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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哥哥,想来想去,我觉得有必要再找一次清查办,通过正面接触,看他们对我们上告究竟作何反应。我向工长请过假,去找清查办。别人没用,要找就找清查办一把手樊主任。担心他像上次那样把我支走,我决定不再礼貌,来点“粗野”的。
我没敲门就闯进去。樊主任一愣,还是那样的微笑,他刚说出“请到隔壁…”被我立即打断,“你别往出支我,我就找你,你接不接待我?”
“呵呵,小梧,接待,我没说不接待啊。今天还真不算忙,你坐下,咱们慢慢说好不好?坐下,坐下。”这樊主任聪明又圆滑,他看出我是带着火气来的。
我问他,我父亲的问题调查清楚没有?已经半年了,应该有个说法吧?清查办好几十人搞外调,我父亲老家就在绥化,有证人有地址,还有什么查不清的吗”
樊主任依然微笑:“哎,小梧,我们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查着呢,已经派人去过几次了,有些线索还没有最后搞清。你应该相信组织,早晚会查清楚。”
“照你这么说,我父亲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真正查清楚,还不能最后下结论对不对?”我等着他的下句话,相信一定是我想要的一句话。
他说:“对呀,没查清楚怎么能下结论呢?”果然,他中了我一个小小的“圈套”。
我立即怒形于色:“既然没有查清,也不能下结论,你们凭什么给我父亲扣上罪大恶极逃亡大地主的帽子?今天你给我说清楚!”我挥起右拳,重重地砸在他的办公桌上,桌上的两个水杯弹跳起来,杯水溢出。
他显然猝不及防,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半天没有说话。他毫不气恼,把文件挪开,擦净桌上的水,把两个杯的水倒进盆里,又从热水瓶里倒一杯,双手捧杯递给我。
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宽宏大度,我把水杯接过来放在一边,尽量掩饰自己内心些许变温的微澜。但我不能让这些杂念干扰自己,我继续质问他。
他慢悠悠地说,“其实这个罪名,是革命群众的说法,组织上还没有最后认定。”
“既然组织上没有认定,凭什么要关押我父亲,为什么要残酷地折磨他?”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我父亲已经举手投降了,难道一定要赶尽杀绝吗?你就没有半点正常人的同情心吗?你也有老父亲,你父亲遭难你会怎么样?”
他又把微笑挂在脸上,“小梧,你太年轻,有许多事情你不懂。群众运动嘛,有些过激行为在所难免。”他话题一转,“其实,原来我和你父亲也很熟悉,也可以说有过师徒之谊。但是,”他收敛笑容加重语气:“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能徇私情,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不想就他的话题说下去,我来的目的不是和他讨论这些。我提出,要看看我父亲。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我想一步一步地引他说出与我们上告有关的信息。
他摇摇头,“这个,目前不可以。不论是谁,一律不能见。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这方面制度非常严格。”他思忖一下又说,“我就把话挑明了吧,你们不是上告了吗?不是不允许上告,是这样一来,你父亲的案子就要等上级有了批示才能办。”
我没有回避上告的说法,“上告也是被逼的,我们向上级反映,是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尽快查清我父亲的问题。”
他说:“理解,我都理解。可你们那么多上告信都原封不动地转过来了,我们只好再等一等,看能不能有上级领导批示。总之你应该相信,问题迟早会解决。”
我说:“可是你们已经把我父亲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了,不是吗?”
“那也没办法,不是只有森铁处这么做,全国都一样。中央的提法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不言而喻,另外的百分之五,当然都是打击对象,甚至是**对象。那是个庞大的数字,和你父亲一样,都在被关押,受审查。现在清查工作还在不断深入,能不能突破百分之五,谁也说不准,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
我特别注意到他说的,上告信被原封不动地转回。如果是真的,太令人失望。那些上级领导都是干什么的?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原封不动”地退转群众来信吗?
我要离开时,樊主任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里有冷峻也有得意。他慢悠悠地说:“你们到处为你父亲鸣冤叫屈,可是他自己却承认他是拥有二百垧土地的大地主。你怎么解释?”
“你胡说!这是无耻的编造诬陷!”我被激怒了。
“你自己看吧。”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一页戒备地指给我看,并不放手,做出随时抽回的样子。
果然是我父亲的字迹,看得出写字时手在颤抖。依然是《认罪书》,最刺眼的一行文字是:“我承认,土改前有00垧土地,我罪该万死,请求马上判我死刑。”后面有父亲的签名。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在家书中的信念是坚强的啊,怎么会这样?
