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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营家说，烟酒不单纯是一种享受，更重要的是人的一个工具。既是工具，谁人能丢掉？如果兄弟们对我的话不理解的话，不妨耐心听我的讲述——
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或许体会不到这一点，大学，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集聚地，而且也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上大学之前，我父亲在烟酒方面对我的管束近乎苛刻地严厉，其实，即使不苛刻，虽用尽了力仍始终不上不下的学习成绩也让心高无比的我无暇他顾，偶尔关注一下别人吸烟喝酒，总觉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潇洒和张扬，但烟酒这东西似乎只有成年人才配而且天经地义地必须去沾染，而小孩子则是绝对碰不得的。这是我最初对烟酒形成的最为清晰的观点，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着。
待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尽管只是个经我父亲费尽脑汁才谋到的委培生，我父亲对我的管束还是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他甚至能够在公众场合给我递烟劝我吸。
我父亲在这方面有许多讲究，还仿佛就在昨天，凡是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找谁的，即使是找我的，我和我娘也只有忙活的份儿，除非我父亲唤，断不许上桌陪客，即使唤，我和我娘上去以茶代酒敬完客人三杯后也必须立即自找托辞离场，否则必遭一番声色俱厉地训斥。
逢年过节，一旦我父亲喝大了，他甚至会逼着我半跪乃至全跪地去桌上逐一敬酒，当然，我是绝对不能喝的，客人往往有感于我的虔诚常一饮而尽，我父亲便嘿嘿地笑个不停；偶有铁石心肠者坚决不喝，我父亲就会冲我发火，非要我替了不可，客人当然不肯，只能一饮而尽。
我父亲说，这是家长主人翁地位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对于他的转变，在一阵茫然无措后，我本能地生出一股反感，越是你非要我做的事情，我偏不做。
我父亲自是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把戏，但他没有跟往常那样暴怒不已，反而象欣赏自己最满意的杰作似地专注地盯着我，连眼神里都透着笑，声音则难得的柔却绝不失庄重地说，过去，可能严厉了些，现在不同了，大学生便算大人了，今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过，烟酒这东西终究还是要学的。
我父亲何以会有此一说呢？必是有根源的，且勿需猜测，不妨去看他的经历，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应该都能从他的经历中寻出根源。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父亲刚开始倒腾油料那阵子，市场的管制仍很严，人们的吃穿用度一切都由集体派发，诸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等等，连打瓶酱油买瓶醋都必须凭票购买，除此之外的所有买卖关系一律视为投机倒把严惩不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儿。
然而，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种凭票经济的长期高度短缺必然要产生不安分，所有这些不安分因素都归我父亲的姑父也就是当时的村治保主任管。
治保主任是地道的贫农，因此革命最彻底，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都嫉恶如仇。我父亲虽是他的妻侄，常甜甜地喊他姑父，但由于父亲的“好逸恶劳”，他最不待见，而且两眼总在盯着我父亲，因为他显然已把我父亲作为村里最不安分的因素，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当真被他盯得头皮直发麻。
