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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不自量力，不得伊藤博文批准，便擅自决定提前发动政变。这个小鬼子的确下手够狠。可是他的对手袁世凯——这个大清在朝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比他更狠。也赶在李鸿章命令到来之前，以勇于担当，杀伐决断的英雄气慨，杀得虎口掏食的小鬼子竹添阴谋未逞，人却抱头鼠窜。
甲申政变的胜利，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袁世凯一次宰了多少个日人士兵，而在于其因此而产生的远大的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
那位当时很为小鬼子竹添鸣不平，忿恨袁世凯性情狡猾的日本记者，在多少年心情平静下来，成了日本著名史学家的佐藤铁治郎曾在其著文里这样感叹道：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时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者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者战胜而骄，兵备益驰，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设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早省也。
佐藤铁治郎总体上说的没错，因为日人自从这次军事冒险失败后，的确老实了几年，不敢轻易以军事在朝鲜再动什么歪念头了。但日人果然诚如佐藤铁治郎所说“则日本必图恢复”那样，甲申政变的平息，并不代表清、日之间争端就此结束。反而日人一面开始了韬光养讳，励精图治的经济渗透，大量的日人产品销往朝鲜。一面在本国岛内，加紧了工业发展，以富强国力，疯狂进行扩军备战，等待时机，与大清决战。
可是佐藤铁治郎的说法也不完全对，因为袁世凯并非“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后出兵勘乱，而是与小鬼子竹添一样，袁世凯也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尚未到达之前动的手。佐藤铁治郎要是知道了袁世凯在这上玩了猫腻，不定又会气成什么样子呢。
袁世凯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请求机宜”致书，是在日人与开化党人发动政变的第二天（1月5日）发出。致书由“泰安”号轮寄送到旅顺时，袁保龄、丁汝昌、刘含芳他们并没有把袁世凯“请求机宜”的致书全文拍发天津，只是将致书内容的扼要部分电告给李鸿章。而全文致书直到1月0日才到了李鸿章手里。
李鸿章接到旅顺发来的电报，一面立即报告了总理衙门，一面命令袁世凯“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也是在政变平定后的1月1日才到达袁世凯手里。如果袁世凯也同陈树棠、吴兆有、张光前那样，按部就班，坐等命令而且待命等来的又是“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这样一纸命令。那么，日人与开化党人合伙发动的政变早获成功，大清与朝鲜的历史关系也早已改写，朝鲜也早成了日人的囊中之物了。
袁世凯迅速平定甲申政变，为大清在朝利益上赢得了一个完美收关。而袁世凯个人，也因此一役获胜声誉迅升，震惊内外。朝鲜国王李熙不仅本人每逢政事，必与晤商，朝夕相处，而且命令各部大臣环于袁世凯周围，事必请教，听从指挥。袁世凯“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昼无定餐，夜不成寐，仅在十几天里，却已须发花白。
后在处理甲申变乱这件事上，清日双方一开始就均抱着和谈调停的弥事态度。原因就出在袁世凯致李鸿章的那份报告书上，这里面有一个被史学家们一直所忽略的内容，既“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李鸿章接到袁保龄、丁汝昌、刘含芳等发来的电文是1月7日，接电后李鸿章立即致电清政府总理衙门，并电告驻日公使黎庶昌调查。同时还立即筹派兵舰7艘赶赴朝鲜弹压局面。
大清做好这一切应变准备的时候。而此时的日人政府对于朝鲜所发生的事，竟然一无所知。东京政府第一次获悉有关政变的消息，是东京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得到的。其后才是大清驻日公使黎庶昌的转达。而小鬼子竹添详细报告则迟至1月1日才到达日人外务卿井上馨手里。
由于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故使袁世凯那份给李鸿章的致书在中间泄露，为日人东京一家报纸记者以重金购买，并公诸报端。当时日人国内一片哗然，群情激昂。加上小鬼子竹添回到国内的那付狼狈样子，更遭到很多日人诋毁，尤为对其发动政变的严重失策十分不满。特别是当日人侦知大清有7艘兵舰正驶向朝鲜港口，更加确信了报纸上所披露大清“欲废朝鲜而改行省”之说。日人国内主战论甚嚣尘上，美、法两国也在一旁极力怂恿日人立场强硬，借机打击大清。但伊藤博文与日人外务卿井上馨两人则力排众议，打压主战论者。坚持认为时下与大清开战，并无胜算把握，仍决定避免与大清正面冲突，和平解决变乱。于是决定派出外务卿井上馨前往朝鲜谈判。
