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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一直为江浙集团保留着，所以谁掌握了宰相的位置，谁就掌握了这份权力。
可别小看这份权力，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他虽然不能有太大的改变，但在许多小问题上，却是能有着很大的控制权，比如说对于一些特殊商品的税率，以及对于富人的税收，还有当地的财政支持等问题，财相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只需要税收少交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利益，而在政府项目招标上，在同等条件之下，自然也会选择自家人了，故而竞争才会如此激烈，谁不想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也正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其他集团也纷纷参与其中，想要让新任的财相先认识自己，以期待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好处。
这些都是需要财相去处理的事情，因此各方都希望自己的集团能够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此事的关切自然就更加急迫，而最终在一个月之后，一切定分晓，赵思以两票之差，战胜陆子游，成为了新一任的财相，对此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徐清倒是无所谓，在他眼中，两位同样优秀，谁当这个财相，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赵思有多年的地方管理经验，虽然经济思维并不太活络，但他底下的下属都是从事经济工作好几年的人，对此可以说是十分精通，他只需要按照他们规定的路线走，除此之外，在看见官员们违背百姓利益的时候，适当制止就能做的不错了。
赵思在当选之后，自然也是要跟徐清见一面的，徐清便把接下来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阵大局告诉给了赵思，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发展区域继续加大发展，但需要注意，必须要从原本粗放式的经济，开始向着精确的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进展，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江浙，广东，京畿地区作为发达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金融，高科技等产业，政府的支持资金也必须向这些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推动重工业。
而在其他地区，则继续以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作为发展方向，以及广阔的华北地区，大规模城市化等问题，以及城镇经济的发展应该如何加速的问题，随着许多交通路口的村镇开始城镇化，乡镇企业自然也是蜂拥而至，但是这些良莠不齐的企业，其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却是不尽相同，如何去帮助他们在经济层面上发展，这也是赵思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总而言之，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城镇乡村地区经济起步，这就是赵思的主要工作。
可以说赵思的工作并不简单，但赵思却只有幸福的苦恼，对于他来说，基层三十多年的发展，让他对于经济发展虽然不甚了解，但对于人民所需要的发展，他还是有想法的，整个局势在徐清的大局之下，只要不操之过急，平静的当到退休，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毕竟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如今宋朝的经济正是增速高车道，即便发达地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少一点了，但随之而来的电力革命，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企业投资，是不可能衰落的。
所以相比起陈明功的任务艰巨，赵思的任务则要缓和不少，但他手中的权利却要比陈明功大得多，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若是经济停滞，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显现，只不过在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会有经济危机的问题，若是说唯一有些麻烦的，大概就是大型企业的收税问题，这一点赵思需要下点功夫了。
在宋朝，对于大型企业的税跟现代相比其实并不高，但因为在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不对商人收税的，因为你很难统计他们一年到底赚了多少的钱，他们的账本都是私藏的，所以你很难对他们的收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既然如此，想要收税，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宋朝，商人是不习惯朝廷对他们征税的，而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商人是低贱的事业，他们甚至不把商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农民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辈子都不会移动，收起税来自然是要容易的多，但商人是一个巨大的集体，他们所赚取的收入，可也不少，所以王安石发现了他们，并在变法中，开始对商人进行国家意义上的征税，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商品税的，而王安石之后，则有了税收，之后变法被推翻，历经几代变革，最终商税还是保留了下来，但其实这商税只不过是关税而已，并不算是商品税。
而在徐清的改革中，自然增加了商品税，同时还有贸易税以及个人所得税，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公司的盈利状况必须要汇报朝廷，然后朝廷要查你的账本，根据你账本中的记载，和你汇报上来的经济报表，来统计你一年赚取了多少的钱，然后根据国家法律来对你进行征收，这就是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从个人到公司法人，这都是需要的，总体而言，就是收入越多的人，交得税所占盈利比例就越高，一个普通工人，基本不需要缴税，中产阶级，月收入在十八贯以上的则需要交一贯的钱作为税收，大致是百分之五左右，四十贯一个级别，一千贯一个级别，依次往上，比例也越来越高。
而这一套系统，商人是不习惯的，因为他们这些资本家赚的钱很多，且他们不是士族，虽然后来宋朝规定商人可以购买低级士族的身份，但并没有说士族可以免去个人所得税，即便是高等士族，也只能免去土地的税收，而不是商业的税收，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说徐清笨，因为那个时候，土地上的农业收入，还占据国家的大头，而徐清却说士族可以对于土地税免除。
自然是让许多朝臣反对，毕竟农业税和人头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失去了他们，整个国家又靠谁来支撑，可二十年的时间，如今农业税只占国家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经济支撑，而百分之八十则是依靠工业和第三产业来推动，原本许诺给士族的利益，在二十年间不断被稀释，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徐清根本就没有把这一点点的农业税放在眼里，在他的眼中，商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才是这个国家的支撑。