无疑地，要想把自己的事情做下去，我父亲必须先绕过他。要绕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诸如打小牌赌小钱儿之类的不良习惯，工作百分之二百地过得硬：在职十年间，他昼伏夜出，所有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段都被他盯得死死的，村里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哪怕是柴草失窃案件，村里人亲切地称他为“夜狗”。
这时候，我父亲的第一批油出笼了，如何运出去成了小本经营的我父亲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无奈之下，我父亲便开始研究他。
任何人都是经不住研究的，不久我父亲即发现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两口，便决定请他喝酒。那个时候还不时兴请客送礼，请他喝酒需得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他决计不会参加。机会便选在我祖奶奶过生日的那天，我父亲托了八层关系才搞到了三瓶酒。
按照我们家的老传统，老人过生日必要凑到一起吃一顿，按说是该有酒的，但酒那时属紧俏货，而且价格高昂，所以一般不上酒，除了我父亲的姑父，家里自没人喝酒，连我父亲这样的“街混子”也没喝过。
见桌上有了酒，治保主任甚是纳闷。
我祖奶奶便乐颠颠的，自豪地说是我父亲孝敬姑丈的，眼里满含笑意。
治保主任便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我父亲，尽是疑惑地质问我父亲，臭小子，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吧？
我父亲忙说，哪里哪里，一片孝心，苍天可鉴。
治保主任虽仍不肯信，酒馋终胜过了疑惑，却非要跟我父亲同喝不可。我父亲心里有事，又是第一次喝酒，而且酒量原就不大，三瓶老白干下肚，治保主任喝了两瓶多仍不显醉意，我父亲却早已醉得人事不省。治保主任怪怪地看了看正昏睡不已的我父亲，含着笑放心地睡觉去了。
我父亲自是不肯甘心，于是便在酒上跟治保主任耗上了，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只要治保主任有一次马失前蹄，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我父亲坚信。
我奶奶不明就里，便说我父亲犟，我父亲却说，这不叫犟，这是一种精神，人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比百万家财更让人受益不尽。
我父亲显是在不自觉中把这种较量看成了一种对抗，他总喜欢为自己找一个假想的敌人，他说没有斗争便无法前进，只有在斗争中才有可能挑战自我极限。
酒量是由人的内脏功能所决定的而绝不是靠练得来的，更不论个子大小，我父亲高头大马地练了一辈子，最终也没能把酒量练大，但在这种长期的较量中，他却逐步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事情的成功，不单纯要靠力气，而需要一种只能存乎于心的巧劲，俗语叫“四两拨千斤”。
再说治保主任解了酒馋，却越咂摸越觉得不对味——象我父亲这样的人何以会突然生出如此孝心呢？即使果真生了孝心，又从哪里折腾如此多的钱去隔三差五地请他喝酒呢？难道他会偷不成？村里分明又没哪家哪户少了什么东西。越想大脑越乱，只觉这些突然涌上的猜测和假想就是真的，倘若……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正欲去查个究竟，村里偏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地出事了：先是张三家的那只村里头叫得最欢实的狗被人莫名其妙地药死了，继而李四家倒挂在树上的玉米被人偷了两提第二天又被送了回来，紧接着王五的老婆分明看见自家的院内夜里进了人却什么也没少。
这是我们村十几年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出现问题的三家都是村里的治安员，这无异于公开挑衅。治保主任狠了心，他组织了全村的青壮年实行轮流值班，折腾了半个多月，问题虽再没发生，案子却也毫无眉目，而且只要巡逻停下来，类似的问题便又会接着发生。
如此再而三地折腾，这些白天下地原已疲惫不堪的青壮年早已心生不满，事实也是，其他的人家并不见少东西，偏是你们管治保的家里少东西，岂不是要让大家给你们当保镖？太无能了！逻辑就这样推演着，而且逮住了机会就拼命地嚷。
