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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学校：用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粉笔、没有桌椅、没有课本、没有纸笔，与学习有关的工具一律欠奉。只有老师和学生。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老师讲课。
在长达20多年的战乱之后，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那位女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一起用不太标准的口语，此起彼伏地笑着对我们说：“Thank you，thank you！”
不是我埋汰同胞，一句简单的“谢谢”，此前我从未感到如此真诚过。就在那一刻，我们在索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哐当一声响，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道门关上了。在索马里，一切情况都可能是意外。安保队有人去拉了几下，没拉开。安保队长交代：“你们小心点儿，门被锁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为什么？”
“可能那边的人看见你们给这边的孩子发吃的，没有给他们那边发吧。”
“……”
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学校”，除了老师和学生，其他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的快乐如此简单。
队长和几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去敲门，和对面的人交涉让他们把门打开。曾乔一度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身边的向导说：“别担心，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难民营和外面不一样。”
门终于被打开了，安保队赶紧护着我们出去。
说老实话，这会儿我居然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能感觉到这些难民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想向我们倾诉，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现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这些，也是我们希望且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我们希望能带走一些真相，再带来一些希望。
绝望的医院
在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梁红在一个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树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的难民棚。仔细看过去，繁密的绿色树叶上，都还写着字他们告诉我们，这每一片树叶上，都写了一个难民营的名字。
这幅画的寓意不难理解：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生活也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他们也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他们的希望，简单而遥远。
离开难民营后，在向导的指挥下，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也是唯一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
这所医院，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典型的“Made in China”。
推门进去，里面熙熙攘攘，人非常多，男女老幼皆有。声音嘈杂，叫喊声、谈话声、呻吟声、小孩大哭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
向导解释说，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而与之相对的，是大厅墙上的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意思不言自明：禁止携带武器。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你好。”
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转头看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戴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面孔也很不东方。
索马里医院是中国援建的，还有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阿拉伯医生。
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说着“你好，你们好！”
我们颇有些惊讶，问了句废话：“你会说中文？”
他点点头，说：“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他再一次伸出手，重重地和我握住，说：“中国，我喜欢中国！我是阿拉伯人，在迪拜长大。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我在那里学医，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个小伙子。他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就敢于放弃本来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乱不断的家乡，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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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间”学校：用木栅栏围了一块3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黑板没有讲台、没有粉笔、没有桌椅、没有课本、没有纸笔，与学习有关的工具一律欠奉。只有老师和学生。
孩子们都挤在一起站着，听老师讲课。
在长达20多年的战乱之后，索马里的教育系统已完全崩溃，蓦然一间学校的出现，对我们四个中国人触动特别大。
政府没了，国家一片废墟，人们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温饱都是巨大的问题。在如此条件下，这里的人们，还是在向往着学习，不让教育的火种熄灭在艰苦的环境里。
