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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1年11月17日
地点：鹿鸣大酒店会议室
主持人：甘茂华
参与会议人员：评论家作家三十人
元辰：
小说写到现在，必须寻求更高层次的回归，回归于小说本身。我鄙夷三十四十年一贯制重复别人和自己，鄙夷企图以小说告诉读者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鄙夷平面记实小说，鄙夷只注重小说的某一要素。同时我必须与鄙夷文学性的劣习作战，只有写小说的时候我才能发现人身上有如此多的劣习阻碍着灵魂净化与艺术修养提高。我们经常用文学以外的危险吓唬自己，并被现实功利的魔鬼引诱。我们必须解除自己身上的束缚。在此我把一些不成熟的观念排列一下，很多是和杜鸿等小说作者的讨论中形成的，不是个人的专利，抛出来引玉：小说只能叹一声，不能给人具体结论，作者只能期望触发感悟；叙述是一种诗性，娴熟才能无巧而巧；具有多重解读可能性的小说从经得起纸面阅读，作者应注重文面、文里与底蕴三重基本结构，小说中的意象宜不断建构与解构；关注精神生态并赤裸精神行走于后位，把握提供阅读线索与隐藏意图的度，力戒偷懒与图解；三分文面七分文里，昂然构思，沉着表达；带着镣铐在人神共惑之域起舞，文面假做真，文里真若假；文化积淀应融入个体记忆与文本要素，让读者记忆在阅读中唤醒；小说的先锋性不仅在可分析的要素，更在不可言说的神秘感受与韵味，没有一种技法是过时的，也没有一种方法是不过时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老的或新的方法抵达人的处境和精神深处。
我知道语言无能如何乖巧，它仍然时时处于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之外，一旦使用它很容易词不达意，必须时刻警惕语言圈套，防止真义在虚拟情景背后溜走，自己在岸上傻等。我于小说中渗透了哲学意义上的彻底悲观，并按我一元二致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来构思人物和细节。但我没有将之涂摸为黑色，没有张扬恐怖、性与暴力。生命的亮色不用张扬必定存在，而精神的不安若不张扬必定被忽视和掩盖。我不想在摧毁一座迷宫的同时建筑另一座迷宫，囚禁自己或他人灵魂。世间万事不可能有最后答案，宇宙人生，自然社会，灵魂文化，莫不如此。一个好的命题一定包括自我否定。且走且歌，怀一而万，居万思一，是人生的态度，也是小说的态度，艺术思维应当既能一又能万，还能万中有一、一中有万，或者不一不万，又一又万。我的散文与小说关连着一元二致的哲学情怀，我关心的是如何将彻底悲观之后的冷静还原于文学文本。艺术情怀是宗教情怀的同体姐妹，正如每个著名禅宗公案是相知相融的两颗心的互激与对悟，与不懂佛的人谈佛是罪过，与不懂艺术的人谈艺术是罪过。而任何一个少有偏见的普通读者，只要生活阅历丰富，情感真诚，对再前卫的优秀艺术，大多有着非凡的感知力。不必担心写得优秀别人看不懂，我这样的半拉子倒是往往看不懂，因为我有了太多既定的欣赏习惯。
杜鸿：
引起广泛争议的长篇白痴，是我2000年写的。我是以一种人格尊严和精神苦闷写这个东西的。我认为，在我对本民族的苦难进行观看的目光中，没有庸俗的企图。在这里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它绝不是像征主义，更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品。
我认为，文学的现状是，语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文本具有心灵和灵魂的感召力，写作意图即思想以最高度的文学性的面目出席在文本里的作品，少之又少，读者的审美企求一次次地失望，之后他们只得无奈地把文学当成了一种无聊的排遗。因此，我们必须从大红大绿，大满大圆的道儒传统里走出来，从西方浓烈的精神和意识的文化图景里走出来，并非建立民族文学地站在本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上，着眼芸芸众生行走的背影，把那些人人心里明了的核心因素包容进我们的作品里，以最后排的语言位置，写并创作着。
基于这个思想，我又相继创作了两部中篇：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和情人与狼的混合物。前者写了七姐妹为了唯一的弟弟，每个人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弟弟的前程，可是后来，弟弟再度落难，便把她们的隐私当作把柄进行敲诈，获得了三十万元，而他的姐姐们重新回到原先的境地里，直到七姐卖淫被抓才露馅。小说写了七个女人由第一次“我的失落”直接孕育了第二次“我的失落”经历一个“他——我——他”的过程。后者写了一个情人为他的画家女友从山上捕捉了一只狼，供她屠杀之后作画，之后，女友将他也杀掉，创作出一幅情人与狼的混合物画作，并获奖发财，女画家最终进入牢房，并把坐牢当成她生命里最高形式的艺术创作。