支书只能出面找治保主任谈话了，大意是主任兢兢业业地干了这许多年，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人谁都会老，老了精力便不济了，何不退下来让青年人去试一把呢？
治保主任当然不甘心，他尤其不能同意支书关于由我父亲接替他的决定，在他的心目中我父亲绝不适宜担任这一要职，联想到我父亲的反常行为，他怀疑我父亲就是混乱的制造者。
他的怀疑是非常灵验的，但灵验归灵验，必须得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儿最好别说，人家会认你作疯子。
关于我父亲的任命，支书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再四声明这是组织的决定，治保主任心里虽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不乐意也只有服从的份儿，目光却死死地定在了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没有让父老乡亲失望，上任后村里立马平静了下来，那才叫真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不少人家在我父亲的倡议下连多年来养的狗也处理了。
狗在农村是养来看家护院的，既然天下如此太平，白白养着这么一条狗又有何用？处理了狗便可省却一份粮食，用来养一头猪或几只鸡自是又实惠了许多，千万别不信，那个年代当真是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的。
少了狗，村庄的夜晚更加安静了，人们的心里也在我父亲取消了青壮年的夜间巡逻却照样不发生问题而拍手称快后暂时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便如这村庄的夜晚一样安宁，这也算是一种和谐吧。
人的伪装可以瞒过一时但绝不可能瞒过一世，自称火眼金睛的治保主任待把自己暴乱的情绪平息下来之后，经过对我父亲长达三个月的蹲守考察，终于发现了这份和谐当中的不和谐，不，应当称作“猫腻”，他这样称呼用以鼓励着自己。
原来，村里已有不少人趁着这宁静的夜晚向村外倒腾着什么，尤其我父亲，刚开始还只是用独轮车运，后来每隔一集便要往外运一牛车，渐加至两个三个，最高峰竟然达到了五个。
简直要翻天了，他这样想着，便恍然大悟，却实在想不出象我父亲这样的小混混何以会如此大胆，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气魄？当真小瞧了他，他再次想到了我父亲突然间反常的所有行动，这小子分明每次都烂醉如泥又如何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掉的呢？难道这小子居然会分身术？他越想越乱，怎么也辨不出个所以然，心里却渐渐明白过来，中了计！
糊涂呀，糊涂。他猛地一拍大腿，预感到似乎要出什么大事，对，似这等闹下去，一定会出大事。他想着，便又有了新的发现，顿觉倍受鼓舞，连丢官之仇竟也忘却了。哼，别以为我下了台，凭咱这双火眼金睛，照样让你白骨精现出原形，就是他娘的你能跳出十个十万八千里，管保也让你逃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
原治保主任是个说到便要做到的人，好不容易捱到了天黑，他便拖着支书躲进了与我家隔街相望的位于村子中央他经常蹲守的玉米秸垛。
时值腊月，寒风夹着雪花刺得人肌肤生疼。黑暗中，村支书恨恨地剜了他一眼，碍于原主任大他五岁又长他一辈，更何况也是为了工作，便不好说什么，心里却极不情愿。
他十分清楚自己这位叔叔的为人，如果他今天胆敢不跟着出来，恐怕连年也要过不清闲，前些日子免他这治保主任要不是迫于社员的压力，他才不去捅这马蜂窝呢。没曾想，竟是没曾想的顺利，看来自己还是不够了解自己的这位叔叔，来也来了，算是还他一份人情吧。
胡思乱想着，便禁不住要打喷嚏，主任忙用肥大的手捂紧了他的嘴鼻，憋得他两眼直冒泪。说来也怪，只这么一捂，竟然便不再想打喷嚏。后来，他创造性地把这招用于治疗重感冒，居然灵验，不禁暗暗自得，也算是那晚的一大发现。
2
时间就这样永远总不随人愿，越嫌其快越象疯了似地飞跑仿佛倏忽一下就没了，越嫌其慢越象静止了似地一动不动。这会儿，支书就在度日如年地耗着，或者说苦熬着，而原治保主任却在两眼放着光静待着目标出现。总算熬过了上半夜，目标却仍迟迟不肯出现。
支书又冷又急正瑟瑟抖着，主任猛地捅了支书一下，兴奋地说，快看，出来了！！！
果见象有人在指挥似的，到了这个点儿，不少人家突然开了门在悄悄地装车，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当数身为干部的我父亲，竟然点了火把，装了足足有八牛车。