而在国内，因中法战争，早被法国军队整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于1月11日正式批复李鸿章所呈奏议，给出了处理此次变乱的方针大要：以定乱为主，勿与日人生衅。着李鸿章、吴大澄等妥筹对策，并由李鸿章转饬袁世凯“勿与日人开衅。”
明确地说来，刚开始收到袁世凯的千言报告后，李鸿章很有利用大院君李昰应“废朝鲜而改行省”的想法，因为在大院君李昰应递解保定之前，在“二李”两人的笔谈中李昰应曾向李鸿章提出过这样建议。同时又有张佩伦、袁保龄、周馥等人积极进言，这事李鸿章都要定下来上报总理衙门了。偏偏这时又有多家报纸普遍转载袁、李往来函件，既然事经露透，李鸿章只好打消念头。此时大清总理衙门再度明确“以定乱为主，剖析清日误会。”并绕过李鸿章遂密授意吴大澄、续昌二人，赴朝公开查办导致**之原因，以了此局。
李鸿章按总理衙门既定方针与吴大澄很快商讨出具体对策：一、原则上以查办乱党为主，不与日人开衅。二、由袁保龄负责调动庆军方正祥一营赴韩、驻守马山浦。三、由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驶往马山浦。传谕袁、吴等，不得妄动，等候查办。
时值因马尾海战不听詹天佑等人警告，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而被革职的左都史张佩伦，正在天津李鸿章督府。张佩伦从李鸿章那里得知要查办袁世凯，遂向远在旅顺的袁保龄发去一封密函，告知此事。前面章书里叙述过袁世凯因去京城谋职被骗，后经徐世昌引荐给张佩伦，张为袁在李爵帅督府谋得过一等文牍，从此袁、张二人曾有过一段交情，后两人虽未谋面，却是书信不断，二人情谊更加增添。不仅如此，而且张佩伦与袁保龄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884年6月日，张佩伦在赴任船政大臣中，与李鸿章、吴大澄、张之洞等人乘船赴旅顺巡阅北洋海军布置防务，袁保龄曾与张佩伦“把袂相聚”畅谈三天三夜，“恍如骨肉相聚备谈一切，悲能满怀。”（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因此，袁世凯和张佩伦的私下情份很不一般。从认识那天起，两人虽以友兄相称，其实袁世凯对张佩伦直视为叔父，“执礼甚恭”（张佩伦，《涧于集》）。若非两者有着如此极不平常情份，张佩伦这个连亲老丈人李鸿章都敢弹劾的清流领袖，是不会干这种有损其“清流”名声的事情的。
袁保龄接到张佩伦的密信，立即给侄儿袁世凯去信。信中称“日本政府听信竹添进一郎之言，向我政府声言韩日冲突皆由你所引致。总署在不明细理情况下，特派吴大澄，续昌二人去朝鲜查办。据传闻总署密授吴、续二人，问罪于你，以平日人之忿恨。望侄儿早作预备，切切匆误。
袁世凯阅信后，不由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小鬼子竹添阴毒，恁他妈不要脸；埋怨总理衙门“鬼子六“昏蛋，竟然曲直不辩，要整自己的事儿。骂后、怨后，冷静下来的袁世凯觉得还是保龄叔信中叮嘱的对，于其坐以引颈，不如主动上奏自辩，或许能换来个转机。袁世凯略作腹稿，便洋洋奋笔挥出万余字的平复兵乱详文。写好之后重阅无误，便乘“泰安”号轮寄给保龄叔父。
过了没几天，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抵达马山浦，并奉命传达谕旨，命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人不得妄动。私底下丁汝昌交给袁世凯一封密札，并悄悄告诉他说：令叔让你把这份详文保存好，以备时需。详文概要部分令叔已飞电致以李爵帅。
回头再说说日人。日人政府派出的与朝鲜谈判的全权代表，外务卿井上馨1月日从东京出发，两天后抵达下关。出发前据日人驻华公使榎本扬武来电报告，大清赴朝的两位使臣出发时只有随从人员，并未带护卫兵，所以井上馨也决定不带护卫兵只带书记官近藤真锄，陆军中将高岛内之助，海军大辅桦山资纪及外交人员数员。可是等他刚到下关，突然接到日人驻天津领事馆领事原敬发来电报，内称：清国使臣吴大澄率兵一营（500人）随赴朝鲜。因此，井上馨去电东京，要带兵两个大队（1000人）。
1月8日，井上馨带兵两个大队（1000人）从下关出发。
1月0日，井上馨抵达仁川，进入日驻仁川领事馆。
1885年1月日，吴大澄、续昌二使抵达汉城，下榻南别宫。吴兆有、张光前得知两位使臣此行的目的，专为“剖析清日误会”查办袁世凯而来。两人想到往日与袁之间种种间隙遂起推卸责任，落井下石之心。本来迎接二位使臣理应与袁三人同去，不料吴兆有与张光前竟有意撇开袁世凯，俩人直接去了江边。这很有些与袁划清界限的意思。可是令吴、张二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二人率领弁勇到江边跪迎吴大澄、续昌二位使臣时，两位使臣连轿子都不曾下，这让俩人很是寒心。只好悻悻地跟着二位使臣的轿子后头，一路前行。当到了汉城南门，只见袁世凯单骑而立守候在那里迎接。到了跟前，两位使臣却下得轿来，与袁世凯很是亲热地寒喧起来。看着眼前的情况，吴、张二人顿时懵了，心里又气且恨，二位使臣这是专程来朝“诛世凯以谢日人”的吗？咋看都象专门会老朋友来着？
