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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电话，说一定要把这篇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加上去，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就和责任编辑牺牲休息时间留下处理。等稿子到手，已经六点半钟，我们忍着饥饿一口气干到八点钟，没想到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的，问题发生了，讲再多的理由也无用，领导他才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干的，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忍饥挨饿干的，他们注重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要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推卸责任，其实责任就是责任，是推不了的，我只是一分为二地讲清这个原因，然后承担责任心里也舒服些。”桑学文不紧不慢地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听得明白，他表面是在作自我检查，实则是推卸责任。
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撰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点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的，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的钱。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地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和，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向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地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物，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地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时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地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蹙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地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很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漏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一般。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田振军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田振军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地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找种种借口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找种种理由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两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座的编委会成员都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地达到他的目的。（未完待续）
部的电话，说一定要把这篇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加上去，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就和责任编辑牺牲休息时间留下处理。等稿子到手，已经六点半钟，我们忍着饥饿一口气干到八点钟，没想到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的，问题发生了，讲再多的理由也无用，领导他才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干的，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忍饥挨饿干的，他们注重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要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推卸责任，其实责任就是责任，是推不了的，我只是一分为二地讲清这个原因，然后承担责任心里也舒服些。”桑学文不紧不慢地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听得明白，他表面是在作自我检查，实则是推卸责任。
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撰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点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的，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的钱。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地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和，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向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地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物，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地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时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地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蹙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地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很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漏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一般。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田振军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田振军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地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找种种借口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找种种理由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两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座的编委会成员都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地达到他的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