原治保主任显已激动得无法自抑，声音里已然带了颤音，问：大鱼！看清了吗？
答：看清了。之后再没有回音，只听得支书的牙齿因为冷在咯咯响个不停。
原治保主任不耐烦地瞄了黑暗中的支书一眼，近乎质问道，看清了，还不快招呼人去抓？！
反问道：抓？抓什么？！
斩钉截铁地说：抓投机倒把的呀！
答：不用抓了，今天，我刚到公社开完会还没来得及传达，上面说了，要多给农民一些自由的空间，把经济搞得活一点儿，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突然的大逆转由于巨大的反差带来的往往是浓重的失望和失落，随之而来的表现必是不辨是非地争辩，既惊且疑中甚至透着一股莫可名状的怒火：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难道昨天还百分之百错误的东西今天当真就变成了对的？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神态则已近乎愚钝。
待忙于生计的人离去后，支书突然醒过来似地，站起身子，用力地跺了跺脚，搀扶着雄心勃勃早已被站立不稳所取代的自己叔叔，语气也已恢复平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事实如此嘛。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不少的支书也是不敢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然事实当真如此啊。不过，仔细想想，早该这样了，我们命都不顾地去打江山又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嘛。
支书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原治保主任只好转而劝自己：什么叫组织？支书就是组织，组织的话准没错。话虽这样说，但治保主任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我猜测，我父亲或许早已从外界获知了消息，因为我父亲一贯重视信息的作用，这也是他如此“胆大妄为”的根本原因。
且不管他是否如传言那样是从一个买油的爹老子是公社干部的黑贩那里得到的消息，只说他乍听到这个消息，先是扔掉了所有的器具奔马似地赶回家躺倒床上一动不动，继而买了上万的爆竹放了整整一天，待邻居家帮着把器具运回来时，天已黑了，他仍在晕头晕脑的，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勉强清醒过来，眼里仍透着兴奋。
胡乱吃了点儿东西之后，我父亲最先想到的是去看他的姑父。姑父不见他，强自留下的酒也被扔了出来，尽管我父亲当天便主动辞去了治保主任的职务。据说，他姑父自此便戒了酒，直至去世。或许自认理亏，我父亲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过这一段，最终还是由我娘在他去世一周年那天讲了出来，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我敢断言：天下所有的青年人都不缺乏渴望那种不凭借任何外力的独立自主的成功的高昂热情，尽管他们或许连怎样才算成功也没有弄清，在他们看来，成功或许就是想象中的朦胧的表面上的虚浮的奢华，因为无从体验那种触手可及的却必须翘脚再翘脚的感觉，所以目标不仅模糊而且常常是好高骛远的。
我便这样，既然我父亲说“今后凡事得靠自己作主”，我抱定了决心要独立自主，所以便自作主张地决定不去上“委培”，并且用模仿古人裸行来检验自己的意志。
经再三权衡取舍，我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副形象：剃光了头，赤着脚，光着背，穿着小裤衩，肩上扛着我家那把早已锈迹斑斑的铡刀，目不斜视地沿村绕行三圈。
我的这一做法，立即在村里引起了无异于五级地震，指责声非议声一片，唯一能够让我得到一丝安慰的便是此后在村里的青年人当中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光头。
“走自己的路，任别人去说”不过是一句无可奈何的劝人话，我还只是表明了一下自己的决心，已到处都是不冷不热的指指点点的低声嘀咕让我明显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其实，我是脆弱的，主要是因为我只是具备了盲目的勇气，实际上连一个象样的计划也没有，我甚至说不清如果不去上“委培”自己还能够再做什么，因此最怕父亲因了自己的行为而问及这一点。