如众所周知那样，在处理甲申政变整个过程中，从出兵的决定，到军事调度与攻击行动，甚至事后维稳局面，都是袁世凯一人所独断专行。吴兆有、张光前虽然也联衔参与其事，但只不过与陈树棠一样签个字而已，可以说一切皆出于袁世凯。事后不仅日人政府听信小鬼子竹添谎言将清日争端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人，就连朝廷方面也颇多指责。可作为同僚，吴、张二人虽但不给予维护，反而借机诬陷，甚至发难。前者袁世凯可以理解但不可接受；后者实令袁世凯既愤恨又心痛。因为当时丁汝昌传达谕旨，“命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人不得妄动，等候查办”时，袁世凯就已当表示过自己愿意承担引发事端的责任，绝不反口。而吴、张二人虽但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背后恶意中伤。甚至还给袁世凯一下子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跋扈专断，藐视长官，擅自开衅，挪用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干涉朝鲜内政等。况且吴、张二人所罗织的种种“罪名”，多是“欲加之罪”。难怪有人说：自古忠佞难为伍。吴、张二人佞小行为陷落同僚事小，实则是在帮日人的忙。在这种内外加击的局面下，袁世凯自然是日子很不好过。为此，他的好友金允植在其所著（《云养集》送慰廷归河南），很为袁世凯所鸣抱不平：当时清廷钦差吴大澄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廷；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廷也追查得很急。慰廷愤懑不已。
袁世凯此时所处的凶险难堪景地儿，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曾国藩攻下南京，大功告成却遭遇四面楚歌。无耐之地，他首先令功劳最大的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并写下了几首饱含悲愤和伤感的诗送给九弟，其中写道：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癍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在戡平甲申政变中立了大功的袁世凯，虽不被朝廷奖赏，同僚赞贺也就算了。那知拎着脑袋与日人一战下来，换来的却是上面的不信任和吴、张等人的攻奸陷害，这让袁世凯十分寒心。
但好在吉人自有天相，就在袁世凯几乎陷入一片绝境，无望延生之时，事情陡地出现重大转机。
尽管小鬼子竹添拼命咬着袁世凯不放口。个别各国驻朝公使把事件归咎于袁世凯引起；吴兆有、张光前等亦众口一词的恶意攻奸；朝廷上下对袁世凯于政变中作为颇多微词。然那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对袁世凯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他对这位河南大脑袋于政变中的超人胆识，果敢处之甚为赏识。
前面说过，由于当时大清与朝鲜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的传递非常迟缓，有关袁世凯、吴兆有等在朝鲜的诸多情况，大都靠旅顺的袁保龄、丁汝昌扼要转电。到了1月中旬，李鸿章才接到从朝鲜寄来的几份正式重要函件，其中包括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人的联衔禀函，袁世凯、茅延年、陈长庆等人的报告，国王李熙的两封信，以及袁世凯与竹添进一郎往来照会文件等。李鸿章对众多文件详阅后得出自己的看法，日人完全是恶人先告状，反咬袁世凯一口。尤其当李鸿章看了袁保龄飞电转来的袁世凯那份万言详文之扼要，更加确立了自己的判论。李鸿章遂会同总理衙门，研判朝鲜所有寄来正式文件，袁世凯果敢决断之行为，并无大过。仅以日人之一面之词，不足凭信。
所以，当吴大澄、续昌二位使臣于赴朝途中行至山海关时，忽然接到李鸿章发来电报，告诉吴大澄谓袁世凯处有一份万余言的事变始末报告书，令他到时索取一阅。李鸿章的电报虽未说明袁世凯报告书的内容，但电报的口气，已对袁世凯有了肯定性的赞赏。吴大澄当然就此打消了“诛世凯以谢日人”的原定计划。
再则，在赴朝之前，李鸿章在与吴大澄一起商议“对策四条”时，尽管有总理衙门对吴密授，但李鸿章仍不忘嘱吴对袁加以“保全”。尤其当他调阅了那份万言详文之后，吴大澄更为袁之作为感动，欣佩不已。慨叹“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由此一来，任日人如何刁蛮发难，吴兆有、张光前等如何中伤诬陷，要想让吴大澄“诛世凯以谢日人”是断无可能的事。结果呢，吴大澄与续昌两位使臣连“查办”一下，都觉得是一件很没意思的事了。
这让吴兆有、张光前二人很失落，还很难堪。非但如此，二人甚至担心，这次别搞不好落下个打雁不成反被雁回头啄了眼啊。对方可是一个出了名的宰人没商量的大魔头呢。
当日吴大澄、续昌等入住南别宫后，陈树棠、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几个人在外间围着火炉等候两位使臣召见。此时已是冬天，而朝鲜的冬天又特别冷。几个人哆嗦着身子，各怀心事地等候召见，召见简直就成了一件集体受罪的事儿。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打内里慢悠悠地走出一位年轻随员。众人连忙站了起来，一边搓着两手，一边眼巴巴地望着青年随员。青年随员笑道：各位大人辛苦，下官代传使臣大人口谕，二位使臣大人今天有些累了，不能一一接见，只传袁世凯袁大人一人进见，余下几位大人请先回去，改日再行奉请。
陈树棠笑说：在下谨遵谕命就是。而吴兆有、张光前两人心里却苦得真想放声大哭。这无疑是在遭人嘲弄和奚落。
下面是吴大澄在召见袁世凯时的一段对话，从这番对话里，既能窥测到此时的吴大澄，对袁世凯已经彻底转变了态度。
