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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跳伞塔回报社的路上，我一直放不下心这件事。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他是否还记得这本日记本呢？
在报社编前会上，我重点报了这个选题。分管领导很感兴趣，说这个稿子按照头条来操作。“我相信你，你应该打开日记本看看，看有啥线索没有。”
我说好。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听完录音，整理了采访记录的材料，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我在稿子的最后写到，如果李军本人看到或者有认识李军的人看到，希望能联系我们报社。
第二天，东川报社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我写的寻找日记本主人这篇报道。标题是：《患癌老人守诺保留日记本30年主人李军身在何处？》。
我以为新闻见报后很快就有读者来消息，但等了一整天，值班的同事没有回复我。打电话询问，仍然没读者反馈。等了几天，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
等候期间，保留日记本的老年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问：“刘记者，报道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感谢。请问有没有李军的消息呢？”
自然是没有消息。我很抱歉，说正在下乡，等我回到报社了问问。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他。老年人有些失望，但安慰我说：“也很正常，这都三十年了，生活有各种可能。也可能李军人都不在中国。”
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以及现在网络的发达情况，说也可能传播的速度有限，真正后续深入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他有所宽心，说：“希望吧，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能有李军的消息。”
之后好几天，我渐渐忘记了这事。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的，他说是老年人的儿子。“我父亲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找日记本的主人的老头。”他自报家门，嗓门儿大，如果当面说话，一定会误解他在和你吵架。
他是受老年人委托，来问寻找李军的事情进展的。听我说没有消息之后，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挂电话。我连忙追问他父亲身体怎么样了。
“还耗着呢，吐了几次血，前两天又进了医院。”他加了一句话后，“啪”地挂了电话。
此后没几天，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电话。电话那头，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还是询问李军的情况。
我说：“还在尽力找。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他“哎”地叹气，说：“我真怕这几天我就死了。”
距离那篇报道见报两个星期时，我和几个开发商朋友吃饭，领导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日记本这事有新消息了，速回报社。
做记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下来，什么私事就得放下来。我打车回到报社，领导高兴地说，有个自称是李军家属的人打来电话，希望半个小时后能和记者通电话。
我刚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简单罗列了一下采访提纲，桌上的座机响了。
电话是从加拿大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孩，电话里听声音，她年纪应该不大，二十岁左右吧。根据声音判断这个人的年龄、阅历，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
女该普通话不标准，说：“请问您是刘记者么？我是李鲸，就是日记本那篇报道里李军的女儿，我现在在加拿大，是通过网络看到这篇报道的。希望记者老师您能向那个老爷爷说声感谢，我过段时间会回到东川来，一定当面谢谢他。”
“日记本”这三个字，她甚至说错了，重复了好几次。这也可以理解，外国人发“ri”这个音，没有几个能发得准的。
我还说能根据采访提纲电话采访一下她呢，但李鲸说了这几句话后，就借口有事挂了电话。
眼看着马上能详细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还是落空了。
一旁的领导正在准备报社半年表彰大会，等我接完电话，朝我笑笑，问是不是又能写半个版。我摇摇头，给领导说要去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年人。这也是一个成熟记者采访核实的常规做法。
到医院后，找了一圈没找到老年人。护士说老年人前几天已经回家了。我又联系老年人的儿子，他在电话里说：“你来我家吧。”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住址。
老年人住的地方，在城北郊区。距离部队医院打车还得好几十元。下车后，走一条巷子后才进小区。乘坐电梯到达楼层后，一出电梯，楼道里一股阴森的感觉。
循着门牌号，敲门。猫眼里有人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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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跳伞塔回报社的路上，我一直放不下心这件事。这个日记本的主人，到底在这个城市的哪一个角落呢？他是否还记得这本日记本呢？
在报社编前会上，我重点报了这个选题。分管领导很感兴趣，说这个稿子按照头条来操作。“我相信你，你应该打开日记本看看，看有啥线索没有。”
我说好。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听完录音，整理了采访记录的材料，写了一篇三千字的稿子。我在稿子的最后写到，如果李军本人看到或者有认识李军的人看到，希望能联系我们报社。
第二天，东川报社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我写的寻找日记本主人这篇报道。标题是：《患癌老人守诺保留日记本30年主人李军身在何处？》。
我以为新闻见报后很快就有读者来消息，但等了一整天，值班的同事没有回复我。打电话询问，仍然没读者反馈。等了几天，这篇稿子像石沉大海一般。
等候期间，保留日记本的老年人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问：“刘记者，报道我看到了，写得很好。很感谢。请问有没有李军的消息呢？”
自然是没有消息。我很抱歉，说正在下乡，等我回到报社了问问。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他。老年人有些失望，但安慰我说：“也很正常，这都三十年了，生活有各种可能。也可能李军人都不在中国。”
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报纸的发行量，以及现在网络的发达情况，说也可能传播的速度有限，真正后续深入传播还需要一个过程。他有所宽心，说：“希望吧，希望在我剩下的日子里，能有李军的消息。”
之后好几天，我渐渐忘记了这事。
大概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是一个男的打过来的，他说是老年人的儿子。“我父亲就是那个给你打电话找日记本的主人的老头。”他自报家门，嗓门儿大，如果当面说话，一定会误解他在和你吵架。
他是受老年人委托，来问寻找李军的事情进展的。听我说没有消息之后，没再多说一句话就要挂电话。我连忙追问他父亲身体怎么样了。
“还耗着呢，吐了几次血，前两天又进了医院。”他加了一句话后，“啪”地挂了电话。
此后没几天，我又接到老年人一次电话。电话那头，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了，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还是询问李军的情况。
我说：“还在尽力找。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诉您。”他“哎”地叹气，说：“我真怕这几天我就死了。”
距离那篇报道见报两个星期时，我和几个开发商朋友吃饭，领导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日记本这事有新消息了，速回报社。
做记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下来，什么私事就得放下来。我打车回到报社，领导高兴地说，有个自称是李军家属的人打来电话，希望半个小时后能和记者通电话。
我刚准备好录音笔采访本，简单罗列了一下采访提纲，桌上的座机响了。
电话是从加拿大打过来的。打电话的是一个女孩，电话里听声音，她年纪应该不大，二十岁左右吧。根据声音判断这个人的年龄、阅历，是一个记者基本的技能。
女该普通话不标准，说：“请问您是刘记者么？我是李鲸，就是日记本那篇报道里李军的女儿，我现在在加拿大，是通过网络看到这篇报道的。希望记者老师您能向那个老爷爷说声感谢，我过段时间会回到东川来，一定当面谢谢他。”
“日记本”这三个字，她甚至说错了，重复了好几次。这也可以理解，外国人发“ri”这个音，没有几个能发得准的。
我还说能根据采访提纲电话采访一下她呢，但李鲸说了这几句话后，就借口有事挂了电话。
眼看着马上能详细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还是落空了。
一旁的领导正在准备报社半年表彰大会，等我接完电话，朝我笑笑，问是不是又能写半个版。我摇摇头，给领导说要去将这个消息告诉老年人。这也是一个成熟记者采访核实的常规做法。
到医院后，找了一圈没找到老年人。护士说老年人前几天已经回家了。我又联系老年人的儿子，他在电话里说：“你来我家吧。”他告诉了我他的家庭住址。
老年人住的地方，在城北郊区。距离部队医院打车还得好几十元。下车后，走一条巷子后才进小区。乘坐电梯到达楼层后，一出电梯，楼道里一股阴森的感觉。
循着门牌号，敲门。猫眼里有人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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