写到现在这种状态，我感觉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陷入了多重否定与多重肯定的怪圈与悖论之中。这让我很难说清，我想怎么样。包括对传统与新生，排泄物与生命金属之间，距离有多远，我很难说清。
吴过：
1998年前后，我独自一人在家乡宜都的清江边坐了一个下午，静心思考的结果是重新回到书斋中来，重新回到读书和写作的生活中来，也就在那时候，我和元辰的交往多了，关于元辰，最初的印象有三点，依次是：精瘦的汉子，在政府部门任职，喜爱文学和哲学。有一次，我找到了元辰在网上的家西陵借山堂。在一篇名为“杀手”余生的文章中他写道：“用全部的创造力为所有远行者造一间木屋，让他们疲惫的身心暂歇；然后用鞭子把他们赶到无可躲藏的荒野，逼迫他们自己去问——我的家在哪里？”
这样的话让人想起塔希提塔的那个疯子画家凡高，同时也想到高更，想到高更临终前画在墙壁上的巨大的壁画，想到那幅壁画的词：“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对灵魂的终极拷问，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的毕生使命，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想象年终盘点那样，遂一回忆与元辰在网上交往的细节，关于元辰在网上的精彩以及不太精彩的文章，他已在网上漫语中结集出版，前不久宜昌市文艺创作1999至2000年度评奖活动中，几乎所有评委都对这个本书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富有激情的智慧，以及对生命有强烈的冲击力，是元辰网上漫证一书的主要特色，这本书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标尺，表明元辰曾经登上过某个高度。
然而我在此更想说的是元辰的小说创作。众所周知，元辰是政府官员，而且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事务缠身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尤其是需要大块时间的小说写作。今年春节后的一次小聚，元辰私下告诉我，平时太忙，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春节，整个春节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埋头写小说，窗外的鞭炮声、锣鼓声好象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他觉得浑身上下酣畅淋漓，像洗桑拿一样。这个的境地是幸福的，也是让人羡慕的。正是元辰的勤奋，才得以使他的系列小说元家场纪事像母鸡下蛋一样一顺溜诞生，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我看到的中、短篇小说有猫虎人家、巴瓶遗事、午夜金瓶梅、夏日情殇、老僧等计有十多万字。元辰说，他笔下的乡村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相对于生活的真实来说，他更追求艺术的真实，是的，在这方面王尔德说得不错：生活模仿艺术。元辰选择乡村作为写作对象，更重要的想是通过他笔下乡村的那个酒杯，来浇心中的块垒。
我和元辰在一起聊天时，元辰总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有共通之处。我们经常生活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荒谬场景中，还得一本正经地对待那些荒谬，想想确实有些悲哀。但是我要说，恰恰是这些荒谬的生活场景，正是我们记忆宝库中最值得珍惜的一笔财富，这是那些车装船载的文字无法比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敢于、善于从记忆中去发掘它，这需要耗费全身心的精力。元辰是那种舍行为写作付出心血的人，他曾对我说过一些写作计划，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和系列小说，我真诚地希望元辰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真诚地希望能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与这位老大哥继续结伴同行。
相对于元辰而言，杜鸿是一位更年青的朋友。我一直在默默关注这位后来者的写作。杜鸿的脱颖而出，或者说他写作的渐趋成熟，是最近两年的事。迄今为止，杜鸿的作品有散文集怀想三峡，长篇小说石牌保卫战、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中短篇小说困兽、尔雅书院、情人和狼的混合物、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以及一些散文和随笔。整体上看，杜鸿正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抛物线平稳前进，其中或许免不了有曲折、有波动，但是“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有可能，无限的前程。”（余秋雨语）