袁世凯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既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
吴大澄说：必会严厉谴责。
袁世凯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
吴大澄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
本以为早已准备好了口实，一案放例袁世凯不成问题。岂知吴、续二位使臣到后，不仅不查“启衅”的责任，还前后两次将自己狠是轻慢奚落一番，这让吴兆有、张光前两人由怒生恨，由恨生歹，发下狠来不把袁世凯整倒誓不罢休。他们索性撇开平乱主题，另外罗织罪名。一罪，专擅杀人。关于这条罪名，还得将时间倒回188年庆军初入朝鲜说开：当时庆军六营里的士兵多为淮北一带农民，穷困数年，自从进入朝鲜，便暴虐横行、斗殴、抢劫、强X时有发生。当时国外各种报刊纸纷纷登载，就连清流御史张佩伦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严责吴长庆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长庆本是一位端谨之人，在清国军界颇有声望，既受言官及各国报刊笔伐，又受本国政府之申训，心中大为不悦。遂召集各营营官，极力整顿军纪。
袁世凯时任庆军营务处总办，整饬军纪自是责无旁贷。由于袁世凯当时才是一个二十出点头的青年人，青年人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下手免不了狠了点儿。这一天袁世凯率领亲兵巡查，巡至一处民宅，碰上一名士兵正在强X朝鲜少女，袁世凯二话不说，立即将其就地正法，并将此报告了吴长庆。吴长庆坚指大赞：干得好，执法理应如此。孰料这名被杀士兵竟是参将黄仕林的亲兵，这下麻烦大了。黄仕林跟随吴长庆多年，为吴曾立下汗马功劳，深为吴长庆所厚宠。黄仕林平时也是骄横惯了的，顿时恨得咬牙切齿，拎着手枪就去到袁世凯处玩命，恰遇袁世凯不在，黄仕林愤恨中就把袁世凯的办公地儿，一古脑地全砸了个稀巴烂。袁世凯的营弁见事不好，一路小跑地来到吴长庆处报告，营弁前脚刚到还没顾上报告，黄仕林后脚就拎着手枪，气势汹汹地跟了进来。吴长庆一见来者不善，遂令袁世凯暂避一下。黄仕林大喊大骂，虽要拿枪崩了袁世凯不可，显然他把吴长庆也不当回事了。见不到袁世凯，黄仕林这才愤恨离去。这事之后，吴长庆就将黄仕林调往别处，让两人不驻扎在一起，事情才算慢慢缓解下来。
又过数日，袁世凯又率领亲兵骑马巡查。正行间，忽然打一名亲兵怀中抖掉下来一件女人衣服，袁世凯立刻警觉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亲兵此刻早已吓得浑身哆嗦不止，不敢回话。后在袁世凯严厉盘诘下，亲兵支吾着说出实情，说女人衣服是从朝鲜老百姓家里抢来。袁世凯听了，勃然大怒，一刀劈下，亲兵脑袋顿时搬家了。
经过袁世凯前后两次重惩，庆军纪律大振，面貌一新，就连朝鲜人民也都为之欢呼称赞。吴长庆大奖袁世凯能办事。
袁世凯是奉了吴长庆之命“极力整顿”，既有效地整治了军纪，又维护了大清驻军的形象。怎么就说成是袁世凯“专擅杀人”了呢？
二罪：藐视长官。一听这罪名就令人忍不住想笑。远了不说，单说刚发生过去的事儿。甲申政变戡乱打响后，袁世凯率领联军，舍命与日人拼杀，最终取得平乱胜利。而吴兆有、张光前那会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非单是笔者如前面所描写那样不能笔下留情，就连沈宪祖等著的《容庵弟子记》里也有着类似描述：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兆有跌足号哭。袁世凯问其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拾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飞炸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扑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率兵追击。所说日兵已归使馆，天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见张光前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沈宪祖等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虽然难免有为袁世凯当年被中伤而鸣不平之嫌，但历史却是无情的。淮军的暮气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更是表现得不堪闻问。中日甲午之战时，张光前、黄仕林统兵驻扎旅顺口，一见日军杀来，他们也是一枪不放，尽数逃走，造成旅顺一地民众被日军几近杀光。1899年李鸿章外任两广总督时，张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访庆军创立人刘秉璋，被刘拒之门外。李鸿章说：你是败军之将，不见你是合适的。
试想一下，当清日两国军队交战正紧时，袁世凯既亲眼见了吴、张二人怯懦庸劣的恶作相，事后在举止行为上，袁世凯就很难免地对二人心存轻蔑，如果说这也叫“藐视长官”的话，那什么样的长官才能不被“藐视”呢？
