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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权力。”我们本来已经被这新鲜、刺激、又彼此显示才华的游戏鼓动得各自心神不宁，兴奋不已，狂躁不安；本来已经为自己和对方在25分钟之内所显示的语言天赋所始料不及而彼此倾倒震撼，本来为彼此分出胜负后由谁来用嘴去把对方的扣儿全解开，用嘴去把对方的衣服全都脱下来的吟念品评中争论不休———因为我们都想享受对方用嘴去解自己的衣扣儿。我俩在评论中都说自己的作品好，说自己的作品思想深邃，境界高尚，语言优美，富于才华；说对方的作品浅薄直露，离题万里，牵强附会。照理读完作品之后，我俩该有一段唇枪舌战、口目为仇、以仇为爱的综合的评论和争论，可红梅把我献给她的两句豪言壮语读完时，她立在那儿又默默念一遍，默默想一会，便极度动情地说：“爱军，你让我咋样用嘴解你的扣儿吧。”我躺在了床上。我让她首先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跪在床边，从我的脖子开始，把我套在军用绒衣上的制服扣儿一粒一粒咬开，又把绒衣、衬衣的扣儿一粒粒的咬开、脱掉后，让她用嘴把我的皮带解开了，把我裤前门上的扣儿咬开了，把我的裤子、线裤和裤衩儿用嘴脱掉了。她的嘴唇光滑湿润，舌尖和牙齿灵灵巧巧，解我贴身的衣扣时，脱我贴身的衣裤时，像一条柔美的虫儿、蝶儿在我的身上盘腾一阵走一阵，走一阵又停下来盘腾一阵儿，每到一处，那虫儿、蝶儿的呼吸就热热暖暖吹在我的肌肤上，像一股凉爽的细风不停地吹在我焦热滚烫的身子上。我早已经热血沸腾，情绪激昂，耐不住要和她做那件事儿了，吟念作品未到末了时，就已经挺拔坚硬了，可我以少见的毅力忍耐下来了。我要享受尽她唇儿、齿儿、舌儿在我身上的游动和爬行。我最少要享受了四十分钟或者一小时。我看着她伏在我身上，呼吸粗重，大汗淋漓，落下的汗粒和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一样时，我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方式，把她如赶行了上百里山路的绵羊般扑倒在我的身子下。终于，她舒展、欢快、尖厉的梅红色叫声又一次在地道久久地回荡着不肯散去，电闪雷鸣般做完了一次那事儿，我们静静地躺在土床上，她一只手扶着我肩膀，另一只放在我的胸脯上，像在水里漂久了爬上了岸一样心满意足地喘息着，享受着。我把一只手插在她的头发里梳理着，另一只放在她乳房上抚摸着，如一个兄长在安慰着受累受屈的妹妹样，目光从她发亮的额上穿过去，望着对面洞壁上贴的我们的游戏和作品。我说：“红梅，你进步多啦。”她扑闪一下眼：“啥？”
我说：“文才和理论，口才和觉悟。”她一笑：“跟着你受了不少锻炼哩。”我说：“你谦虚。”她说：“是真的，你是我革命的老师嘛。”翻个身，她拉我的手，果然像学生想让老师拉着走路样。我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得得意意道：“不仅是老师，而且是导师。”她却望着洞顶，一丝不苟，又有些伤感地道：“我不想让你当我的老师，也不让你当我的导师，只让你辈子当我革命的情侣就够啦。”我也一丝不苟地望着那挂有水珠的洞顶了：“我不是已经是你的革命情侣啦？”她说：“我说是一辈子。”我说：“肯定是一辈子。”她说：“难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大才华哩，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道。现在你才是镇长，你当了县长、专员、省长谁知你会变成样呢。”我说：“革命形势允许我朝三暮四吗？”她说：“那倒是。我允许，革命也不会允许哩。”我说：“其实———红梅，我也怕你中途变节哩。”她说：“我不会。肯定不会哩。”我说：“啥根据？”
