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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我回到了连队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自己克服不了，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到此种程度，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样一些话，想不写出儿子反过来教诲父亲的意味也不可能。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1973年，“动力之乡”已是哈尔滨市的一个远郊之区了。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
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火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亲自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1977年的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了，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还是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自己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了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
……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讲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考究的程度。而我总会不时地回忆起父亲与茶，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2012年6月26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
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多数干部住楼房，多数工人住平房。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打听出个结果，最后只有气喘吁吁、万般无奈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楼群而沮丧，望一排排平房而无奈。
我回到家时天已黑了。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
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还将茶丢了，眼神呆呆地望着我，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许久，母亲才缓过神来，惴惴不安地说：这可咋办？这可咋办？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急着求人帮忙化解，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这可咋办？儿子这可咋办啊？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我对母亲内疚地说：妈，别急成这样。急也没用，由我写信告诉我爸。
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1971年的春节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我回到了连队才给父亲写信。我在信中实话实说，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再接着，批评父亲粗心大意，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最后，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是否自己克服不了，到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并没到此种程度，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那样一些话，想不写出儿子反过来教诲父亲的意味也不可能。
1971年整整一年内，父亲没回信。我明白，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他生我气了。
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亲，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父亲已秃顶。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也唯有此点，仍能显出他倔犟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一个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他却一意孤行。没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一路上，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因那么一来，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更没训我，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1973年，“动力之乡”已是哈尔滨市的一个远郊之区了。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一个好人”的家，却没找到。那天很热，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惹得父亲光火起来，站在路旁冲我吼：我是你父亲！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就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声顶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我有权知道！
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团圆的日子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我往火车站送他时，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当然就会告诉你。但也许，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妈，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
父亲将他亲自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怕留在家里，母亲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话，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
1977年春节前，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1977年的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了，而父亲已经退休了。父亲是63岁才退休的，因为家中生活困难，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
还是雪后的一天，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一个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再次被父亲带回时，已是褐色的了。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那样就容易保存了。
我提醒父亲：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罢。明明找不到却非去，何必呢？
父亲表情深沉地说：有新地址了。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
路上，父亲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设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伪满时期”的“汉奸特务”。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
“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不但逼我承认自己是汉奸特务，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我横下一条心，诬陷我的事，打死我也不承认……”
父亲讲得很平静，我却听得惊心动魄--那是我这个“红五类”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声说：爸，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父亲说：那不行。我如果承认了，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我如果承认了，咱家不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家庭了？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我如果承认了，继续逼我揭发别人，那我又该怎么办？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诬陷在我头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认……
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和父亲并没再去“动力之乡”，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在一块木碑上，刻着“一个好人”的姓名。父亲说：就是他，咱们山东的一个人。也是我17岁那年到东北以后，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汉奸特务”。那时他自己也进了“牛棚”，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他说--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了对我的隔离审查，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咱们家才没成为“黑五类”家庭。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
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
我说：爸，这么放这儿不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
……我和父亲一样，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
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如今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而且包装越来越讲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考究的程度。而我总会不时地回忆起父亲与茶，也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
2012年6月26日
于北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