三罪、挪用军饷。在甲申政变过程中，朝鲜亲清的事大党人有六人遭到日人与开化党人联手杀害。政变结束后，袁世凯为慰藉死去的人而给活着的亲清人看，经与吴兆有、张光前等人商议，以清军军饷给死者家属发了抚恤金。每人500两银子，六个人一共是000两，委托金允植领发。然而吴兆有、张光前二人竟硬是诬告袁世凯擅自挪用。最后竟还直接告到了李鸿章那里。
袁世凯百口莫辩，很为此苦恼。毕竟才只0多岁的青年人，又怎知官场是如此险恶呢。袁保龄在给他这个懵懂侄儿写信时叹道：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事。（未完待续）
负，不自量力，不得伊藤博文批准，便擅自决定提前发动政变。这个小鬼子的确下手够狠。可是他的对手袁世凯——这个大清在朝利益的坚定维护者，比他更狠。也赶在李鸿章命令到来之前，以勇于担当，杀伐决断的英雄气慨，杀得虎口掏食的小鬼子竹添阴谋未逞，人却抱头鼠窜。
甲申政变的胜利，真正意义并不在于袁世凯一次宰了多少个日人士兵，而在于其因此而产生的远大的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
那位当时很为小鬼子竹添鸣不平，忿恨袁世凯性情狡猾的日本记者，在多少年心情平静下来，成了日本著名史学家的佐藤铁治郎曾在其著文里这样感叹道：要而论之，袁世凯当时之谋，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出师图韩，一跃而登，真令日方无从措手。即日军奋然而作，然以当日海陆军论，尚不知鹿死谁手。袁之外交，诚者剽悍之手腕哉。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则日本必图恢复；清者战胜而骄，兵备益驰，后此之败，较甲午或更有甚。设败而日胜，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早省也。
佐藤铁治郎总体上说的没错，因为日人自从这次军事冒险失败后，的确老实了几年，不敢轻易以军事在朝鲜再动什么歪念头了。但日人果然诚如佐藤铁治郎所说“则日本必图恢复”那样，甲申政变的平息，并不代表清、日之间争端就此结束。反而日人一面开始了韬光养讳，励精图治的经济渗透，大量的日人产品销往朝鲜。一面在本国岛内，加紧了工业发展，以富强国力，疯狂进行扩军备战，等待时机，与大清决战。
可是佐藤铁治郎的说法也不完全对，因为袁世凯并非“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后出兵勘乱，而是与小鬼子竹添一样，袁世凯也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尚未到达之前动的手。佐藤铁治郎要是知道了袁世凯在这上玩了猫腻，不定又会气成什么样子呢。
袁世凯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请求机宜”致书，是在日人与开化党人发动政变的第二天（1月5日）发出。致书由“泰安”号轮寄送到旅顺时，袁保龄、丁汝昌、刘含芳他们并没有把袁世凯“请求机宜”的致书全文拍发天津，只是将致书内容的扼要部分电告给李鸿章。而全文致书直到1月0日才到了李鸿章手里。
李鸿章接到旅顺发来的电报，一面立即报告了总理衙门，一面命令袁世凯“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就是这样一个命令，也是在政变平定后的1月1日才到达袁世凯手里。如果袁世凯也同陈树棠、吴兆有、张光前那样，按部就班，坐等命令而且待命等来的又是“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这样一纸命令。那么，日人与开化党人合伙发动的政变早获成功，大清与朝鲜的历史关系也早已改写，朝鲜也早成了日人的囊中之物了。
袁世凯迅速平定甲申政变，为大清在朝利益上赢得了一个完美收关。而袁世凯个人，也因此一役获胜声誉迅升，震惊内外。朝鲜国王李熙不仅本人每逢政事，必与晤商，朝夕相处，而且命令各部大臣环于袁世凯周围，事必请教，听从指挥。袁世凯“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昼无定餐，夜不成寐，仅在十几天里，却已须发花白。
后在处理甲申变乱这件事上，清日双方一开始就均抱着和谈调停的弥事态度。原因就出在袁世凯致李鸿章的那份报告书上，这里面有一个被史学家们一直所忽略的内容，既“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李鸿章接到袁保龄、丁汝昌、刘含芳等发来的电文是1月7日，接电后李鸿章立即致电清政府总理衙门，并电告驻日公使黎庶昌调查。同时还立即筹派兵舰7艘赶赴朝鲜弹压局面。
大清做好这一切应变准备的时候。而此时的日人政府对于朝鲜所发生的事，竟然一无所知。东京政府第一次获悉有关政变的消息，是东京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得到的。其后才是大清驻日公使黎庶昌的转达。而小鬼子竹添详细报告则迟至1月1日才到达日人外务卿井上馨手里。
由于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故使袁世凯那份给李鸿章的致书在中间泄露，为日人东京一家报纸记者以重金购买，并公诸报端。当时日人国内一片哗然，群情激昂。加上小鬼子竹添回到国内的那付狼狈样子，更遭到很多日人诋毁，尤为对其发动政变的严重失策十分不满。特别是当日人侦知大清有7艘兵舰正驶向朝鲜港口，更加确信了报纸上所披露大清“欲废朝鲜而改行省”之说。日人国内主战论甚嚣尘上，美、法两国也在一旁极力怂恿日人立场强硬，借机打击大清。但伊藤博文与日人外务卿井上馨两人则力排众议，打压主战论者。坚持认为时下与大清开战，并无胜算把握，仍决定避免与大清正面冲突，和平解决变乱。于是决定派出外务卿井上馨前往朝鲜谈判。
