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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有多大危害，清政府一直都心知肚明。
而且说句良心话，自从雍正年间起，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曾经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非要彻底禁了这祸害不可。
雍正皇帝在位时，每年中国鸦片输入只有二百箱时，就下了严厉的禁烟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
而到了嘉庆皇帝登基后，对查禁鸦片的态度，更是极强硬，明确不能再进口鸦片，从此以后，鸦片成了违禁物品。
而嘉庆年间，也就成为鸦片贸易的分水岭：之前还是合法贸易，虽说赚了不少钱，但还要一分不少给大清交税。从此之后，鸦片贸易，就成了完全的非法走私。
除此以外，历史上嘉庆帝先后出台了五次禁令，禁止鸦片输入、吸食，也禁止内地栽种罂粟，对于从外国进口的船只，一律由公行保商出面担保，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没有装载鸦片，对于查拿不力、得规故纵的官吏役人，均加重治罪。
等到道光皇帝登基后，对于鸦片的危害，更是深恶痛绝，查禁要的力度，也到了空前雷厉风行的阶段。
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其实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就曾经以凶狠的铁腕措施，掀起禁烟风暴，其霹雳雷霆手段，直叫满朝文武都哆嗦。
道光帝登基伊始，就重申了嘉庆帝时代的禁烟令，律劳卑事件结束后，道光帝大为光火，随后更展开了空前的全国大禁烟，从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北各省，府县村都要排查，各级官员都分摊指标，必须限制上缴鸦片，谁要是交不上，就罢官查办。
这个死命令一下，举国战果辉煌，短短一年间，各地上交的鸦片堆积如山，相关奏折里，还有好些地方官员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禁烟故事，看得道光皇帝心情大好。
综上所述，清朝自雍正以来，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历代皇帝的禁烟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公认丰硕的。
但禁烟的后果，却是相当荒唐的。
一开始禁烟的时候，每年大清输入鸦片只有两百箱，嘉庆年间再禁时，每年已有四五千箱，道光皇帝发狠时，每年更有数万箱。也就是越发狠禁，鸦片问题越严重。
更讽刺的，就是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的讽刺，说身为一个鸦片贸易从业者，最盼望的就是清政府禁烟，每次一有禁烟行动，风头过了鸦片贸易就飙升，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对大清最严重的是：嘉庆年间的禁烟，还有个最惨后果——以前还能靠鸦片收税，之后鸦片贸易非法，税都没得收，白白银钱外流。
越禁烟，鸦片贸易越火爆，火到连鸦片贩子都盼着禁烟，为什么？
林林总总的原因，相关史料总结了很多，但除去社会原因和英国因素外，清政府却还有俩个要命毛病。
第一个毛病，就是技术水平。
鸦片演变成走私后，利润十分大，发展十分迅速，相关的走私团伙，更是鱼龙混杂。
这类团伙以英国人为主，另外还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各国人，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跑去走私贸易，各个熟门熟路，做买**猴子都精，经常是把装载鸦片的趸船停泊在珠江口洋面，然后跑进广州城，在商馆里和中国烟贩子谈判，其走私之灵活，令人防不胜防。
而更叫清政府犯愁的，却是鸦片贸易的大杀器：趸船。
趸船，英文叫StoreShip，意为洋上仓库。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制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鸦片贩子也因此称之为鸦片母船。
这种船只除了大而坚固，火力配备也强，远远强于清朝的水师战船：当时的清朝水师，不说和英国比，就是和明朝比，也不见了明代时强大坚固的一号福船。
对上大趸船，基本就是找揍。所以长期以来，明知道这帮人的把戏，清朝的沿海水师，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不过趸船，那就抓接应的中国烟贩快船？
没想到这事更难！中国走私犯大都是沿海各地的帮会成员，有青帮的、有三合会的，更多的是天地会。他们付过定金，凭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将鸦片装到武装快船上，即俗称的“快鞋”、“快蟹”、“扒龙”，船挂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官府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转而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打不过带撵不上，于是鸦片贸易，也就屡禁不绝。
但比这技术水平更要命的毛病，却是大清的吏治。
水师不给力，抓不住走私船，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执法人员想不想抓。
自从乾隆年间起，大清朝的腐败，几乎也是加速度。鸦片贸易上也不能免俗，一箱鸦片送进来，从水师士兵到地方官，不同级别的大清官吏，能拿多少好处费，早已成了潜规则，甚至还有明码标价。高档鸦片分多少钱，低档鸦片分多少钱，全是数字化管理。
发展到道光年间，这规则更加透明化，就以广东水师来说，每个月都要派人去趸船上检查，每一箱鸦片起家五块银元好处费，碰到大力禁烟的年月，好处费也飙升，最高曾到十块银元一箱。禁烟这事，不但鸦片贩子盼，这些贪官污吏也盼。