出去，一直为江浙集团保留着，所以谁掌握了宰相的位置，谁就掌握了这份权力。
可别小看这份权力，在国家大政方针上，他虽然不能有太大的改变，但在许多小问题上，却是能有着很大的控制权，比如说对于一些特殊商品的税率，以及对于富人的税收，还有当地的财政支持等问题，财相都有着很大的话语权，只需要税收少交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利益，而在政府项目招标上，在同等条件之下，自然也会选择自家人了，故而竞争才会如此激烈，谁不想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也正因为这个位置太过重要，其他集团也纷纷参与其中，想要让新任的财相先认识自己，以期待在未来获得更大的好处。
这些都是需要财相去处理的事情，因此各方都希望自己的集团能够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对于此事的关切自然就更加急迫，而最终在一个月之后，一切定分晓，赵思以两票之差，战胜陆子游，成为了新一任的财相，对此自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徐清倒是无所谓，在他眼中，两位同样优秀，谁当这个财相，对于他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赵思有多年的地方管理经验，虽然经济思维并不太活络，但他底下的下属都是从事经济工作好几年的人，对此可以说是十分精通，他只需要按照他们规定的路线走，除此之外，在看见官员们违背百姓利益的时候，适当制止就能做的不错了。
赵思在当选之后，自然也是要跟徐清见一面的，徐清便把接下来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阵大局告诉给了赵思，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发展区域继续加大发展，但需要注意，必须要从原本粗放式的经济，开始向着精确的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的发展必须要进展，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下降，江浙，广东，京畿地区作为发达地区，未来发展的方向应该是文化，金融，高科技等产业，政府的支持资金也必须向这些方向发展，而不是继续推动重工业。
而在其他地区，则继续以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作为发展方向，以及广阔的华北地区，大规模城市化等问题，以及城镇经济的发展应该如何加速的问题，随着许多交通路口的村镇开始城镇化，乡镇企业自然也是蜂拥而至，但是这些良莠不齐的企业，其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却是不尽相同，如何去帮助他们在经济层面上发展，这也是赵思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总而言之，发达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速，城镇乡村地区经济起步，这就是赵思的主要工作。
可以说赵思的工作并不简单，但赵思却只有幸福的苦恼，对于他来说，基层三十多年的发展，让他对于经济发展虽然不甚了解，但对于人民所需要的发展，他还是有想法的，整个局势在徐清的大局之下，只要不操之过急，平静的当到退休，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毕竟经济上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的困难，如今宋朝的经济正是增速高车道，即便发达地区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少一点了，但随之而来的电力革命，也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企业投资，是不可能衰落的。
所以相比起陈明功的任务艰巨，赵思的任务则要缓和不少，但他手中的权利却要比陈明功大得多，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若是经济停滞，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显现，只不过在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会有经济危机的问题，若是说唯一有些麻烦的，大概就是大型企业的收税问题，这一点赵思需要下点功夫了。
在宋朝，对于大型企业的税跟现代相比其实并不高，但因为在以前中国基本上是不对商人收税的，因为你很难统计他们一年到底赚了多少的钱，他们的账本都是私藏的，所以你很难对他们的收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既然如此，想要收税，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宋朝，商人是不习惯朝廷对他们征税的，而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商人是低贱的事业，他们甚至不把商人放在眼里，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农民才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辈子都不会移动，收起税来自然是要容易的多，但商人是一个巨大的集体，他们所赚取的收入，可也不少，所以王安石发现了他们，并在变法中，开始对商人进行国家意义上的征税，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商品税的，而王安石之后，则有了税收，之后变法被推翻，历经几代变革，最终商税还是保留了下来，但其实这商税只不过是关税而已，并不算是商品税。
而在徐清的改革中，自然增加了商品税，同时还有贸易税以及个人所得税，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公司的盈利状况必须要汇报朝廷，然后朝廷要查你的账本，根据你账本中的记载，和你汇报上来的经济报表，来统计你一年赚取了多少的钱，然后根据国家法律来对你进行征收，这就是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从个人到公司法人，这都是需要的，总体而言，就是收入越多的人，交得税所占盈利比例就越高，一个普通工人，基本不需要缴税，中产阶级，月收入在十八贯以上的则需要交一贯的钱作为税收，大致是百分之五左右，四十贯一个级别，一千贯一个级别，依次往上，比例也越来越高。
而这一套系统，商人是不习惯的，因为他们这些资本家赚的钱很多，且他们不是士族，虽然后来宋朝规定商人可以购买低级士族的身份，但并没有说士族可以免去个人所得税，即便是高等士族，也只能免去土地的税收，而不是商业的税收，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说徐清笨，因为那个时候，土地上的农业收入，还占据国家的大头，而徐清却说士族可以对于土地税免除。
自然是让许多朝臣反对，毕竟农业税和人头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失去了他们，整个国家又靠谁来支撑，可二十年的时间，如今农业税只占国家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经济支撑，而百分之八十则是依靠工业和第三产业来推动，原本许诺给士族的利益，在二十年间不断被稀释，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徐清根本就没有把这一点点的农业税放在眼里，在他的眼中，商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才是这个国家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