直到父亲从“牛棚”里出来,才知原委。(未完待续)
送走哥哥,想来想去,我觉得有必要再找一次清查办,通过正面接触,看他们对我们上告究竟作何反应。我向工长请过假,去找清查办。别人没用,要找就找清查办一把手樊主任。担心他像上次那样把我支走,我决定不再礼貌,来点“粗野”的。
我没敲门就闯进去。樊主任一愣,还是那样的微笑,他刚说出“请到隔壁…”被我立即打断,“你别往出支我,我就找你,你接不接待我?”
“呵呵,小梧,接待,我没说不接待啊。今天还真不算忙,你坐下,咱们慢慢说好不好?坐下,坐下。”这樊主任聪明又圆滑,他看出我是带着火气来的。
我问他,我父亲的问题调查清楚没有?已经半年了,应该有个说法吧?清查办好几十人搞外调,我父亲老家就在绥化,有证人有地址,还有什么查不清的吗”
樊主任依然微笑:“哎,小梧,我们一直在马不停蹄地查着呢,已经派人去过几次了,有些线索还没有最后搞清。你应该相信组织,早晚会查清楚。”
“照你这么说,我父亲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真正查清楚,还不能最后下结论对不对?”我等着他的下句话,相信一定是我想要的一句话。
他说:“对呀,没查清楚怎么能下结论呢?”果然,他中了我一个小小的“圈套”。
我立即怒形于色:“既然没有查清,也不能下结论,你们凭什么给我父亲扣上罪大恶极逃亡大地主的帽子?今天你给我说清楚!”我挥起右拳,重重地砸在他的办公桌上,桌上的两个水杯弹跳起来,杯水溢出。
他显然猝不及防,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半天没有说话。他毫不气恼,把文件挪开,擦净桌上的水,把两个杯的水倒进盆里,又从热水瓶里倒一杯,双手捧杯递给我。
我不得不佩服他的宽宏大度,我把水杯接过来放在一边,尽量掩饰自己内心些许变温的微澜。但我不能让这些杂念干扰自己,我继续质问他。
他慢悠悠地说,“其实这个罪名,是革命群众的说法,组织上还没有最后认定。”
“既然组织上没有认定,凭什么要关押我父亲,为什么要残酷地折磨他?”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我父亲已经举手投降了,难道一定要赶尽杀绝吗?你就没有半点正常人的同情心吗?你也有老父亲,你父亲遭难你会怎么样?”
他又把微笑挂在脸上,“小梧,你太年轻,有许多事情你不懂。群众运动嘛,有些过激行为在所难免。”他话题一转,“其实,原来我和你父亲也很熟悉,也可以说有过师徒之谊。但是,”他收敛笑容加重语气:“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能徇私情,否则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不想就他的话题说下去,我来的目的不是和他讨论这些。我提出,要看看我父亲。知道他肯定不会答应,我想一步一步地引他说出与我们上告有关的信息。
他摇摇头,“这个,目前不可以。不论是谁,一律不能见。现在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这方面制度非常严格。”他思忖一下又说,“我就把话挑明了吧,你们不是上告了吗?不是不允许上告,是这样一来,你父亲的案子就要等上级有了批示才能办。”
我没有回避上告的说法,“上告也是被逼的,我们向上级反映,是希望能实事求是地尽快查清我父亲的问题。”
他说:“理解,我都理解。可你们那么多上告信都原封不动地转过来了,我们只好再等一等,看能不能有上级领导批示。总之你应该相信,问题迟早会解决。”
我说:“可是你们已经把我父亲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了,不是吗?”
“那也没办法,不是只有森铁处这么做,全国都一样。中央的提法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广大人民群众是好的。不言而喻,另外的百分之五,当然都是打击对象,甚至是**对象。那是个庞大的数字,和你父亲一样,都在被关押,受审查。现在清查工作还在不断深入,能不能突破百分之五,谁也说不准,要看斗争形势的发展。”
我特别注意到他说的,上告信被原封不动地转回。如果是真的,太令人失望。那些上级领导都是干什么的?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原封不动”地退转群众来信吗?
我要离开时,樊主任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那目光里有冷峻也有得意。他慢悠悠地说:“你们到处为你父亲鸣冤叫屈,可是他自己却承认他是拥有二百垧土地的大地主。你怎么解释?”
“你胡说!这是无耻的编造诬陷!”我被激怒了。
“你自己看吧。”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翻开一页戒备地指给我看,并不放手,做出随时抽回的样子。
果然是我父亲的字迹,看得出写字时手在颤抖。依然是《认罪书》,最刺眼的一行文字是:“我承认,土改前有00垧土地,我罪该万死,请求马上判我死刑。”后面有父亲的签名。这是怎么回事?父亲在家书中的信念是坚强的啊,怎么会这样?
直到父亲从“牛棚”里出来,才知原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