她说：“你能撤我的职，能开除我党籍哩。”我说：“我能吗？”她说：“你有这个权力呀。你注定你永远都是我领导呢。”我说：“那倒是。”这当儿，她把目光从洞顶移开了，突然坐起来，望着满墙的画像和标语，说：“爱军，我们得宣一个誓。”“啥儿誓？”“把我们的爱情向伟人们宣誓。”“行。”我也折身坐起来“为了表示尊敬，我们得把衣裳穿起来。”“不用。”她说：“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儿女，儿女在父母亲面前赤裸着更见真情呢。”我想了一会说：“倒也是。”我们就赤身裸体地站在了画像和我们才华横溢的作品下，把呼吸屏住了。我先举起右手说：“我宣誓：我高爱军一生除了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您的思想、忠于社会主义路线之外；除了永远孝敬母亲，让母亲安享晚年之外，就是永远忠于我和夏红梅同志的爱情，让我们的情谊如苍松翠柏、南山岩石。”红梅瞟着我：“你当了县长、专员、省长哩？”我和伟人四目相对，右手捏得更紧，举得更高：“职务变了心不变，海枯石烂心如铁。”红梅扭头盯着我：“我老了，人枯了，满身皱纹，不再漂亮咋办呢？”我咬咬我的下唇儿：“人过百岁心如初，白发苍苍见真情。”红梅又重问：“变了咋办呢？”我为她对我的不信任而生气，半愤半誓道：“你向党中央、毛主席揭发我腐化堕落，揭发我是假革命，是虚伪的马列主义者，把你我的关系印成传单，我当县长了，你把传单撒遍地委大院；我当专员了，你把传单撒遍省委大院；我当省长、省委书记了，你把传单撒满北京城。”她不再言语了。我把右手放下时，看见她站在那儿，身上洁白无瑕，如一条玉柱，眼上却含着两滴清泪。我说“该你了，宣誓吧。”她和我一样慢慢地举起右手，仰头望着画像。右臂上的血管呈出深青色，像春天来时的麦棵或者草藤儿。她说：“我除了高爱军同志说过的‘三忠于’，就是对我的闺女程桃儿要尽心尽力的培养教育，我要让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最优秀的红色革命接班人。让她这辈子不吃任何苦，有享不完的福，长大后，有个好工作、好前程、好男人、好家庭。”（我想起我在宣誓中忘说我的孩娃红生和闺女红花了。听完红梅的话，我在心里向我的孩娃们起了一个誓，把红梅说给桃儿的话又在心里给我的孩娃们迅速地默默念了一遍儿。）“关于我和高爱军同志的关系，”（我心里惊一下，立马收回心来望着红梅，看见她捏紧的右手的小拇指所旋成的那个肉窝儿成了血红色）她说：“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的丈夫程庆东，但我和高爱军同志的关系是最最纯正的革命爱情，就像肖长春和焦淑凤，像保尔和冬尼亚。这里我向您老人家发誓：我愿意至死都做高爱军同志忠贞不二的革命情侣，若有丝毫的变心，让我双眼失明、五雷轰顶，暴尸野外。”我说：“高爱军老了哩？”她说：“高爱军老了我也是他的人生伴侣，和他的拐杖一样。”我说：“他当不上县长、专员、省长哩？”她说：“他就是有一天蹲监狱，我夏红梅也会挎着竹篮给他送饭儿。”我说：“他没老，可他有病了，身子不行了，再也不能让你有女人的欢爱咋办哩？”她也有些生气了：“我夏红梅是你革命的同志、战友和兄妹，不是要在你身上寻欢作乐的寄生虫，你身子不行了，不能让她夏红梅有欢有爱了，她夏红梅一不变心，二无怨言；反过来，只要你还需要她夏红梅，她还能让你高兴和快乐，她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尽她所能。你让她咋样她就准会咋样儿。”我逼问：“要万一让她咋样她偏不咋样哩？”她说：“你把她身上最不能见人的地方画下来，把她哪儿的痣、哪儿的筋脉全都画下来，印成宣传画儿撒遍全世界。”我说：“你把胳膊放下吧。”她说：“你再把胳膊举起来。”我又把宣誓的右手举在了半空里。她把自己的右拳朝空中送一送：“苍天在上，伟人作证，我今天立下的誓言，句句真情，字字诚意，今后有半句食言，请你们让我头断血流，死无葬身之地。”我被冬梅的誓言感动了，真的被她感动了。我想我一定要说几句更为感人的话，我说学着红梅的样儿把拳头最后朝高处送一送，想了一会道：“苍天在上，伟人作证，和她一样，我高爱军今天说的一字一句，若有半点假意，若有半字食言，请你们断我前程，毁我名誉，在一万群众面前把我碎尸万段，让不计其数的人民群众和我的儿儿孙孙，每一个人都再在我千零万碎的尸体上踏上一只脚，让我永生永世，千秋万代加上万代千秋、永世永生，都无平反之机，都无昭雪之日。”如我所料，我最后几句话的情真意切，又一次把红梅震动了，把她征服了，（我真的具有罕见的演讲口才哩。我完全是一个永远真情的演说家）。我最终放下右手时，她又一次眼含热泪，痴情怔怔地盯着我。我也望着她。我们的眼睛都被对方的真情湿润了。我们反反复复紧紧地抱在了一块儿。我们只能紧紧地抱在一块儿，让她赤裸光滑的肌肤贴在我身上，让我赤裸粗砺的皮肤贴在她身上。我们颠颠狂狂地倒在洞地上，滚在一块像是一个人。洞地上的潮湿像水样从我们因为感动而张开的毛孔中浸进人肉里、血管里和骨髓里。从洞顶落下的水珠在洞地上成了泥水后，粘在我们翻滚的身子上。我们就在那泥地上像车轮一样滚动着，为对方献出的肉身真情而感动。