我父亲却偏不去问，那样难得地没有表现出以往的那种坚决的武断，只是不加任何修饰地说了一句“上委培是个难得的机会，凡机会都不应错过”，而且声音柔得可怜，这多少让我重压之下仅有地获得了那么一丝胜利者的慰藉。
或许我父亲完全明白他的任何话都会让我无动于衷，看他无可奈何的样子必是把我当作了一个堡垒或者假想的敌人，攻克堡垒或者征服敌人要靠策略，而绝不是没有理由地大喊大叫或者一杠子把敌人打死，我父亲最讲究策略。
那个时候我最怕的反而是一向对我百依百顺温柔的我娘，我娘是个极普通的女人，不缺的似乎只有眼泪，打我记事起，遇有难题或不顺心，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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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家说，烟酒不单纯是一种享受，更重要的是人的一个工具。既是工具，谁人能丢掉？如果兄弟们对我的话不理解的话，不妨耐心听我的讲述——
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或许体会不到这一点，大学，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集聚地，而且也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上大学之前，我父亲在烟酒方面对我的管束近乎苛刻地严厉，其实，即使不苛刻，虽用尽了力仍始终不上不下的学习成绩也让心高无比的我无暇他顾，偶尔关注一下别人吸烟喝酒，总觉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潇洒和张扬，但烟酒这东西似乎只有成年人才配而且天经地义地必须去沾染，而小孩子则是绝对碰不得的。这是我最初对烟酒形成的最为清晰的观点，至今仍在顽固地坚持着。
待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尽管只是个经我父亲费尽脑汁才谋到的委培生，我父亲对我的管束还是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他甚至能够在公众场合给我递烟劝我吸。
我父亲在这方面有许多讲究，还仿佛就在昨天，凡是家里来了客人，无论是找谁的，即使是找我的，我和我娘也只有忙活的份儿，除非我父亲唤，断不许上桌陪客，即使唤，我和我娘上去以茶代酒敬完客人三杯后也必须立即自找托辞离场，否则必遭一番声色俱厉地训斥。
逢年过节，一旦我父亲喝大了，他甚至会逼着我半跪乃至全跪地去桌上逐一敬酒，当然，我是绝对不能喝的，客人往往有感于我的虔诚常一饮而尽，我父亲便嘿嘿地笑个不停；偶有铁石心肠者坚决不喝，我父亲就会冲我发火，非要我替了不可，客人当然不肯，只能一饮而尽。
我父亲说，这是家长主人翁地位的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所以，对于他的转变，在一阵茫然无措后，我本能地生出一股反感，越是你非要我做的事情，我偏不做。
我父亲自是一眼就能看穿我的把戏，但他没有跟往常那样暴怒不已，反而象欣赏自己最满意的杰作似地专注地盯着我，连眼神里都透着笑，声音则难得的柔却绝不失庄重地说，过去，可能严厉了些，现在不同了，大学生便算大人了，今后凡事就要自己做主了，不过，烟酒这东西终究还是要学的。
我父亲何以会有此一说呢？必是有根源的，且勿需猜测，不妨去看他的经历，任何人的任何观点应该都能从他的经历中寻出根源。
前面的讲述曾提及，我父亲刚开始倒腾油料那阵子，市场的管制仍很严，人们的吃穿用度一切都由集体派发，诸如粮票油票肉票布票糖票等等，连打瓶酱油买瓶醋都必须凭票购买，除此之外的所有买卖关系一律视为投机倒把严惩不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儿。
然而，生存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这种凭票经济的长期高度短缺必然要产生不安分，所有这些不安分因素都归我父亲的姑父也就是当时的村治保主任管。
治保主任是地道的贫农，因此革命最彻底，对一切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行为都嫉恶如仇。我父亲虽是他的妻侄，常甜甜地喊他姑父，但由于父亲的“好逸恶劳”，他最不待见，而且两眼总在盯着我父亲，因为他显然已把我父亲作为村里最不安分的因素，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当真被他盯得头皮直发麻。