而在国内，因中法战争，早被法国军队整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于1月11日正式批复李鸿章所呈奏议，给出了处理此次变乱的方针大要：以定乱为主，勿与日人生衅。着李鸿章、吴大澄等妥筹对策，并由李鸿章转饬袁世凯“勿与日人开衅。”
明确地说来，刚开始收到袁世凯的千言报告后，李鸿章很有利用大院君李昰应“废朝鲜而改行省”的想法，因为在大院君李昰应递解保定之前，在“二李”两人的笔谈中李昰应曾向李鸿章提出过这样建议。同时又有张佩伦、袁保龄、周馥等人积极进言，这事李鸿章都要定下来上报总理衙门了。偏偏这时又有多家报纸普遍转载袁、李往来函件，既然事经露透，李鸿章只好打消念头。此时大清总理衙门再度明确“以定乱为主，剖析清日误会。”并绕过李鸿章遂密授意吴大澄、续昌二人，赴朝公开查办导致**之原因，以了此局。
李鸿章按总理衙门既定方针与吴大澄很快商讨出具体对策：一、原则上以查办乱党为主，不与日人开衅。二、由袁保龄负责调动庆军方正祥一营赴韩、驻守马山浦。三、由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驶往马山浦。传谕袁、吴等，不得妄动，等候查办。
时值因马尾海战不听詹天佑等人警告，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而被革职的左都史张佩伦，正在天津李鸿章督府。张佩伦从李鸿章那里得知要查办袁世凯，遂向远在旅顺的袁保龄发去一封密函，告知此事。前面章书里叙述过袁世凯因去京城谋职被骗，后经徐世昌引荐给张佩伦，张为袁在李爵帅督府谋得过一等文牍，从此袁、张二人曾有过一段交情，后两人虽未谋面，却是书信不断，二人情谊更加增添。不仅如此，而且张佩伦与袁保龄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884年6月日，张佩伦在赴任船政大臣中，与李鸿章、吴大澄、张之洞等人乘船赴旅顺巡阅北洋海军布置防务，袁保龄曾与张佩伦“把袂相聚”畅谈三天三夜，“恍如骨肉相聚备谈一切，悲能满怀。”（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因此，袁世凯和张佩伦的私下情份很不一般。从认识那天起，两人虽以友兄相称，其实袁世凯对张佩伦直视为叔父，“执礼甚恭”（张佩伦，《涧于集》）。若非两者有着如此极不平常情份，张佩伦这个连亲老丈人李鸿章都敢弹劾的清流领袖，是不会干这种有损其“清流”名声的事情的。
袁保龄接到张佩伦的密信，立即给侄儿袁世凯去信。信中称“日本政府听信竹添进一郎之言，向我政府声言韩日冲突皆由你所引致。总署在不明细理情况下，特派吴大澄，续昌二人去朝鲜查办。据传闻总署密授吴、续二人，问罪于你，以平日人之忿恨。望侄儿早作预备，切切匆误。
袁世凯阅信后，不由怒火中烧，破口大骂小鬼子竹添阴毒，恁他妈不要脸；埋怨总理衙门“鬼子六“昏蛋，竟然曲直不辩，要整自己的事儿。骂后、怨后，冷静下来的袁世凯觉得还是保龄叔信中叮嘱的对，于其坐以引颈，不如主动上奏自辩，或许能换来个转机。袁世凯略作腹稿，便洋洋奋笔挥出万余字的平复兵乱详文。写好之后重阅无误，便乘“泰安”号轮寄给保龄叔父。
过了没几天，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舰抵达马山浦，并奉命传达谕旨，命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人不得妄动。私底下丁汝昌交给袁世凯一封密札，并悄悄告诉他说：令叔让你把这份详文保存好，以备时需。详文概要部分令叔已飞电致以李爵帅。
回头再说说日人。日人政府派出的与朝鲜谈判的全权代表，外务卿井上馨1月日从东京出发，两天后抵达下关。出发前据日人驻华公使榎本扬武来电报告，大清赴朝的两位使臣出发时只有随从人员，并未带护卫兵，所以井上馨也决定不带护卫兵只带书记官近藤真锄，陆军中将高岛内之助，海军大辅桦山资纪及外交人员数员。可是等他刚到下关，突然接到日人驻天津领事馆领事原敬发来电报，内称：清国使臣吴大澄率兵一营（500人）随赴朝鲜。因此，井上馨去电东京，要带兵两个大队（1000人）。
1月8日，井上馨带兵两个大队（1000人）从下关出发。
1月0日，井上馨抵达仁川，进入日驻仁川领事馆。
1885年1月日，吴大澄、续昌二使抵达汉城，下榻南别宫。吴兆有、张光前得知两位使臣此行的目的，专为“剖析清日误会”查办袁世凯而来。两人想到往日与袁之间种种间隙遂起推卸责任，落井下石之心。本来迎接二位使臣理应与袁三人同去，不料吴兆有与张光前竟有意撇开袁世凯，俩人直接去了江边。这很有些与袁划清界限的意思。可是令吴、张二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二人率领弁勇到江边跪迎吴大澄、续昌二位使臣时，两位使臣连轿子都不曾下，这让俩人很是寒心。只好悻悻地跟着二位使臣的轿子后头，一路前行。当到了汉城南门，只见袁世凯单骑而立守候在那里迎接。到了跟前，两位使臣却下得轿来，与袁世凯很是亲热地寒喧起来。看着眼前的情况，吴、张二人顿时懵了，心里又气且恨，二位使臣这是专程来朝“诛世凯以谢日人”的吗？咋看都象专门会老朋友来着？
