨后复斜阳的时候……蓝色的棕榈，一排一排，矗立在水面之上”；“海洋是绿色的漆……”；“太阳升出海平面，燃起一团铁锈红”；还有司p“黄昏般的晨光”……读了《副领事》，相信读者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新小说”观念的巧妙运用，杜拉斯式艺术风格的臻于完美，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即创造出了杜拉斯笔下的谜，使得这部小说变成杜拉斯笔下又一道迷人的风景。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难免，还望诸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教。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南京——
世界，传统小说中的真实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弄虚作假，使得现代的读者感到失望，感到怀疑。因而，“新小说”反对去虚构故事情节，去虚构一个虽完整但不现实的故事情节，它主张写读者身历其境的生活现实，主张写虽平常但逼真的那个社会。《副领事》就是作者在大胆进行这方面探索时写出来的，小说的情节自然被大大地淡化，甚至被抹去了。传统小说是对现实的浓缩；“新小说”是对现实的截取。截取的现实中无头无尾的故事自然是不足为奇，没有完整的故事，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谜。
再来看一看疯姑娘和大使夫人。
疯姑娘的故事是通过小说中的作者写出来的。她十六七岁“居然怀了孕”，被妈妈赶出家门，从此离开家乡马德望，浪迹印度支那。她南下到大海边的乌瓦洲平原，又掉头北上，经过柬埔寨、逞罗、缅甸……向着加尔各答，“十年风尘，一路奔波”，跋穷山涉恶水，饱尝饥饿，饱尝种种苦难。十年后，在加尔各答，在恒河岸边，她变成一个睡在麻风病人中，夜里唱歌游荡的秃头疯始。然而，“她不同于一般的疯姑娘”，在她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谜：她“就像是从一棵很高很高的树上失足，没有疼痛，坠落下来怀了孕的”。她如何失足怀了孕？对于传统小说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叙述的话题，多多少少也要有所提及。然而在这里却避而不谈。她的家乡离加尔各答几千公里，她为什么要奔往加尔各答？书中从她的心理角度写道：“在加尔各答，任何时候，食物都不会同沙尘混在一起……”她是听说的，还是曾经去过那里？如果去过，她的失身与那个地方有没有关系？然而作者却一掠而过。在恒河一带，“哪里有白人，她便会跟到哪里”，这仅仅是因为食物吗？与她从前的身世有无关系？不解的谜。
斯特雷泰尔大使夫人是“最优秀的女人”；她“慈善为怀”；她的一些善举，“甚至是她前面的那些人从不曾想到的”；她“待谁都很好”；她心海宽阔，可以容纳一切，“世上种种苦水，都可以一古脑儿朝她（们）倾倒”。然而，她和她的情人及朋友，那几个英国人，竟出没蓝月亮俱乐部，有人说那是个妓院。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外交圈内人士了解。夏尔-罗塞特曾无意中看见，她和一个英国人乘坐黑色的郎西雅车绝尘而去，使他不禁想到关于她的种种传闻。在通往尚德纳戈尔那炎热的马路上兜风时，“她脸上那种快乐的表情，显得十分奇特”。她“是不是表面正经”？她向副领事承认自己“生活轻浮……大家都说得完全对，非常对”。然而，她却“什么也没有被发现”，几乎等于“无可指责”。十七年前，当大使在老挝的沙湾拿吉找到她时，她正处在什么样的“痛苦和羞耻中”？在恒河尽头的别墅里，她因何“陷入一种深深的忧伤之中”？为什么“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泪水的世界”？除了打网球和散步外，她还做什么？人人都想知道。难道她用读书来打发时间吗？停靠在网球场边上的自行车令人迷惑。曾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她家门口，她出了什么事？想自杀吗财两空？等等，等等。这个“加尔各答皇后”实在太神秘，她“简直就是……一个谜”。关于她的故事，读来读去全是谜，如同在她的迷宫里转悠，最后发现，她的一切还是那么亦真亦幻，神秘莫测。杜拉斯为什么要这样写一个女性？她似乎对这样的女性情有独钟，也许因为“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截然分开……她们是同一类人”；也许因为这位神秘的女人成功地反映了杜拉斯的世界；也许在杜拉斯的世界里，无论是在她的艺术世界里，还是在她的现实世界里，女性人物的勉力就在于：神秘。
这部小说中，还大量运用了“新小说”的一些手法，仅举两个容易造成困惑的手法：一是录话式的叙述：如招待会上，人们对副领事的议论，七嘴八舌，在多处都使用了这种方式。作者把很多人的说话，不分你我他，直接记录下来，希望形成一种共鸣。二是故意设置迷宫，迷惑读者：副领事来到加尔各答有五个星期，夏尔-罗塞特来了有三个星期。但多处地方，却掉换过来写他俩，如副领事说“自行车还在，被那个女人丢在那里，已经二十三天了”，这是按夏尔-罗塞特抵加的时间来写的；而夏才辈出尔-罗塞特“五个星期以来，（他）都这样睡着”。类似的谜，形形色色的谜，相当多。
读这样的一部小说，最好能想到“新小说”是这样主张的：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读者有权利也有能力根据作者提供的信息，进行独立的分析和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从而委与小说的再创作。也就是说，读者应敢于积极地去理解，而不是像读传统小说那样，只是被动地接受；最好还要想到，作者提供的信息中会有似是而非的东西，作者也会把什么搞错了，通常是故意的，因此，不要被那些疑窦所困惑。
如此说来，《副领事》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新小说”了？不。“新小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长篇累牍地。无谓地去描写客观事物，然而在这部小说里却一点儿看不到。“新小说”主张纯艺术，极力反对作品拥有社会意义。然而，我们很难说《副领事》这部小说缺乏社会意义。副领事来到拉合尔，来到印度，他的“毛病终于发作了”；大使夫人“曾经就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中”，她不习惯，甚至十七年前在沙湾拿吉，她可能就不小惯了；她那个神秘圈子里的人都惟恐失去他们“精神上的这份安宁”，而不能再待在“噩梦般的城市里”；夏尔-罗塞特“真希望爱情前来搭救”，才能“在加尔各答坚持下去”。作者似乎在揭示：殖民地并非世外桃源；殖民地并非仅仅是异国情调；殖民地的生活也许会使人变疾-，…-
在《副领事》这部小说里，杜拉斯式的艺术风格仍然那么鲜明：简洁而精彩的对话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叙述角度的迅速转移；误言的张力（当然也有语焉不详）；还有强烈的画面感带着一种独特的使人挥之不去的意境，如：“当雨后复斜阳的时候……蓝色的棕榈，一排一排，矗立在水面之上”；“海洋是绿色的漆……”；“太阳升出海平面，燃起一团铁锈红”；还有司p“黄昏般的晨光”……读了《副领事》，相信读者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受，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新小说”观念的巧妙运用，杜拉斯式艺术风格的臻于完美，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又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即创造出了杜拉斯笔下的谜，使得这部小说变成杜拉斯笔下又一道迷人的风景。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难免，还望诸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教。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