无疑地，要想把自己的事情做下去，我父亲必须先绕过他。要绕过他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诸如打小牌赌小钱儿之类的不良习惯，工作百分之二百地过得硬：在职十年间，他昼伏夜出，所有最容易出问题的时段都被他盯得死死的，村里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哪怕是柴草失窃案件，村里人亲切地称他为“夜狗”。
这时候，我父亲的第一批油出笼了，如何运出去成了小本经营的我父亲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无奈之下，我父亲便开始研究他。
任何人都是经不住研究的，不久我父亲即发现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两口，便决定请他喝酒。那个时候还不时兴请客送礼，请他喝酒需得有正当的理由，否则他决计不会参加。机会便选在我祖奶奶过生日的那天，我父亲托了八层关系才搞到了三瓶酒。
按照我们家的老传统，老人过生日必要凑到一起吃一顿，按说是该有酒的，但酒那时属紧俏货，而且价格高昂，所以一般不上酒，除了我父亲的姑父，家里自没人喝酒，连我父亲这样的“街混子”也没喝过。
见桌上有了酒，治保主任甚是纳闷。
我祖奶奶便乐颠颠的，自豪地说是我父亲孝敬姑丈的，眼里满含笑意。
治保主任便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我父亲，尽是疑惑地质问我父亲，臭小子，不是又想做什么坏事吧？
我父亲忙说，哪里哪里，一片孝心，苍天可鉴。
治保主任虽仍不肯信，酒馋终胜过了疑惑，却非要跟我父亲同喝不可。我父亲心里有事，又是第一次喝酒，而且酒量原就不大，三瓶老白干下肚，治保主任喝了两瓶多仍不显醉意，我父亲却早已醉得人事不省。治保主任怪怪地看了看正昏睡不已的我父亲，含着笑放心地睡觉去了。
我父亲自是不肯甘心，于是便在酒上跟治保主任耗上了，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只要治保主任有一次马失前蹄，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我父亲坚信。
我奶奶不明就里，便说我父亲犟，我父亲却说，这不叫犟，这是一种精神，人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比百万家财更让人受益不尽。
我父亲显是在不自觉中把这种较量看成了一种对抗，他总喜欢为自己找一个假想的敌人，他说没有斗争便无法前进，只有在斗争中才有可能挑战自我极限。
酒量是由人的内脏功能所决定的而绝不是靠练得来的，更不论个子大小，我父亲高头大马地练了一辈子，最终也没能把酒量练大，但在这种长期的较量中，他却逐步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事情的成功，不单纯要靠力气，而需要一种只能存乎于心的巧劲，俗语叫“四两拨千斤”。
再说治保主任解了酒馋，却越咂摸越觉得不对味——象我父亲这样的人何以会突然生出如此孝心呢？即使果真生了孝心，又从哪里折腾如此多的钱去隔三差五地请他喝酒呢？难道他会偷不成？村里分明又没哪家哪户少了什么东西。越想大脑越乱，只觉这些突然涌上的猜测和假想就是真的，倘若……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正欲去查个究竟，村里偏在这个时候接二连三地出事了：先是张三家的那只村里头叫得最欢实的狗被人莫名其妙地药死了，继而李四家倒挂在树上的玉米被人偷了两提第二天又被送了回来，紧接着王五的老婆分明看见自家的院内夜里进了人却什么也没少。
这是我们村十几年来从没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出现问题的三家都是村里的治安员，这无异于公开挑衅。治保主任狠了心，他组织了全村的青壮年实行轮流值班，折腾了半个多月，问题虽再没发生，案子却也毫无眉目，而且只要巡逻停下来，类似的问题便又会接着发生。
如此再而三地折腾，这些白天下地原已疲惫不堪的青壮年早已心生不满，事实也是，其他的人家并不见少东西，偏是你们管治保的家里少东西，岂不是要让大家给你们当保镖？太无能了！逻辑就这样推演着，而且逮住了机会就拼命地嚷。
支书只能出面找治保主任谈话了，大意是主任兢兢业业地干了这许多年，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人谁都会老，老了精力便不济了，何不退下来让青年人去试一把呢？
治保主任当然不甘心，他尤其不能同意支书关于由我父亲接替他的决定，在他的心目中我父亲绝不适宜担任这一要职，联想到我父亲的反常行为，他怀疑我父亲就是混乱的制造者。