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虽说每运进一次，都要被宰一顿，而且越到禁烟的风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数英国鸦片贩子，还是盼着清政府禁烟，因为一禁，就是商机。
每次禁烟后，鸦片需求量激增，鸦片价格就水涨船高。像道光之前俩次禁烟，禁完后鸦片价格都高涨三四倍，先前亏多少钱，都能赚回来。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于禁烟期间，各地都要上缴鸦片，交不上就追责，好些官员禁烟没本事，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吐血咬牙买来鸦片凑数，只求糊弄过去，着实让鸦片贩子们发了不少横财。
每次失败的禁烟，都好似一面镜子，折射的不止是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满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各种综合毛病。
被这些综合毛病惹出来的鸦片问题，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着急，好些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
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林则徐大声疾呼：“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他们的呼吁，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给民众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损害，还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
近些年给鸦片战争洗地的主流理论之一，就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为正常贸易，因为当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
实际上，清朝从雍正时就开始禁烟了。1729年，雍正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如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条例是雍正颁发的。
其实清代朝廷对禁烟的争吵，主要在刑法程度上，随着鸦片泛滥，一些类似今天“小偷判死刑”这类思想开始流传。不过古代官员也不都是二货，有些人也通法理，知道滥用重典往往得不偿失，就压制下来。
当然，禁烟的事情，算是一说再说，可惜满清腐败情况大家也知道……所以走私泛滥……顺便，禁烟更有利于腐败官员从中获利，所以腐败官员更支持禁烟……
鸦片给当时清朝造成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产出这是勉强够用的。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整个社会更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如果仅仅从封闭农业社会角度来看，满清的统治相当给力了。
而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顺差是理所当然的... -->>
鸦片有多大危害，清政府一直都心知肚明。
而且说句良心话，自从雍正年间起，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曾经下大决心，花大力气，非要彻底禁了这祸害不可。
雍正皇帝在位时，每年中国鸦片输入只有二百箱时，就下了严厉的禁烟令：贩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
而到了嘉庆皇帝登基后，对查禁鸦片的态度，更是极强硬，明确不能再进口鸦片，从此以后，鸦片成了违禁物品。
而嘉庆年间，也就成为鸦片贸易的分水岭：之前还是合法贸易，虽说赚了不少钱，但还要一分不少给大清交税。从此之后，鸦片贸易，就成了完全的非法走私。
除此以外，历史上嘉庆帝先后出台了五次禁令，禁止鸦片输入、吸食，也禁止内地栽种罂粟，对于从外国进口的船只，一律由公行保商出面担保，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没有装载鸦片，对于查拿不力、得规故纵的官吏役人，均加重治罪。
等到道光皇帝登基后，对于鸦片的危害，更是深恶痛绝，查禁要的力度，也到了空前雷厉风行的阶段。
后人津津乐道的，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其实在此之前，道光皇帝就曾经以凶狠的铁腕措施，掀起禁烟风暴，其霹雳雷霆手段，直叫满朝文武都哆嗦。
道光帝登基伊始，就重申了嘉庆帝时代的禁烟令，律劳卑事件结束后，道光帝大为光火，随后更展开了空前的全国大禁烟，从东南沿海甚至到西北各省，府县村都要排查，各级官员都分摊指标，必须限制上缴鸦片，谁要是交不上，就罢官查办。
这个死命令一下，举国战果辉煌，短短一年间，各地上交的鸦片堆积如山，相关奏折里，还有好些地方官员不畏强暴，可歌可泣的禁烟故事，看得道光皇帝心情大好。
综上所述，清朝自雍正以来，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历代皇帝的禁烟态度，都是相当认真的，取得的成果，也是公认丰硕的。
但禁烟的后果，却是相当荒唐的。
一开始禁烟的时候，每年大清输入鸦片只有两百箱，嘉庆年间再禁时，每年已有四五千箱，道光皇帝发狠时，每年更有数万箱。也就是越发狠禁，鸦片问题越严重。
更讽刺的，就是英国鸦片贩子马地臣的讽刺，说身为一个鸦片贸易从业者，最盼望的就是清政府禁烟，每次一有禁烟行动，风头过了鸦片贸易就飙升，赚得盆满钵满。
而且对大清最严重的是：嘉庆年间的禁烟，还有个最惨后果——以前还能靠鸦片收税，之后鸦片贸易非法，税都没得收，白白银钱外流。
越禁烟，鸦片贸易越火爆，火到连鸦片贩子都盼着禁烟，为什么？
林林总总的原因，相关史料总结了很多，但除去社会原因和英国因素外，清政府却还有俩个要命毛病。
第一个毛病，就是技术水平。
鸦片演变成走私后，利润十分大，发展十分迅速，相关的走私团伙，更是鱼龙混杂。
