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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刚刚下发，洛新光就打来电话，说是要来汇报工作。洛新光的低姿态，很难说不是一种试探。唐小舟如果不仔细应对，甚至受之泰然，就可能出大麻烦。综合一处是常委办分管的部门，唐小舟进入办公厅，洛新光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并且是直管领导，彼此打过不少交道，虽然没有很深的交情，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加上唐小舟对于常委办的相关工作还算熟悉，所谓汇报，根本谈不上，只是新的职务定位之后，一次例行的接触。唐小舟突然想，自己和洛新光之间，一定不能出问题，否则就玩不下去了。不出问题，就需要彼此之间的私下接触。唐小舟进去之后，立即将那条烟扔给洛新光。洛新光自然要客气一番，说，唐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小舟说，我不抽烟，放在我那里是浪费，物尽其用嘛。洛新光倒也不客气，笑纳了。唐小舟又说，中午一起吃个饭？洛新光说，唐主任新官上任，这个饭一定要吃。不过，中午恐怕不行，已经安排了。唐小舟暗想，这是明显的推脱，如果洛新光也有同样的意思，一定会推掉别的事。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离开洛新光的办公室，唐小舟就想，信访办恐怕也得主动去拜会一下。信访部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省委，叫信访办，在政府，叫信访局。局本部既不在省委也不在省政府，而是另找了一个地方。同时，又在省委和省政府设有办公地点，以便随时应对这两个重要机构出现的群访事件。这个部门的工作难做，还因为有两个婆婆，省委办公厅管着他们，省政府办公厅也管着他们。下午，唐小舟先给信访办主任孙志华打了个电话，然后驱车去信访办。孙志华已经五十六岁，副厅级。在这个年纪，升上正厅的可能还有，想再往上升，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孙志华在副主任职位上干了十年，又在主任职位上干了八年。在信访工作这个领域，没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绩。无论哪一任哪一位首长，对孙志华的工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可他的职位，就是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有个非常大的原因，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一个人当官，当到无法替换的程度，也是一个大悲剧。据说，省里为了肯定孙志华的政绩，正准备解决他的巡视员待遇。孙志华自然清廷，自己这一辈子，大概是要在这一职位上干到退休了。一般做到厅级干部的，都有些年龄，头发大多已经花白，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染发。孙志华的头发没染，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就一干瘦的老头。
唐小舟到达孙志华的办公室，孙志华主动过来和他握手，算不上热情，但也并不冷漠。唐小舟能够理解，孙志华当副厅级干部的时候，唐小舟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副厅级干部，唐小舟还要分管他，这种尴尬，用语言是很表述的。孙志华自然会称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释，希望称呼自己名字。他很诚恳地说，自己只是小字辈，什么都不熟，还希望孙主任以后多多指点。说话的同时，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条烟。孙志华倒也没有假意推脱，只是看了一眼，说，我都已经老朽了，未来是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应该我向你多学习才是。唐小舟明显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情绪，却又无可奈何。洛新光和孙志华，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打子，如果能够将这两大打子拔掉，他未来的路，才有走稳的可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打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执行者，则称为吏。官... -->>
纪要刚刚下发，洛新光就打来电话，说是要来汇报工作。洛新光的低姿态，很难说不是一种试探。唐小舟如果不仔细应对，甚至受之泰然，就可能出大麻烦。综合一处是常委办分管的部门，唐小舟进入办公厅，洛新光一直是他的上级领导，并且是直管领导，彼此打过不少交道，虽然没有很深的交情，表面上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加上唐小舟对于常委办的相关工作还算熟悉，所谓汇报，根本谈不上，只是新的职务定位之后，一次例行的接触。唐小舟突然想，自己和洛新光之间，一定不能出问题，否则就玩不下去了。不出问题，就需要彼此之间的私下接触。唐小舟进去之后，立即将那条烟扔给洛新光。洛新光自然要客气一番，说，唐主任，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小舟说，我不抽烟，放在我那里是浪费，物尽其用嘛。洛新光倒也不客气，笑纳了。唐小舟又说，中午一起吃个饭？洛新光说，唐主任新官上任，这个饭一定要吃。不过，中午恐怕不行，已经安排了。唐小舟暗想，这是明显的推脱，如果洛新光也有同样的意思，一定会推掉别的事。看来，此事还得从长计。离开洛新光的办公室，唐小舟就想，信访办恐怕也得主动去拜会一下。信访部门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部门，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省委，叫信访办，在政府，叫信访局。局本部既不在省委也不在省政府，而是另找了一个地方。同时，又在省委和省政府设有办公地点，以便随时应对这两个重要机构出现的群访事件。这个部门的工作难做，还因为有两个婆婆，省委办公厅管着他们，省政府办公厅也管着他们。下午，唐小舟先给信访办主任孙志华打了个电话，然后驱车去信访办。孙志华已经五十六岁，副厅级。在这个年纪，升上正厅的可能还有，想再往上升，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孙志华在副主任职位上干了十年，又在主任职位上干了八年。在信访工作这个领域，没有出大事，就是最大的政绩。无论哪一任哪一位首长，对孙志华的工作，都予以高度肯定，可他的职位，就是提不起来。提不起来，有个非常大的原因，难以找到替换他的人。一个人当官，当到无法替换的程度，也是一个大悲剧。据说，省里为了肯定孙志华的政绩，正准备解决他的巡视员待遇。孙志华自然清廷，自己这一辈子，大概是要在这一职位上干到退休了。一般做到厅级干部的，都有些年龄，头发大多已经花白，为了显示自己还年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会染发。孙志华的头发没染，已经全白了，看上去，就一干瘦的老头。