他的怀疑是非常灵验的，但灵验归灵验，必须得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儿最好别说，人家会认你作疯子。
关于我父亲的任命，支书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再四声明这是组织的决定，治保主任心里虽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不乐意也只有服从的份儿，目光却死死地定在了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没有让父老乡亲失望，上任后村里立马平静了下来，那才叫真正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不少人家在我父亲的倡议下连多年来养的狗也处理了。
狗在农村是养来看家护院的，既然天下如此太平，白白养着这么一条狗又有何用？处理了狗便可省却一份粮食，用来养一头猪或几只鸡自是又实惠了许多，千万别不信，那个年代当真是这样精打细算过日子的。
少了狗，村庄的夜晚更加安静了，人们的心里也在我父亲取消了青壮年的夜间巡逻却照样不发生问题而拍手称快后暂时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便如这村庄的夜晚一样安宁，这也算是一种和谐吧。
人的伪装可以瞒过一时但绝不可能瞒过一世，自称火眼金睛的治保主任待把自己暴乱的情绪平息下来之后，经过对我父亲长达三个月的蹲守考察，终于发现了这份和谐当中的不和谐，不，应当称作“猫腻”，他这样称呼用以鼓励着自己。
原来，村里已有不少人趁着这宁静的夜晚向村外倒腾着什么，尤其我父亲，刚开始还只是用独轮车运，后来每隔一集便要往外运一牛车，渐加至两个三个，最高峰竟然达到了五个。
简直要翻天了，他这样想着，便恍然大悟，却实在想不出象我父亲这样的小混混何以会如此大胆，又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气魄？当真小瞧了他，他再次想到了我父亲突然间反常的所有行动，这小子分明每次都烂醉如泥又如何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掉的呢？难道这小子居然会分身术？他越想越乱，怎么也辨不出个所以然，心里却渐渐明白过来，中了计！
糊涂呀，糊涂。他猛地一拍大腿，预感到似乎要出什么大事，对，似这等闹下去，一定会出大事。他想着，便又有了新的发现，顿觉倍受鼓舞，连丢官之仇竟也忘却了。哼，别以为我下了台，凭咱这双火眼金睛，照样让你白骨精现出原形，就是他娘的你能跳出十个十万八千里，管保也让你逃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
原治保主任是个说到便要做到的人，好不容易捱到了天黑，他便拖着支书躲进了与我家隔街相望的位于村子中央他经常蹲守的玉米秸垛。
时值腊月，寒风夹着雪花刺得人肌肤生疼。黑暗中，村支书恨恨地剜了他一眼，碍于原主任大他五岁又长他一辈，更何况也是为了工作，便不好说什么，心里却极不情愿。
他十分清楚自己这位叔叔的为人，如果他今天胆敢不跟着出来，恐怕连年也要过不清闲，前些日子免他这治保主任要不是迫于社员的压力，他才不去捅这马蜂窝呢。没曾想，竟是没曾想的顺利，看来自己还是不够了解自己的这位叔叔，来也来了，算是还他一份人情吧。
胡思乱想着，便禁不住要打喷嚏，主任忙用肥大的手捂紧了他的嘴鼻，憋得他两眼直冒泪。说来也怪，只这么一捂，竟然便不再想打喷嚏。后来，他创造性地把这招用于治疗重感冒，居然灵验，不禁暗暗自得，也算是那晚的一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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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这样永远总不随人愿，越嫌其快越象疯了似地飞跑仿佛倏忽一下就没了，越嫌其慢越象静止了似地一动不动。这会儿，支书就在度日如年地耗着，或者说苦熬着，而原治保主任却在两眼放着光静待着目标出现。总算熬过了上半夜，目标却仍迟迟不肯出现。
支书又冷又急正瑟瑟抖着，主任猛地捅了支书一下，兴奋地说，快看，出来了！！！
果见象有人在指挥似的，到了这个点儿，不少人家突然开了门在悄悄地装车，最让人不能容忍的当数身为干部的我父亲，竟然点了火把，装了足足有八牛车。
原治保主任显已激动得无法自抑，声音里已然带了颤音，问：大鱼！看清了吗？
答：看清了。之后再没有回音，只听得支书的牙齿因为冷在咯咯响个不停。
原治保主任不耐烦地瞄了黑暗中的支书一眼，近乎质问道，看清了，还不快招呼人去抓？！
反问道：抓？抓什么？！
