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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的人更多了。”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未完待续)
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写给他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写过“: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我上大学的前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那时的中国,并没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胸中忧成块垒,积怨如地火般悄然运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旁听者。他的父母,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有社会良知的人。每逢我讲到义愤时,他们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之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得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会送我,有时送出很远。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对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答应了他。
他又说:“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凝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
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的同学间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
因为在邪恶年代也曾拥有那样一种情义,我要在我死前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一声“谢谢”。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我十几年没见过他们了,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辛劳。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房贷,退休了也还在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沧桑,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想要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笑着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的人更多了。”
“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松山说道。
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
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说了这么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给我们作报告呢?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我们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
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给大家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干杯!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这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大家都站了起来,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树起以茶代酒,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记得那时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