如众所周知那样，在处理甲申政变整个过程中，从出兵的决定，到军事调度与攻击行动，甚至事后维稳局面，都是袁世凯一人所独断专行。吴兆有、张光前虽然也联衔参与其事，但只不过与陈树棠一样签个字而已，可以说一切皆出于袁世凯。事后不仅日人政府听信小鬼子竹添谎言将清日争端的责任归咎于他一人，就连朝廷方面也颇多指责。可作为同僚，吴、张二人虽但不给予维护，反而借机诬陷，甚至发难。前者袁世凯可以理解但不可接受；后者实令袁世凯既愤恨又心痛。因为当时丁汝昌传达谕旨，“命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三人不得妄动，等候查办”时，袁世凯就已当表示过自己愿意承担引发事端的责任，绝不反口。而吴、张二人虽但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背后恶意中伤。甚至还给袁世凯一下子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跋扈专断，藐视长官，擅自开衅，挪用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干涉朝鲜内政等。况且吴、张二人所罗织的种种“罪名”，多是“欲加之罪”。难怪有人说：自古忠佞难为伍。吴、张二人佞小行为陷落同僚事小，实则是在帮日人的忙。在这种内外加击的局面下，袁世凯自然是日子很不好过。为此，他的好友金允植在其所著（《云养集》送慰廷归河南），很为袁世凯所鸣抱不平：当时清廷钦差吴大澄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廷；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廷也追查得很急。慰廷愤懑不已。
袁世凯此时所处的凶险难堪景地儿，不禁让人想起当年曾国藩攻下南京，大功告成却遭遇四面楚歌。无耐之地，他首先令功劳最大的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并写下了几首饱含悲愤和伤感的诗送给九弟，其中写道：十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河山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刮骨箭癍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在戡平甲申政变中立了大功的袁世凯，虽不被朝廷奖赏，同僚赞贺也就算了。那知拎着脑袋与日人一战下来，换来的却是上面的不信任和吴、张等人的攻奸陷害，这让袁世凯十分寒心。
但好在吉人自有天相，就在袁世凯几乎陷入一片绝境，无望延生之时，事情陡地出现重大转机。
尽管小鬼子竹添拼命咬着袁世凯不放口。个别各国驻朝公使把事件归咎于袁世凯引起；吴兆有、张光前等亦众口一词的恶意攻奸；朝廷上下对袁世凯于政变中作为颇多微词。然那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对袁世凯有着迥然不同的看法。他对这位河南大脑袋于政变中的超人胆识，果敢处之甚为赏识。
前面说过，由于当时大清与朝鲜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的传递非常迟缓，有关袁世凯、吴兆有等在朝鲜的诸多情况，大都靠旅顺的袁保龄、丁汝昌扼要转电。到了1月中旬，李鸿章才接到从朝鲜寄来的几份正式重要函件，其中包括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人的联衔禀函，袁世凯、茅延年、陈长庆等人的报告，国王李熙的两封信，以及袁世凯与竹添进一郎往来照会文件等。李鸿章对众多文件详阅后得出自己的看法，日人完全是恶人先告状，反咬袁世凯一口。尤其当李鸿章看了袁保龄飞电转来的袁世凯那份万言详文之扼要，更加确立了自己的判论。李鸿章遂会同总理衙门，研判朝鲜所有寄来正式文件，袁世凯果敢决断之行为，并无大过。仅以日人之一面之词，不足凭信。
所以，当吴大澄、续昌二位使臣于赴朝途中行至山海关时，忽然接到李鸿章发来电报，告诉吴大澄谓袁世凯处有一份万余言的事变始末报告书，令他到时索取一阅。李鸿章的电报虽未说明袁世凯报告书的内容，但电报的口气，已对袁世凯有了肯定性的赞赏。吴大澄当然就此打消了“诛世凯以谢日人”的原定计划。
再则，在赴朝之前，李鸿章在与吴大澄一起商议“对策四条”时，尽管有总理衙门对吴密授，但李鸿章仍不忘嘱吴对袁加以“保全”。尤其当他调阅了那份万言详文之后，吴大澄更为袁之作为感动，欣佩不已。慨叹“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由此一来，任日人如何刁蛮发难，吴兆有、张光前等如何中伤诬陷，要想让吴大澄“诛世凯以谢日人”是断无可能的事。结果呢，吴大澄与续昌两位使臣连“查办”一下，都觉得是一件很没意思的事了。
这让吴兆有、张光前二人很失落，还很难堪。非但如此，二人甚至担心，这次别搞不好落下个打雁不成反被雁回头啄了眼啊。对方可是一个出了名的宰人没商量的大魔头呢。
当日吴大澄、续昌等入住南别宫后，陈树棠、袁世凯、吴兆有、张光前等几个人在外间围着火炉等候两位使臣召见。此时已是冬天，而朝鲜的冬天又特别冷。几个人哆嗦着身子，各怀心事地等候召见，召见简直就成了一件集体受罪的事儿。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打内里慢悠悠地走出一位年轻随员。众人连忙站了起来，一边搓着两手，一边眼巴巴地望着青年随员。青年随员笑道：各位大人辛苦，下官代传使臣大人口谕，二位使臣大人今天有些累了，不能一一接见，只传袁世凯袁大人一人进见，余下几位大人请先回去，改日再行奉请。
陈树棠笑说：在下谨遵谕命就是。而吴兆有、张光前两人心里却苦得真想放声大哭。这无疑是在遭人嘲弄和奚落。
下面是吴大澄在召见袁世凯时的一段对话，从这番对话里，既能窥测到此时的吴大澄，对袁世凯已经彻底转变了态度。
袁世凯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既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
吴大澄说：必会严厉谴责。