这类团伙以英国人为主，另外还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印度等各国人，都是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跑去走私贸易，各个熟门熟路，做买**猴子都精，经常是把装载鸦片的趸船停泊在珠江口洋面，然后跑进广州城，在商馆里和中国烟贩子谈判，其走私之灵活，令人防不胜防。
而更叫清政府犯愁的，却是鸦片贸易的大杀器：趸船。
趸船，英文叫StoreShip，意为洋上仓库。这种船的船身高得出奇，制造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航海，而是为了代替仓库，专门为存放鸦片而建造的，鸦片贩子也因此称之为鸦片母船。
这种船只除了大而坚固，火力配备也强，远远强于清朝的水师战船：当时的清朝水师，不说和英国比，就是和明朝比，也不见了明代时强大坚固的一号福船。
对上大趸船，基本就是找揍。所以长期以来，明知道这帮人的把戏，清朝的沿海水师，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不过趸船，那就抓接应的中国烟贩快船？
没想到这事更难！中国走私犯大都是沿海各地的帮会成员，有青帮的、有三合会的，更多的是天地会。他们付过定金，凭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将鸦片装到武装快船上，即俗称的“快鞋”、“快蟹”、“扒龙”，船挂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官府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转而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打不过带撵不上，于是鸦片贸易，也就屡禁不绝。
但比这技术水平更要命的毛病，却是大清的吏治。
水师不给力，抓不住走私船，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执法人员想不想抓。
自从乾隆年间起，大清朝的腐败，几乎也是加速度。鸦片贸易上也不能免俗，一箱鸦片送进来，从水师士兵到地方官，不同级别的大清官吏，能拿多少好处费，早已成了潜规则，甚至还有明码标价。高档鸦片分多少钱，低档鸦片分多少钱，全是数字化管理。
发展到道光年间，这规则更加透明化，就以广东水师来说，每个月都要派人去趸船上检查，每一箱鸦片起家五块银元好处费，碰到大力禁烟的年月，好处费也飙升，最高曾到十块银元一箱。禁烟这事，不但鸦片贩子盼，这些贪官污吏也盼。
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虽说每运进一次，都要被宰一顿，而且越到禁烟的风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数英国鸦片贩子，还是盼着清政府禁烟，因为一禁，就是商机。
每次禁烟后，鸦片需求量激增，鸦片价格就水涨船高。像道光之前俩次禁烟，禁完后鸦片价格都高涨三四倍，先前亏多少钱，都能赚回来。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于禁烟期间，各地都要上缴鸦片，交不上就追责，好些官员禁烟没本事，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吐血咬牙买来鸦片凑数，只求糊弄过去，着实让鸦片贩子们发了不少横财。
每次失败的禁烟，都好似一面镜子，折射的不止是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满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各种综合毛病。
被这些综合毛病惹出来的鸦片问题，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着急，好些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
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林则徐大声疾呼：“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他们的呼吁，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给民众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损害，还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
近些年给鸦片战争洗地的主流理论之一，就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为正常贸易，因为当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
实际上，清朝从雍正时就开始禁烟了。1729年，雍正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如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条例是雍正颁发的。
其实清代朝廷对禁烟的争吵，主要在刑法程度上，随着鸦片泛滥，一些类似今天“小偷判死刑”这类思想开始流传。不过古代官员也不都是二货，有些人也通法理，知道滥用重典往往得不偿失，就压制下来。
当然，禁烟的事情，算是一说再说，可惜满清腐败情况大家也知道……所以走私泛滥……顺便，禁烟更有利于腐败官员从中获利，所以腐败官员更支持禁烟……
鸦片给当时清朝造成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产出这是勉强够用的。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整个社会更是挣扎在生存边缘——如果仅仅从封闭农业社会角度来看，满清的统治相当给力了。
而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顺差是理所当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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