我对杜鸿的写作看好的原因，是源于读他的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这部小说有一个有趣的开头：“我”被调到文联后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对文字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倦，整天捧着书本或者稿件，却怎么也看不进一个字。这样的状态，对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编辑来说是块致命伤。恰好我也是一名编辑，恰好我也同杜鸿小说中的“我”一样，有过那么一个痛苦不堪的时期，居于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快便进入了杜鸿营造的那座艺术迷宫，读完后感觉这是个好东西，主动将这部作品收入由我主编的网络长篇小说书系（长江文艺出版社），估计明年四月前后出版。
关于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网上有很多精彩的评论文字，杜鸿说，他“是以一种人格尊严和精神苦闷写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为了生育自己的儿子必须和老婆恋爱结婚生了一样。”在对本民族的苦难进行观看的目光中，杜鸿说他没有庸俗的企图。这话我很赞同。但是仅仅没有庸俗的企图是不够的。如何面对一个民族苦难？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健忘的人，他们因为工作和商务的繁忙，将过去的伤痛忘得差不多了，即使偶尔在灯红酒红的宴席厅里被提起，也往往只是为了一种炫耀，昔日的那块伤疤如今变成了金光闪闪的奖章，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被恶梦惊醒，也会想起那些苦难，但是在讲究实际的残酷现实面前，除了一声叹息之外他们实在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丧失记忆的民族，实际上已经是堕落的开始。
在民族的苦难面前，除了健忘之外，更可怕的粉饰。一个民族在苦难和灾难面前，避而不见、无动于衷固然糟糕，更可怕的是昧着良心的粉饰。因此我认为面对民族苦难，仅仅没有庸俗的企图还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作家艺术家在面对邪恶时，要有决斗士们丢下白手套时的那种勇气和潇洒，要坚审自己的基本立场，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此外，在境界方面，我绍终认为，大慈大悲的怜悯远远高于刻毒和仇恨，真正的大智慧应该充满爱意的光芒，那样的光芒是狡黠和小聪明无法比拟的。
我注意到，在杜鸿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话：1998年时，杜鸿已经开始讨厌新写实主义，因为此前的1996年，他尝试写过一个中篇小康工作队（三峡文学），可是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幸亏觉醒得早，没有陷入这种写实的泥潭里面去。否则，就会毁在这种文本手里。杜鸿说，纪实不是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其实新写实本身并没有错——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问题在于粉饰，或多或少的粉饰，或真诚或虚伪的粉饰。王小波用后现代的手法，维妙维肖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有趣的艺术世界；刘震云应用白描的手法，照样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荒谬至极的艺术世界。这两位作家殊途同归的含义昭示了我们，我们今天的文学正在一天天失去读者并不是因为艺术技巧上的原因，我们应该从更深层的地方找出病根。