接着往前走，眼前出现一道墙——由一些铁皮、毡瓦竖着堆砌而成。上面有道门，队长说，门后面就是难民营，这道墙是用来分隔社区和难民营的。就像索马里的阶级森严一样穷人间，也分界明显。
推门进去，里面的人看我们拿着设备，以为是新闻记者纷纷示笑，侧身让我们拍他们的“家”和躺在地上的孩子。同样许多孩子围了过来，比前一个难民营里的孩子要热闹，他们高呼反美口号。安保队长也跟我们控诉，说这个地方也是美国人炸毁的，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依然破旧不堪。
梁红的手里还留了一些糖果，她告诉了一位戴着眼镜的妇女——就是刚才那学校的老师，会说英语。让她招呼孩子们过来，把糖果分发出去。
孩子们领到糖果后，围着我们像过节一样，快乐地笑着、跳着。
他们是那么的容易满足，他们的快乐是如此简单。此时我们只能自责，我们能够帮得上的地方实在太少。
那位女老师教孩子们用英文说“谢谢”，孩子们很认真地听着，然后一起用不太标准的口语，此起彼伏地笑着对我们说：“Thank you，thank you！”
不是我埋汰同胞，一句简单的“谢谢”，此前我从未感到如此真诚过。就在那一刻，我们在索马里的土地上，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乐。
哐当一声响，我们刚才进来的那道门关上了。在索马里，一切情况都可能是意外。安保队有人去拉了几下，没拉开。安保队长交代：“你们小心点儿，门被锁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了。”
“为什么？”
“可能那边的人看见你们给这边的孩子发吃的，没有给他们那边发吧。”
“……”
这个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学校”，除了老师和学生，其他什么都没有。
孩子们的快乐如此简单。
队长和几个难民营里的人都去敲门，和对面的人交涉让他们把门打开。曾乔一度担心这件事会不会引起冲突什么的身边的向导说：“别担心，也可能只是个玩笑而已，难民营和外面不一样。”
门终于被打开了，安保队赶紧护着我们出去。
说老实话，这会儿我居然一点儿也不担心。我能感觉到这些难民们对我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想向我们倾诉，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生活，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的现状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来关注他们、帮助他们。
这些，也是我们希望且愿意去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带来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但我们希望能带走一些真相，再带来一些希望。
绝望的医院
在离开难民营的时候，梁红在一个棚子里发现了一幅画：
那是一棵粗壮的大树，枝繁叶茂，树的周围环绕着许许多多的难民棚。仔细看过去，繁密的绿色树叶上，都还写着字他们告诉我们，这每一片树叶上，都写了一个难民营的名字。
这幅画的寓意不难理解：虽然他们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生活也会像那一棵大树一样，生机勃勃，绿意盎然。他们也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他们的希望，简单而遥远。
离开难民营后，在向导的指挥下，司机把我们带到了一家医院。
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看到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也是唯一从外面看上去没有弹孔的大楼。
这所医院，也是目前摩加迪沙境内唯一的一所正规医院，据说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给索马里援建的。看上去也颇具中国风，下面的墙体被涂成绿色，上面则全部被粉刷成白色，典型的“Made in China”。
推门进去，里面熙熙攘攘，人非常多，男女老幼皆有。声音嘈杂，叫喊声、谈话声、呻吟声、小孩大哭声……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了许多背着枪的武装人员。
向导解释说，这所医院目前是属于本地某一派势力的，自然有他们的武装人员保护。而与之相对的，是大厅墙上的一个标志：一个红色的圆圈内画了一挺AK47，然后一道倒斜杠划下来。意思不言自明：禁止携带武器。
在往里面走着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人用中文向我们问好：“你好。”
脚步一下子就被拽住了。这是我们到达索马里之后，第一次听到外人说中文。转头看过去，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小伙子，戴着一顶穆斯林的帽子，身上穿着白大褂，胸前印着四个汉字“武汉大学”，面孔也很不东方。
索马里医院是中国援建的，还有一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阿拉伯医生。
他看上去比我们还意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不停地说着“你好，你们好！”
我们颇有些惊讶，问了句废话：“你会说中文？”
他点点头，说：“你们是中国人？”
“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他再一次伸出手，重重地和我握住，说：“中国，我喜欢中国！我是阿拉伯人，在迪拜长大。后来去中国的武汉大学留学，那是所很美丽的学校。我在那里学医，学成之后就来到了索马里，在这所医院里当医生。”
备感亲切之外，我们也被这个年轻人的选择所打动。成长于富庶的迪拜，在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留学，最后却选择了来索马里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行医救人。此刻我突然就想到了毛主席对白求恩大夫的那几句评价：“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接下来的话，佐证了我的联想：“虽然我出生在迪拜，但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告诉我，我是索马里人，我们的祖国是索马里。所以当我在中国学习完了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回来建设我的祖国，帮助我的同胞们。”
伟大不在别处，就在身边；不在追寻，就在一念之间。
我由衷地钦佩这个小伙子。他看上去也不过20多岁，就敢于放弃本来安逸的生活和美好的前途，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战乱不断的家乡，来帮助自己的祖国和同胞。
自然，这个小伙子就成了我们医院之行的向导，他带领我们去参观整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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