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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海洋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耗损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他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脚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了。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二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70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30条；50岁至70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50条；30岁至50岁的人必须得会背80条；16岁至30岁的必须至少会背100条。我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50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50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1条10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1条罚20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39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叽哇乱叫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丰产丰收，使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24岁了？”我说：“25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我知道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同年3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功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程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地一下出满了两身子。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我说：“你干啥？”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的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我说：“那你说咋办？”她说：“先忍着不来往。”“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八里外的墓里去。”来日，我骑着大队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提前半个小时到村外等着她。可待我们到了那个墓前时，那墓里又丘进了一副新棺材，墓门被砖和石头堵上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偏僻的庄稼地。再后来，我们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仔细算起来，在以桂枝的死、程天青的疯为标志的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程岗附近的河滩、林地、田头、开会的路上，检查生产的沟里，哪儿都有我们的欢愉和悲哀，都有我们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们的兴奋和羞耻。我们的革命光辉像日光样洒遍了程岗大队的田头地垴，我们卑鄙的精液也流遍了程岗镇的角角落落。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到了县里组织的基层三级干部在我们大队召开了第一批“三统一”和“一帮一”的革命现场会，县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我被吸纳为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把所有参观我们程岗的领导、干部送到村头的五辆卡车上，又把王镇长一行人送走后，新的成功使我忍无可忍了，岩浆的高温不能不喷发勃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热情燃起的肉体的火焰了。我把红梅叫到了村头第九队的打麦场边上。那儿距村里半里远，三面是有绿有黄的小麦地，一面是耙耧山的一道坡。那面坡正把麦场和村落隔开来。我们先装出是去各队麦田检查田头“三忠于”的大牌子，去看看庄稼的长势和旱涝，后来就到了那麦场的边儿上。田野无人，谁家的一只羊羔在远处的地里啃着麦，咩咩的叫声又细又软地传过来。到那麦场的边上时，我把脚步停下了，火辣辣地死盯着特意为迎接参观的干部穿了一件军用布衫的红梅，用目光把她的衣服剥得一件也不剩。她四处看看说：“爱军，危险哩，不行呀。明天第二批参观的人就到村里了，被人看见就一切前功尽弃了，就全都鸡飞蛋打了。”我说：“红梅，我成了镇党委的委员啦，县委组织部的李部长亲口给我说过了，说现场会后就宣布，就正式下文件。”那时候她先是有些惊奇，有些不相信，可看着我一脸红彤彤、热狂狂的正经时，她啥儿也没说，退着到麦场外边朝远处望了望，回来就一把将我拉进了两个秸秆垛的缝儿里，自己动手把麦秸秆上的麦秸拽下一地当做被褥铺起来，三下五下就把衣服全都脱下了。被她拽下的一片雪白的麦秸散发着温暖的草气和田土的混合味，而麦秸秆上被一个冬天雪伏雨淋的腐味，也正从她撕拽麦秸的一个口上喷出来，像她为它们把关闭了一冬的寂寞打开了门窗样，腐暖的热味从秆上跌跌撞撞扑出来，把两个麦秸垛的缝儿塞满了。在那热白的气味中，我们像捂在一个被子里，冬末春梢的冷凉没有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仔细地观看她的赤裸了，每一次我俩如贼一样的抚摸、偷情都是那样的匆忙和忙碌，都是那样的胆怯和恐惧。这一天，在我将成为一个镇党委委员的前夕里，革命又一次胜利的喜悦把我们的头脑冲昏了，把我们的警觉打消了，把我们的胆怯替代了。那儿离村子只有半里远，离程庙只有二百米，只要走几步拐过那道低矮的山坡儿，一迈腿从水渠的石桥面上跨过去，也就到了村落里，就到了程庙下。可是，我们不顾一切了。她不顾一切了，把衣服全都扔在麦秸垛下，立在那两个麦秸垛的缝儿里，如那一次脱光后立在坟口一模样，赤裸的身上散发着柔白的光亮和香味，双脚和那十粒红色脚趾甲都埋在地上的麦秸里，目光柔柔粘粘地落到我身上。“祝贺你高升，爱军。”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解着扣儿说：“我有一天成为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了，你接着干支书；我如果当了镇党委书记，你就去当副书记。”她说：“你先别解扣儿，你看看我是不是有了啥变化。”我把手停在扣儿手，又一次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发现她的脖子上用红线系了一枚精美的心形纪念章，扣儿一样大，正挂在她的乳间的沟缝里，使人想起冬日里的晨时从耙耧山后升起的红日头。我说：“纪念章挂在这儿好不好？”她说：“这是你我革命事业的护身符。”又说：“你还发现啥儿呢？”我把目光从她上身往下移，又发现她的小腹明显地胀起来，原来皮带下的孕纹比先前浅起来。我有些吃惊了。“你怀孕啦？”她摇摇头，脸上的笑如着了一层霞云儿。我说：“你胖了。”她问：“你喜欢我胖还是我瘦？”我说：“都喜欢。”她说：“喜欢我像城里人一样苗条我就少吃一些饭。”“胖些也好。”我说着拿手指去她小腹上轻轻地抚摸着，... -->>