捷克有一位后来当了总统的作家叫哈维尔，写过一篇文章叫第二口气。我想用哈维尔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这次发言的结束语，与元辰、杜鸿以及今天在坐的各作家、作者、编辑朋友们共勉：“当一个作家进入了良好的写作状态之后，他会不断地写，写得又好又快又轻松，其想象力永不衰竭，然而很快，作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耗尽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进一步继续下去。当然，他可以为他已经说过的东西找到更出色的表达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基本上重复自己。或者，他也可以停留在他最初的喷发所取得的地位上，想方设法保往这个位置，以确保自居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渴求写作的心灵来说，他应该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为止太熟悉的，最初的世界经验，从他自身小小的传统、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自身地位中解放出来，去尝试一种新的和更为成熟的自我界定，与他现在的并且是更为确凿的世界经验相一致。任何人选择了这条... -->>
时间：2001年11月17日
地点：鹿鸣大酒店会议室
主持人：甘茂华
参与会议人员：评论家作家三十人
元辰：
小说写到现在，必须寻求更高层次的回归，回归于小说本身。我鄙夷三十四十年一贯制重复别人和自己，鄙夷企图以小说告诉读者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鄙夷平面记实小说，鄙夷只注重小说的某一要素。同时我必须与鄙夷文学性的劣习作战，只有写小说的时候我才能发现人身上有如此多的劣习阻碍着灵魂净化与艺术修养提高。我们经常用文学以外的危险吓唬自己，并被现实功利的魔鬼引诱。我们必须解除自己身上的束缚。在此我把一些不成熟的观念排列一下，很多是和杜鸿等小说作者的讨论中形成的，不是个人的专利，抛出来引玉：小说只能叹一声，不能给人具体结论，作者只能期望触发感悟；叙述是一种诗性，娴熟才能无巧而巧；具有多重解读可能性的小说从经得起纸面阅读，作者应注重文面、文里与底蕴三重基本结构，小说中的意象宜不断建构与解构；关注精神生态并赤裸精神行走于后位，把握提供阅读线索与隐藏意图的度，力戒偷懒与图解；三分文面七分文里，昂然构思，沉着表达；带着镣铐在人神共惑之域起舞，文面假做真，文里真若假；文化积淀应融入个体记忆与文本要素，让读者记忆在阅读中唤醒；小说的先锋性不仅在可分析的要素，更在不可言说的神秘感受与韵味，没有一种技法是过时的，也没有一种方法是不过时的，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老的或新的方法抵达人的处境和精神深处。
我知道语言无能如何乖巧，它仍然时时处于我们的思想和感受之外，一旦使用它很容易词不达意，必须时刻警惕语言圈套，防止真义在虚拟情景背后溜走，自己在岸上傻等。我于小说中渗透了哲学意义上的彻底悲观，并按我一元二致的哲学观与方法论来构思人物和细节。但我没有将之涂摸为黑色，没有张扬恐怖、性与暴力。生命的亮色不用张扬必定存在，而精神的不安若不张扬必定被忽视和掩盖。我不想在摧毁一座迷宫的同时建筑另一座迷宫，囚禁自己或他人灵魂。世间万事不可能有最后答案，宇宙人生，自然社会，灵魂文化，莫不如此。一个好的命题一定包括自我否定。且走且歌，怀一而万，居万思一，是人生的态度，也是小说的态度，艺术思维应当既能一又能万，还能万中有一、一中有万，或者不一不万，又一又万。我的散文与小说关连着一元二致的哲学情怀，我关心的是如何将彻底悲观之后的冷静还原于文学文本。艺术情怀是宗教情怀的同体姐妹，正如每个著名禅宗公案是相知相融的两颗心的互激与对悟，与不懂佛的人谈佛是罪过，与不懂艺术的人谈艺术是罪过。而任何一个少有偏见的普通读者，只要生活阅历丰富，情感真诚，对再前卫的优秀艺术，大多有着非凡的感知力。不必担心写得优秀别人看不懂，我这样的半拉子倒是往往看不懂，因为我有了太多既定的欣赏习惯。
杜鸿：
引起广泛争议的长篇白痴，是我2000年写的。我是以一种人格尊严和精神苦闷写这个东西的。我认为，在我对本民族的苦难进行观看的目光中，没有庸俗的企图。在这里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它绝不是像征主义，更不是魔幻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作品。
我认为，文学的现状是，语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文本具有心灵和灵魂的感召力，写作意图即思想以最高度的文学性的面目出席在文本里的作品，少之又少，读者的审美企求一次次地失望，之后他们只得无奈地把文学当成了一种无聊的排遗。因此，我们必须从大红大绿，大满大圆的道儒传统里走出来，从西方浓烈的精神和意识的文化图景里走出来，并非建立民族文学地站在本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上，着眼芸芸众生行走的背影，把那些人人心里明了的核心因素包容进我们的作品里，以最后排的语言位置，写并创作着。
基于这个思想，我又相继创作了两部中篇：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和情人与狼的混合物。前者写了七姐妹为了唯一的弟弟，每个人用自己的身体换来了弟弟的前程，可是后来，弟弟再度落难，便把她们的隐私当作把柄进行敲诈，获得了三十万元，而他的姐姐们重新回到原先的境地里，直到七姐卖淫被抓才露馅。小说写了七个女人由第一次“我的失落”直接孕育了第二次“我的失落”经历一个“他——我——他”的过程。后者写了一个情人为他的画家女友从山上捕捉了一只狼，供她屠杀之后作画，之后，女友将他也杀掉，创作出一幅情人与狼的混合物画作，并获奖发财，女画家最终进入牢房，并把坐牢当成她生命里最高形式的艺术创作。
