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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气了。
他们自己也发现了。我按按车笛，他们停下来，我也下了车。
见是我，两个人都挺高兴。
我指着明芳的肚子说：“怎么长得这么快？”
“哪能不快？再过两个月就生了。”周南说。
明芳看看我的头：“你怎么了？”
“摔倒了。”我说，“姐夫，你在这换胎，我送明芳回家吧。”
“不麻烦你吗？”
“要不然我也没什么事。”这是实话。
去明芳家的路上，她把刚刚给小孩子照的超声波图片让我看，指着浅灰色虚虚的影像告诉我，这是心脏，这是肺，这是他的后背。
“这么小，就什么器官都有了？”
“都有了。生出来，连头发都会有，好吧？”
我笑起来：“你可真是让人羡慕啊。”
“羡慕，就自己成家，也生一个孩子吧，家阳。”
我沉默，继续开车。
余光里，看见明芳看着我，她温柔地对我说：“有了这个家和这个孩子，你会安定下来，会快乐起来的，家阳。”
乔菲
我放下电话，自己有点发呆。
家阳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使劲想，想不起来他的样子。
我现在住在大学城的留学生宿舍，一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卫生间和小小的电厨具，每层有公共的浴室。
我在银行开了账户，收到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蒙彼利埃没有卖中国电话卡的，我在从马赛回来的华人同学手里买到，第一个电话打给他，话未说到十句，家阳说，还有文件要看，再见。
电脑的声音提示：您通话的时间是一分二十五秒。
我看看手里这一张画着猴子脸的八十五分钟的电话卡，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要打给谁。
七月了。天气炎热。别人放假，学校给我们仍然安排了繁重的功课。
我在翻译学院注册，所在的这个班，专授法汉翻译课程。学生不多，*香港同学，三个中国台湾同学，两个比利时男孩，四个法国人，还有我这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大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和工作经验，来到这里接受的是拔高训练。
每天的第一节课，老师一定会放一段时事新闻的广播，时间是十分钟左右，要求我们做笔录，然后进行交替传译。这个练习的时间逐渐增长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的笔记越记越少，译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详细。
上午的第二节课是中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知识的介绍，用以帮助我们扩大单词量，我从“野兽派艺术”背到“非洲树蛇”，从“微电子撞击”背到“弗朗哥主义”。
这样的学习课程让人痛苦不堪，我绞尽脑汁，学到眼圈青黑。不过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下午的时间由学生自己支配，混熟了的同学们约定了一同在图书馆做作业，帮忙修改错误。
我们有时分别买了水果，去海边游泳、聊天，某一个下午规定只能使用一种语言，法语、汉语，偶尔英语。
有天早上上课之前，从比利时来的乔特拿着报纸从外面跑过来，对我们说：“我说我昨天在海滩见到那个人就觉得脸熟，果然是罗纳尔多。”
我看看报纸，花边新闻版的大标题写着：西班牙球星罗纳尔多昨日在巴拉瓦斯海滩度假。
“那你当时不说。”我说，“我还能要到签名。”
“嗨，我就看到一个人身边带着美女，脑袋很小，觉得面熟嘛，想不起来是谁。”
“你现在想起来没有新闻价值啊。”法国男孩达米安抢白他。
“我这就是事后诸葛亮啊。”乔特用中文说。大家都笑起来。
从中国香港来的蓉蓉小提琴拉得非常漂亮，在市中心剧院广场上的酒吧做兼职，我们偶尔去捧场。
这一群说中国话的年轻人引起了酒吧老板的注意。
他提议我们不如在他的酒吧做一个关于中国的活动日，正是旅游季节，这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收入可以与我们五五分账。我们觉得很有趣，答应了他。
我们用竹枝和我带来的中国结装饰酒吧，从台湾来的女孩会书法，在宣纸上用大字抄写了几首唐诗贴在墙上，俨然已有古色；我们点上从中国商店买来的薰香，于是又添古香；西洋酒吧在这一天将供应中国烧酒和各式从中国饭店订购的小点心；我们也请到了旅居的中国画家，到时候现场泼墨。
一个星期，好像一切准备得当，老板说：“哎，好像还差点什么。你们谁会唱歌？”
达米安的嘴巴很快：“我听见菲洗衣服的时候唱歌，唱得很好啊。”
我倒并不会怯场，只是想做得漂亮。
我在学校的网吧里下载了《茉莉花》和《流年》的伴奏音乐，歌词翻译成法文。自己站在镜子前演练，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就愣在了那里，看看自己的手心，我曾经与谁狭路相逢，如今天各一方？