1红海洋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耗损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他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脚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了。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二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70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30条；50岁至70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50条；30岁至50岁的人必须得会背80条；16岁至30岁的必须至少会背100条。我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50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50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1条10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1条罚20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39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叽哇乱叫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丰产丰收，使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24岁了？”我说：“25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得到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我知道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同年3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功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程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地一下出满了两身子。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我说：“你干啥？”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的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我说：“那你说咋办？”她说：“先忍着不来往。”“那不行。一点都不行，你这是要把我急成程天青那样的疯子哩。”我说“明儿我骑车带你到十八里外的墓里去。”来日，我骑着大队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提前半个小时到村外等着她。可待我们到了那个墓前时，那墓里又丘进了一副新棺材，墓门被砖和石头堵上了。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块偏僻的庄稼地。再后来，我们既是一对伟大的革命者，又是一对卑琐的偷情者。既是一对觉悟者，又是一对执迷不悟的沉沦者。仔细算起来，在以桂枝的死、程天青的疯为标志的革命成功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在程岗附近的河滩、林地、田头、开会的路上，检查生产的沟里，哪儿都有我们的欢愉和悲哀，都有我们的高尚和卑劣，都有我们的兴奋和羞耻。我们的革命光辉像日光样洒遍了程岗大队的田头地垴，我们卑鄙的精液也流遍了程岗镇的角角落落。终于到了那么一天，到了县里组织的基层三级干部在我们大队召开了第一批“三统一”和“一帮一”的革命现场会，县委的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我被吸纳为不脱产的镇党委委员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把所有参观我们程岗的领导、干部送到村头的五辆卡车上，又把王镇长一行人送走后，新的成功使我忍无可忍了，岩浆的高温不能不喷发勃射了。我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热情燃起的肉体的火焰了。我把红梅叫到了村头第九队的打麦场边上。那儿距村里半里远，三面是有绿有黄的小麦地，一面是耙耧山的一道坡。那面坡正把麦场和村落隔开来。我们先装出是去各队麦田检查田头“三忠于”的大牌子，去看看庄稼的长势和旱涝，后来就到了那麦场的边儿上。田野无人，谁家的一只羊羔在远处的地里啃着麦，咩咩的叫声又细又软地传过来。到那麦场的边上时，我把脚步停下了，火辣辣地死盯着特意为迎接参观的干部穿了一件军用布衫的红梅，用目光把她的衣服剥得一件也不剩。她四处看看说：“爱军，危险哩，不行呀。明天第二批参观的人就到村里了，被人看见就一切前功尽弃了，就全都鸡飞蛋打了。”我说：“红梅，我成了镇党委的委员啦，县委组织部的李部长亲口给我说过了，说现场会后就宣布，就正式下文件。”那时候她先是有些惊奇，有些不相信，可看着我一脸红彤彤、热狂狂的正经时，她啥儿也没说，退着到麦场外边朝远处望了望，回来就一把将我拉进了两个秸秆垛的缝儿里，自己动手把麦秸秆上的麦秸拽下一地当做被褥铺起来，三下五下就把衣服全都脱下了。被她拽下的一片雪白的麦秸散发着温暖的草气和田土的混合味，而麦秸秆上被一个冬天雪伏雨淋的腐味，也正从她撕拽麦秸的一个口上喷出来，像她为它们把关闭了一冬的寂寞打开了门窗样，腐暖的热味从秆上跌跌撞撞扑出来，把两个麦秸垛的缝儿塞满了。在那热白的气味中，我们像捂在一个被子里，冬末春梢的冷凉没有了。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仔细地观看她的赤裸了，每一次我俩如贼一样的抚摸、偷情都是那样的匆忙和忙碌，都是那样的胆怯和恐惧。这一天，在我将成为一个镇党委委员的前夕里，革命又一次胜利的喜悦把我们的头脑冲昏了，把我们的警觉打消了，把我们的胆怯替代了。那儿离村子只有半里远，离程庙只有二百米，只要走几步拐过那道低矮的山坡儿，一迈腿从水渠的石桥面上跨过去，也就到了村落里，就到了程庙下。可是，我们不顾一切了。她不顾一切了，把衣服全都扔在麦秸垛下，立在那两个麦秸垛的缝儿里，如那一次脱光后立在坟口一模样，赤裸的身上散发着柔白的光亮和香味，双脚和那十粒红色脚趾甲都埋在地上的麦秸里，目光柔柔粘粘地落到我身上。“祝贺你高升，爱军。”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解着扣儿说：“我有一天成为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了，你接着干支书；我如果当了镇党委书记，你就去当副书记。”她说：“你先别解扣儿，你看看我是不是有了啥变化。”我把手停在扣儿手，又一次仔细地打量着她，忽然发现她的脖子上用红线系了一枚精美的心形纪念章，扣儿一样大，正挂在她的乳间的沟缝里，使人想起冬日里的晨时从耙耧山后升起的红日头。我说：“纪念章挂在这儿好不好？”她说：“这是你我革命事业的护身符。”又说：“你还发现啥儿呢？”我把目光从她上身往下移，又发现她的小腹明显地胀起来，原来皮带下的孕纹比先前浅起来。我有些吃惊了。“你怀孕啦？”她摇摇头，脸上的笑如着了一层霞云儿。我说：“你胖了。”她问：“你喜欢我胖还是我瘦？”我说：“都喜欢。”她说：“喜欢我像城里人一样苗条我就少吃一些饭。”“胖些也好。”我说着拿手指去她小腹上轻轻地抚摸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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