写到现在这种状态，我感觉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陷入了多重否定与多重肯定的怪圈与悖论之中。这让我很难说清，我想怎么样。包括对传统与新生，排泄物与生命金属之间，距离有多远，我很难说清。
吴过：
1998年前后，我独自一人在家乡宜都的清江边坐了一个下午，静心思考的结果是重新回到书斋中来，重新回到读书和写作的生活中来，也就在那时候，我和元辰的交往多了，关于元辰，最初的印象有三点，依次是：精瘦的汉子，在政府部门任职，喜爱文学和哲学。有一次，我找到了元辰在网上的家西陵借山堂。在一篇名为“杀手”余生的文章中他写道：“用全部的创造力为所有远行者造一间木屋，让他们疲惫的身心暂歇；然后用鞭子把他们赶到无可躲藏的荒野，逼迫他们自己去问——我的家在哪里？”
这样的话让人想起塔希提塔的那个疯子画家凡高，同时也想到高更，想到高更临终前画在墙壁上的巨大的壁画，想到那幅壁画的词：“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对灵魂的终极拷问，是一个负责任的艺术家的毕生使命，不然的话，我们的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想象年终盘点那样，遂一回忆与元辰在网上交往的细节，关于元辰在网上的精彩以及不太精彩的文章，他已在网上漫语中结集出版，前不久宜昌市文艺创作1999至2000年度评奖活动中，几乎所有评委都对这个本书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富有激情的智慧，以及对生命有强烈的冲击力，是元辰网上漫证一书的主要特色，这本书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一个标尺，表明元辰曾经登上过某个高度。
然而我在此更想说的是元辰的小说创作。众所周知，元辰是政府官员，而且是一个单位的一把手，事务缠身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尤其是需要大块时间的小说写作。今年春节后的一次小聚，元辰私下告诉我，平时太忙，好不容易盼来一个春节，整个春节期间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埋头写小说，窗外的鞭炮声、锣鼓声好象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他觉得浑身上下酣畅淋漓，像洗桑拿一样。这个的境地是幸福的，也是让人羡慕的。正是元辰的勤奋，才得以使他的系列小说元家场纪事像母鸡下蛋一样一顺溜诞生，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我看到的中、短篇小说有猫虎人家、巴瓶遗事、午夜金瓶梅、夏日情殇、老僧等计有十多万字。元辰说，他笔下的乡村仅仅只是一个符号，相对于生活的真实来说，他更追求艺术的真实，是的，在这方面王尔德说得不错：生活模仿艺术。元辰选择乡村作为写作对象，更重要的想是通过他笔下乡村的那个酒杯，来浇心中的块垒。
我和元辰在一起聊天时，元辰总认为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有共通之处。我们经常生活在一些非常具体的荒谬场景中，还得一本正经地对待那些荒谬，想想确实有些悲哀。但是我要说，恰恰是这些荒谬的生活场景，正是我们记忆宝库中最值得珍惜的一笔财富，这是那些车装船载的文字无法比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敢于、善于从记忆中去发掘它，这需要耗费全身心的精力。元辰是那种舍行为写作付出心血的人，他曾对我说过一些写作计划，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和系列小说，我真诚地希望元辰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真诚地希望能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与这位老大哥继续结伴同行。
相对于元辰而言，杜鸿是一位更年青的朋友。我一直在默默关注这位后来者的写作。杜鸿的脱颖而出，或者说他写作的渐趋成熟，是最近两年的事。迄今为止，杜鸿的作品有散文集怀想三峡，长篇小说石牌保卫战、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中短篇小说困兽、尔雅书院、情人和狼的混合物、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以及一些散文和随笔。整体上看，杜鸿正在沿着一条上升的抛物线平稳前进，其中或许免不了有曲折、有波动，但是“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有可能，无限的前程。”（余秋雨语）
