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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裸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2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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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裸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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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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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插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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