中国日活动的那一天，酒吧里高朋满座，气氛热烈。到最后，人人都会用中文说“你好”“谢谢”“恭喜发财”，甚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在这一夜也遇到了老朋友，已经回国的欧德·费兰迪。她从远处跑过来拥抱我，吻我的脸：“乔菲，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也抱着她：“我怎么会忘了？是你教会我吸烟。”
“啊，你终于来了蒙彼利埃。过得愉快吗？”
“非常好。谢谢，谢谢。”
学成中文的欧德回到家乡，现在市政厅国际事务办公室负责与友好城市成都的联络工作。她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嘱咐我说：“乔菲，你有空可一定去找我。”
这便是有朋友的好处，天涯海角都会有不期然的温暖。
在这一个月，我的基础课程结束，二十分满分的两门功课，老师都给了我十六分。打电话到邻居家，请阿姨转告给我的爸妈，对于分数，他们没有概念，我于是说得很简单，我在班里考了第一。这样好的消息，还要告诉谁？我拨通程家阳的手机，电话被转到了秘书台。
我于是又打电话给欧德，问能不能在周末拜访她家。
她说：“当然，当然，乔菲，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你就一定要来。”
欧德的家在蒙彼利埃的老城区。
青石板路，乳白砖墙，棕榈树掩映古老楼房。
我一步一步走在狭窄潮湿的街道里，想象着，有多少木轮的车子曾经在这里经过，送来阳光口味的葡萄美酒；有多少人在这里经过，寂寞地行走自己的历史。
如此浪漫的情怀却不适合我这样的糊涂虫。走着走着，发现不见街牌，不见行人，也不知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条街。
差不多是傍晚了，不远处，有小店亮起招牌，我想去问问路，走近了看，是家比萨店。
柜台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正从烤箱里拿出新出炉的比萨。那张饼烤得火候正好，有着厚厚的奶酪、鲜艳的番茄、酥润的蘑菇和微微翘起一角的圆葱。男孩很满意，动作麻利地将饼切成均匀的几大块，转身放在橱窗里。这时他看见我。
我觉得这个人是见过的，可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
年轻的脸，黑发黑眼，向我微微笑：“小姐，新出炉的比萨，要不要尝一尝？”
“我想跟您问问路。”
我话音未落，有人从柜台里面出来，是我的朋友欧德。
“菲，我在等你。你自己找到了？真了不起。快进来。”
欧德对男孩子说：“这是我的中国朋友，乔菲。”
她又对我说：“菲，这是我的弟弟，祖祖。”
世界真小，我于是一下子想起这是哪里见过的男孩子。同一时间，听见他说：“对了，我们见过的，在巴黎。”
没气了。
他们自己也发现了。我按按车笛，他们停下来，我也下了车。
见是我，两个人都挺高兴。
我指着明芳的肚子说：“怎么长得这么快？”
“哪能不快？再过两个月就生了。”周南说。
明芳看看我的头：“你怎么了？”
“摔倒了。”我说，“姐夫，你在这换胎，我送明芳回家吧。”
“不麻烦你吗？”
“要不然我也没什么事。”这是实话。
去明芳家的路上，她把刚刚给小孩子照的超声波图片让我看，指着浅灰色虚虚的影像告诉我，这是心脏，这是肺，这是他的后背。
“这么小，就什么器官都有了？”
“都有了。生出来，连头发都会有，好吧？”
我笑起来：“你可真是让人羡慕啊。”
“羡慕，就自己成家，也生一个孩子吧，家阳。”
我沉默，继续开车。
余光里，看见明芳看着我，她温柔地对我说：“有了这个家和这个孩子，你会安定下来，会快乐起来的，家阳。”
乔菲
我放下电话，自己有点发呆。
家阳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使劲想，想不起来他的样子。
我现在住在大学城的留学生宿舍，一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卫生间和小小的电厨具，每层有公共的浴室。
我在银行开了账户，收到第一个月的奖学金，蒙彼利埃没有卖中国电话卡的，我在从马赛回来的华人同学手里买到，第一个电话打给他，话未说到十句，家阳说，还有文件要看，再见。
电脑的声音提示：您通话的时间是一分二十五秒。
我看看手里这一张画着猴子脸的八十五分钟的电话卡，不知道剩下的时间要打给谁。
七月了。天气炎热。别人放假，学校给我们仍然安排了繁重的功课。
我在翻译学院注册，所在的这个班，专授法汉翻译课程。学生不多，*香港同学，三个中国台湾同学，两个比利时男孩，四个法国人，还有我这唯一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大家都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和工作经验，来到这里接受的是拔高训练。
每天的第一节课，老师一定会放一段时事新闻的广播，时间是十分钟左右，要求我们做笔录，然后进行交替传译。这个练习的时间逐渐增长到十五分钟，二十分钟，我的笔记越记越少，译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详细。