我对杜鸿的写作看好的原因，是源于读他的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这部小说有一个有趣的开头：“我”被调到文联后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对文字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倦，整天捧着书本或者稿件，却怎么也看不进一个字。这样的状态，对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编辑来说是块致命伤。恰好我也是一名编辑，恰好我也同杜鸿小说中的“我”一样，有过那么一个痛苦不堪的时期，居于同病相怜的缘故，我很快便进入了杜鸿营造的那座艺术迷宫，读完后感觉这是个好东西，主动将这部作品收入由我主编的网络长篇小说书系（长江文艺出版社），估计明年四月前后出版。
关于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网上有很多精彩的评论文字，杜鸿说，他“是以一种人格尊严和精神苦闷写这个东西，就像一个为了生育自己的儿子必须和老婆恋爱结婚生了一样。”在对本民族的苦难进行观看的目光中，杜鸿说他没有庸俗的企图。这话我很赞同。但是仅仅没有庸俗的企图是不够的。如何面对一个民族苦难？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健忘的人，他们因为工作和商务的繁忙，将过去的伤痛忘得差不多了，即使偶尔在灯红酒红的宴席厅里被提起，也往往只是为了一种炫耀，昔日的那块伤疤如今变成了金光闪闪的奖章，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被恶梦惊醒，也会想起那些苦难，但是在讲究实际的残酷现实面前，除了一声叹息之外他们实在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一个丧失记忆的民族，实际上已经是堕落的开始。
在民族的苦难面前，除了健忘之外，更可怕的粉饰。一个民族在苦难和灾难面前，避而不见、无动于衷固然糟糕，更可怕的是昧着良心的粉饰。因此我认为面对民族苦难，仅仅没有庸俗的企图还是不够的，这里需要作家艺术家在面对邪恶时，要有决斗士们丢下白手套时的那种勇气和潇洒，要坚审自己的基本立场，这是最起码的底线。此外，在境界方面，我绍终认为，大慈大悲的怜悯远远高于刻毒和仇恨，真正的大智慧应该充满爱意的光芒，那样的光芒是狡黠和小聪明无法比拟的。
我注意到，在杜鸿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话：1998年时，杜鸿已经开始讨厌新写实主义，因为此前的1996年，他尝试写过一个中篇小康工作队（三峡文学），可是发现这是一个错误，幸亏觉醒得早，没有陷入这种写实的泥潭里面去。否则，就会毁在这种文本手里。杜鸿说，纪实不是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其实新写实本身并没有错——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问题在于粉饰，或多或少的粉饰，或真诚或虚伪的粉饰。王小波用后现代的手法，维妙维肖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有趣的艺术世界；刘震云应用白描的手法，照样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荒谬至极的艺术世界。这两位作家殊途同归的含义昭示了我们，我们今天的文学正在一天天失去读者并不是因为艺术技巧上的原因，我们应该从更深层的地方找出病根。
捷克有一位后来当了总统的作家叫哈维尔，写过一篇文章叫第二口气。我想用哈维尔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作为这次发言的结束语，与元辰、杜鸿以及今天在坐的各作家、作者、编辑朋友们共勉：“当一个作家进入了良好的写作状态之后，他会不断地写，写得又好又快又轻松，其想象力永不衰竭，然而很快，作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已经耗尽了自己对于世界最初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他必须决定如何进一步继续下去。当然，他可以为他已经说过的东西找到更出色的表达途径；也就是说，他可以基本上重复自己。或者，他也可以停留在他最初的喷发所取得的地位上，想方设法保往这个位置，以确保自居文坛上的一席之地。但是对于一个真正渴求写作的心灵来说，他应该有第三种选择：可以放弃已经取得的一切，超越他到目前为止太熟悉的，最初的世界经验，从他自身小小的传统、公众期待以及已经建立的自身地位中解放出来，去尝试一种新的和更为成熟的自我界定，与他现在的并且是更为确凿的世界经验相一致。任何人选择了这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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