斩钉截铁地说：抓投机倒把的呀！
答：不用抓了，今天，我刚到公社开完会还没来得及传达，上面说了，要多给农民一些自由的空间，把经济搞得活一点儿，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突然的大逆转由于巨大的反差带来的往往是浓重的失望和失落，随之而来的表现必是不辨是非地争辩，既惊且疑中甚至透着一股莫可名状的怒火：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难道昨天还百分之百错误的东西今天当真就变成了对的？嘴里不停地唠叨着，神态则已近乎愚钝。
待忙于生计的人离去后，支书突然醒过来似地，站起身子，用力地跺了跺脚，搀扶着雄心勃勃早已被站立不稳所取代的自己叔叔，语气也已恢复平静：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事实如此嘛。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不少的支书也是不敢相信，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然事实当真如此啊。不过，仔细想想，早该这样了，我们命都不顾地去打江山又为了什么呢？不就是想过好日子嘛。
支书的话再明白不过了，原治保主任只好转而劝自己：什么叫组织？支书就是组织，组织的话准没错。话虽这样说，但治保主任还是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我猜测，我父亲或许早已从外界获知了消息，因为我父亲一贯重视信息的作用，这也是他如此“胆大妄为”的根本原因。
且不管他是否如传言那样是从一个买油的爹老子是公社干部的黑贩那里得到的消息，只说他乍听到这个消息，先是扔掉了所有的器具奔马似地赶回家躺倒床上一动不动，继而买了上万的爆竹放了整整一天，待邻居家帮着把器具运回来时，天已黑了，他仍在晕头晕脑的，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勉强清醒过来，眼里仍透着兴奋。
胡乱吃了点儿东西之后，我父亲最先想到的是去看他的姑父。姑父不见他，强自留下的酒也被扔了出来，尽管我父亲当天便主动辞去了治保主任的职务。据说，他姑父自此便戒了酒，直至去世。或许自认理亏，我父亲从未在任何场合提及过这一段，最终还是由我娘在他去世一周年那天讲了出来，以作为对他的纪念。
我敢断言：天下所有的青年人都不缺乏渴望那种不凭借任何外力的独立自主的成功的高昂热情，尽管他们或许连怎样才算成功也没有弄清，在他们看来，成功或许就是想象中的朦胧的表面上的虚浮的奢华，因为无从体验那种触手可及的却必须翘脚再翘脚的感觉，所以目标不仅模糊而且常常是好高骛远的。
我便这样，既然我父亲说“今后凡事得靠自己作主”，我抱定了决心要独立自主，所以便自作主张地决定不去上“委培”，并且用模仿古人裸行来检验自己的意志。
经再三权衡取舍，我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副形象：剃光了头，赤着脚，光着背，穿着小裤衩，肩上扛着我家那把早已锈迹斑斑的铡刀，目不斜视地沿村绕行三圈。
我的这一做法，立即在村里引起了无异于五级地震，指责声非议声一片，唯一能够让我得到一丝安慰的便是此后在村里的青年人当中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光头。
“走自己的路，任别人去说”不过是一句无可奈何的劝人话，我还只是表明了一下自己的决心，已到处都是不冷不热的指指点点的低声嘀咕让我明显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
其实，我是脆弱的，主要是因为我只是具备了盲目的勇气，实际上连一个象样的计划也没有，我甚至说不清如果不去上“委培”自己还能够再做什么，因此最怕父亲因了自己的行为而问及这一点。
我父亲却偏不去问，那样难得地没有表现出以往的那种坚决的武断，只是不加任何修饰地说了一句“上委培是个难得的机会，凡机会都不应错过”，而且声音柔得可怜，这多少让我重压之下仅有地获得了那么一丝胜利者的慰藉。
或许我父亲完全明白他的任何话都会让我无动于衷，看他无可奈何的样子必是把我当作了一个堡垒或者假想的敌人，攻克堡垒或者征服敌人要靠策略，而绝不是没有理由地大喊大叫或者一杠子把敌人打死，我父亲最讲究策略。
那个时候我最怕的反而是一向对我百依百顺温柔的我娘，我娘是个极普通的女人，不缺的似乎只有眼泪，打我记事起，遇有难题或不顺心，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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