唐小舟到达孙志华的办公室，孙志华主动过来和他握手，算不上热情，但也并不冷漠。唐小舟能够理解，孙志华当副厅级干部的时候，唐小舟还什么都不是，现在，大家都成了副厅级干部，唐小舟还要分管他，这种尴尬，用语言是很表述的。孙志华自然会称他唐主任，唐小舟又得一番解释，希望称呼自己名字。他很诚恳地说，自己只是小字辈，什么都不熟，还希望孙主任以后多多指点。说话的同时，往他的桌上扔了一条烟。孙志华倒也没有假意推脱，只是看了一眼，说，我都已经老朽了，未来是你们这些后生晚辈的，应该我向你多学习才是。唐小舟明显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情绪，却又无可奈何。洛新光和孙志华，是摆在他面前的两大打子，如果能够将这两大打子拔掉，他未来的路，才有走稳的可能。若是拔不掉这两大打子，他的麻烦就大了。但怎么拔这两颗钉子？实际上，他的面前，仅仅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搞统一阵线，让这两个人成为自己的同盟。这两件事，确实是太有难度了，可除此之外，他再无路可走。时间过得很快，唐小舟还没把这两件事理出头绪，赵德良出访的时间到了。近年来，公费旅游，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非议。另一方面，不仅国家层面需要外交，省级层面，同样需要。随着对外开放的持续深入，省级外交越来越频繁。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借着考察学习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唐小舟跟在赵德良身边三年多时间，随同赵德良出访的机会还挺多的，分别去过日本、新加坡、澳洲以及欧洲等地。唐小舟发现，赵德良每次出访，虽然带有经济交往等方面的任务，同时，他也夹带了一件私人事务，那就是考察研究各国的公务员制度。赵德良之所以致力于公务员制度研究，显然因为他觉得中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是存在问题的。过去的旧中国，一律将公务员称为官，而新中国成立后，给了公务员一个全新的名称，叫干部。在新中国创立者心目中，公务员只有工作职责的区别，而没有地位的差别，至少在干部这个层面，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差别永远是存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决策和执行。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且不说工作效率会受到影响，工作程序也会完全混乱。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决策官和执行官为一体，相互交叉甚至彼此争权。
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干部划分二十四个行政级别，最低的是行政二十四级，最高的是行政一级。这种行政分级制度，实际已经向西方的公务员制度靠拢，与中国传统的九品制相比，已经进步。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工资改革，而新的工资改革方案，并没有与行政二十四级挂钩，二十四级制也就终止了。仍然存在的，是此前与二十四级制并行的五级行政制，也就是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处级和科级。每一级，又分为两级，实际是十级，再加上不属于行政级别的股级。这种分级，显然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大问题，决策官和执行官混为一谈，没有区别。第二大问题，越往上，级别的跨度越大，升级的难度也越大，最后形成了一人一级的局面，而这所谓的一人一级，又不是公务员体系的制度性规定，变成了一种人为的东西。权力结构的随意性，导致了决策和执行的随意性。此外，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没有解决也从未提上解决日程的，那就是，只有少数人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甚至一直停留在最低端。一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尤其是一些并不善于行政事务，却在业务方面十分出色的人，缺乏升迁通道，他们要么丢弃自己最在行的业务工作，转向自己并不熟悉的行政工作，更多的人，只是停留在低级别上面，个人利益受到巨大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多劳多得原则。纪律部队在后来的改革中先行一步，一些基层警员，因为他们的年限以及实绩等，也可以升上较高警阶。部队也是如此，技术兵种可以单列于军街之外。但这种改革，显然还不彻底，警街制中，警街实际成了官街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技术派警员，即使你能干出再大的成就，也不可能升上警监。政府机关公务员就更是如此了，你就算干一辈子，如果不能升上副科级，你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科员，薪酬待遇，跟不上来。后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台了一种补充制度，也就是科员制，在科级干部中，可以有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在处级干部中，有副调研员和调研员。在厅级干部中，有副巡视员和巡视员。表面上看，这种设置，是为了解决某些非政务员的升职通道，但实际上，这个升职通道，是行政职务通道的一种补充，并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非政务员体系的每一种级别，都是相对独立的，根本不可能从一个级别升上另一个级别。除非你借助行政级别完成这种升迁。比如你升上副主任科员，几乎没有可能由副主任科员升上主任科员，一定得由副主任科员，升上副科长，再由副科长，到达主任科员。如此一来，这一套体系，便不再是事务员体系，而是政务员体系的辅助体系。
中国人早已经了解权力结构的本质，是由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在古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是行政主官，称为官，隶属于行政主官的，自然就是执行者，则称为吏。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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