袁世凯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
吴大澄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
本以为早已准备好了口实，一案放例袁世凯不成问题。岂知吴、续二位使臣到后，不仅不查“启衅”的责任，还前后两次将自己狠是轻慢奚落一番，这让吴兆有、张光前两人由怒生恨，由恨生歹，发下狠来不把袁世凯整倒誓不罢休。他们索性撇开平乱主题，另外罗织罪名。一罪，专擅杀人。关于这条罪名，还得将时间倒回188年庆军初入朝鲜说开：当时庆军六营里的士兵多为淮北一带农民，穷困数年，自从进入朝鲜，便暴虐横行、斗殴、抢劫、强X时有发生。当时国外各种报刊纸纷纷登载，就连清流御史张佩伦亦上疏弹劾吴长庆，清政府乃命李鸿章严责吴长庆治兵不严，令查办营中闲散人员，资遣回国。吴长庆本是一位端谨之人，在清国军界颇有声望，既受言官及各国报刊笔伐，又受本国政府之申训，心中大为不悦。遂召集各营营官，极力整顿军纪。
袁世凯时任庆军营务处总办，整饬军纪自是责无旁贷。由于袁世凯当时才是一个二十出点头的青年人，青年人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下手免不了狠了点儿。这一天袁世凯率领亲兵巡查，巡至一处民宅，碰上一名士兵正在强X朝鲜少女，袁世凯二话不说，立即将其就地正法，并将此报告了吴长庆。吴长庆坚指大赞：干得好，执法理应如此。孰料这名被杀士兵竟是参将黄仕林的亲兵，这下麻烦大了。黄仕林跟随吴长庆多年，为吴曾立下汗马功劳，深为吴长庆所厚宠。黄仕林平时也是骄横惯了的，顿时恨得咬牙切齿，拎着手枪就去到袁世凯处玩命，恰遇袁世凯不在，黄仕林愤恨中就把袁世凯的办公地儿，一古脑地全砸了个稀巴烂。袁世凯的营弁见事不好，一路小跑地来到吴长庆处报告，营弁前脚刚到还没顾上报告，黄仕林后脚就拎着手枪，气势汹汹地跟了进来。吴长庆一见来者不善，遂令袁世凯暂避一下。黄仕林大喊大骂，虽要拿枪崩了袁世凯不可，显然他把吴长庆也不当回事了。见不到袁世凯，黄仕林这才愤恨离去。这事之后，吴长庆就将黄仕林调往别处，让两人不驻扎在一起，事情才算慢慢缓解下来。
又过数日，袁世凯又率领亲兵骑马巡查。正行间，忽然打一名亲兵怀中抖掉下来一件女人衣服，袁世凯立刻警觉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亲兵此刻早已吓得浑身哆嗦不止，不敢回话。后在袁世凯严厉盘诘下，亲兵支吾着说出实情，说女人衣服是从朝鲜老百姓家里抢来。袁世凯听了，勃然大怒，一刀劈下，亲兵脑袋顿时搬家了。
经过袁世凯前后两次重惩，庆军纪律大振，面貌一新，就连朝鲜人民也都为之欢呼称赞。吴长庆大奖袁世凯能办事。
袁世凯是奉了吴长庆之命“极力整顿”，既有效地整治了军纪，又维护了大清驻军的形象。怎么就说成是袁世凯“专擅杀人”了呢？
二罪：藐视长官。一听这罪名就令人忍不住想笑。远了不说，单说刚发生过去的事儿。甲申政变戡乱打响后，袁世凯率领联军，舍命与日人拼杀，最终取得平乱胜利。而吴兆有、张光前那会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非单是笔者如前面所描写那样不能笔下留情，就连沈宪祖等著的《容庵弟子记》里也有着类似描述：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兆有跌足号哭。袁世凯问其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拾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飞炸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扑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率兵追击。所说日兵已归使馆，天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见张光前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沈宪祖等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虽然难免有为袁世凯当年被中伤而鸣不平之嫌，但历史却是无情的。淮军的暮气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更是表现得不堪闻问。中日甲午之战时，张光前、黄仕林统兵驻扎旅顺口，一见日军杀来，他们也是一枪不放，尽数逃走，造成旅顺一地民众被日军几近杀光。1899年李鸿章外任两广总督时，张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访庆军创立人刘秉璋，被刘拒之门外。李鸿章说：你是败军之将，不见你是合适的。
试想一下，当清日两国军队交战正紧时，袁世凯既亲眼见了吴、张二人怯懦庸劣的恶作相，事后在举止行为上，袁世凯就很难免地对二人心存轻蔑，如果说这也叫“藐视长官”的话，那什么样的长官才能不被“藐视”呢？
三罪、挪用军饷。在甲申政变过程中，朝鲜亲清的事大党人有六人遭到日人与开化党人联手杀害。政变结束后，袁世凯为慰藉死去的人而给活着的亲清人看，经与吴兆有、张光前等人商议，以清军军饷给死者家属发了抚恤金。每人500两银子，六个人一共是000两，委托金允植领发。然而吴兆有、张光前二人竟硬是诬告袁世凯擅自挪用。最后竟还直接告到了李鸿章那里。
袁世凯百口莫辩，很为此苦恼。毕竟才只0多岁的青年人，又怎知官场是如此险恶呢。袁保龄在给他这个懵懂侄儿写信时叹道：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