上午的第二节课是中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知识的介绍，用以帮助我们扩大单词量，我从“野兽派艺术”背到“非洲树蛇”，从“微电子撞击”背到“弗朗哥主义”。
这样的学习课程让人痛苦不堪，我绞尽脑汁，学到眼圈青黑。不过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下午的时间由学生自己支配，混熟了的同学们约定了一同在图书馆做作业，帮忙修改错误。
我们有时分别买了水果，去海边游泳、聊天，某一个下午规定只能使用一种语言，法语、汉语，偶尔英语。
有天早上上课之前，从比利时来的乔特拿着报纸从外面跑过来，对我们说：“我说我昨天在海滩见到那个人就觉得脸熟，果然是罗纳尔多。”
我看看报纸，花边新闻版的大标题写着：西班牙球星罗纳尔多昨日在巴拉瓦斯海滩度假。
“那你当时不说。”我说，“我还能要到签名。”
“嗨，我就看到一个人身边带着美女，脑袋很小，觉得面熟嘛，想不起来是谁。”
“你现在想起来没有新闻价值啊。”法国男孩达米安抢白他。
“我这就是事后诸葛亮啊。”乔特用中文说。大家都笑起来。
从中国香港来的蓉蓉小提琴拉得非常漂亮，在市中心剧院广场上的酒吧做兼职，我们偶尔去捧场。
这一群说中国话的年轻人引起了酒吧老板的注意。
他提议我们不如在他的酒吧做一个关于中国的活动日，正是旅游季节，这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收入可以与我们五五分账。我们觉得很有趣，答应了他。
我们用竹枝和我带来的中国结装饰酒吧，从台湾来的女孩会书法，在宣纸上用大字抄写了几首唐诗贴在墙上，俨然已有古色；我们点上从中国商店买来的薰香，于是又添古香；西洋酒吧在这一天将供应中国烧酒和各式从中国饭店订购的小点心；我们也请到了旅居的中国画家，到时候现场泼墨。
一个星期，好像一切准备得当，老板说：“哎，好像还差点什么。你们谁会唱歌？”
达米安的嘴巴很快：“我听见菲洗衣服的时候唱歌，唱得很好啊。”
我倒并不会怯场，只是想做得漂亮。
我在学校的网吧里下载了《茉莉花》和《流年》的伴奏音乐，歌词翻译成法文。自己站在镜子前演练，唱到“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就愣在了那里，看看自己的手心，我曾经与谁狭路相逢，如今天各一方？
中国日活动的那一天，酒吧里高朋满座，气氛热烈。到最后，人人都会用中文说“你好”“谢谢”“恭喜发财”，甚至“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在这一夜也遇到了老朋友，已经回国的欧德·费兰迪。她从远处跑过来拥抱我，吻我的脸：“乔菲，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也抱着她：“我怎么会忘了？是你教会我吸烟。”
“啊，你终于来了蒙彼利埃。过得愉快吗？”
“非常好。谢谢，谢谢。”
学成中文的欧德回到家乡，现在市政厅国际事务办公室负责与友好城市成都的联络工作。她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嘱咐我说：“乔菲，你有空可一定去找我。”
这便是有朋友的好处，天涯海角都会有不期然的温暖。
在这一个月，我的基础课程结束，二十分满分的两门功课，老师都给了我十六分。打电话到邻居家，请阿姨转告给我的爸妈，对于分数，他们没有概念，我于是说得很简单，我在班里考了第一。这样好的消息，还要告诉谁？我拨通程家阳的手机，电话被转到了秘书台。
我于是又打电话给欧德，问能不能在周末拜访她家。
她说：“当然，当然，乔菲，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你就一定要来。”
欧德的家在蒙彼利埃的老城区。
青石板路，乳白砖墙，棕榈树掩映古老楼房。
我一步一步走在狭窄潮湿的街道里，想象着，有多少木轮的车子曾经在这里经过，送来阳光口味的葡萄美酒；有多少人在这里经过，寂寞地行走自己的历史。
如此浪漫的情怀却不适合我这样的糊涂虫。走着走着，发现不见街牌，不见行人，也不知这是不是我要找的那条街。
差不多是傍晚了，不远处，有小店亮起招牌，我想去问问路，走近了看，是家比萨店。
柜台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正从烤箱里拿出新出炉的比萨。那张饼烤得火候正好，有着厚厚的奶酪、鲜艳的番茄、酥润的蘑菇和微微翘起一角的圆葱。男孩很满意，动作麻利地将饼切成均匀的几大块，转身放在橱窗里。这时他看见我。
我觉得这个人是见过的，可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
年轻的脸，黑发黑眼，向我微微笑：“小姐，新出炉的比萨，要不要尝一尝？”
“我想跟您问问路。”
我话音未落，有人从柜台里面出来，是我的朋友欧德。
“菲，我在等你。你自己找到了？真了不起。快进来。”
欧德对男孩子说：“这是我的中国朋友，乔菲。”
她又对我说：“菲，这是我的弟弟，祖祖。”
世界真小，我于是一下子想起这是哪里见过的男孩子。同一时间，听见他说：“对了，我们见过的，在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