最后，就在那泥地上我们又疯狂了一次那事儿，便精疲力竭睡着了。这当儿，量变悄悄转为质变了，新的矛盾发生了。灾难降临了。历史的车轮逆转了。革命陷入螺旋式上升的陷阱了。不知道我们睡得到底多深入，不知道我们睡了有多久，不知道那时候是几点又几分。那当儿，隐隐的有沉暗的脚步响过来，似乎是响在梦里边，又似乎是响在现实里。几乎是同时，我和红梅如两条被抓住又脱手的鱼样一跃坐起来，同时看见了程庆东手里握着一个手电筒，脸色铁青地出现在了地道的洞房里。他人形本来单薄瘦高，不消说，从地道走来时，不知哪儿该低头，哪儿该侧身，额门上有两片撞在地道上的泥，三七开的分头长发，有一撮粘着黄泥垂在额门前。不消说，那么长的地道通向他家，本来已经把他吓坏了，当看到我和红梅赤裸裸搂着睡在泥地上时，他一下懵住了。也许他已经在我俩的赤裸面前怔怔地看了许久，脸色才慢慢由惊奇转为变了形的铁青色，也许他刚在洞房立下来，我们的警惕已经把我俩摇醒了。看见庆东铁青的脸色时，我脑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到土床头上把裤子抓到手里边，仿佛程庆东的突然出现不是来捉奸，而是想来抢我的衣裤穿。可就在我要起身去抓裤子时，红梅却如刚刚从自己家里床上睡醒样，平平淡淡问了句：“庆东，你没去九都开会呀？”程庆东把目光拧在了红梅的身子上，从牙缝挤出了三个浓青浓紫的字：“不———要———脸！”这三个字在一瞬间把红梅骂醒了，使她轰隆一下明白啥儿事情发生了，立马本能地把双手遮在了自己两腿的秘地间，脸刷的一下变白了，人像被抽了筋样突然朝庆东跪下来。就在这一问一答和一跪间，我起身去抢衣裤的动作慢下来，在我扭头瞟看红梅时，程庆东上前一步把我和红梅的衣裤全都抱在了怀里边。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在这瞬息万变的景况中进展着，不可捉摸的矛盾在这特殊的条件里变化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升将上来了，先前的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了。我以为程庆东抢到我们的衣服后，会和我与红梅讨价还价的，会要挟我俩如何如何的，没料到他把衣服抱在怀里，突然转身朝他家的方向走过去（我给红梅买的粉红针织裤头掉在地上，他又慌忙捡起来），那样子仿佛他果真不是为了来捉奸，而是为了来抢我和红梅的衣服穿。他的脚步急切沉闷，往洞外走去时，如要逃走样，想要跑却因路道不熟，只能快步地走，说是走，却是跑着样，很快他和他那贴在地道壁上的影儿就消失不见了，只留下土黄色的脚步声敲在洞房里，砸在我和红梅僵在那儿的赤身裸体上和内里一片空白的脑壳上。灯光昏昏乎乎。程庆东的脚步声愈来愈小。突然，跪在那儿的红梅从地上弹起来，如脚地烫了她的脚心样，失急慌忙蹦一下，双手手心向上，捏成拳头，硬在她的乳房两侧，额门上挂着豆大的汗珠，望着庆东走去的地道口儿大声说：“爱军，庆东一出去你我全完啦！”这是神灵给我的提醒，是形势给我敲响的警钟，是在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矛盾中红梅递给我的一把解决主要矛盾的金钥匙。那一刻，我记不起来我都想了啥（我想到了“革命离不开暴力”那理论依据没？）也许我那当儿啥儿也没想，也许我头脑中一闪而过了“革命离不开暴力，有时暴力往往是最有效的革命”那句话，就一把抓起洞房角上的铁锨沿着通道朝程庆东（大步流星）追过去。你们想，那地道的路线他程庆东哪有我熟呢？你们想，他穿着冬寒的棉衣，又抱着我和红梅的衣裳，而我赤身条条，他哪有我跑得快捷呢？在将到程前街程庆安家地基下的那个气孔前，庆东在我追赶的脚步声中，沿着地道向前跑了几步突然摔倒了。我手中的铁锨便如刀样朝他头上砍下了，像切瓜一样砍下了。就这样，他就死了哩。他尖叫一声就血溅泥壁死了呢。2铁锨革命歌男：抓革命，促生产，一张铁锨把地翻；女：一张铁锨闹革命，吓得敌人心胆颤；男：铁锨翻地又反天，亿万人民笑开颜；女：铁锨可做枪，英雄斗志昂；男：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阳。3斗争是革命症患者的唯一良药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我们把程庆东的尸体拖回洞房，埋在了靠北的标语下面。埋完后我们就知道，那两年来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次灵魂和人身欢愉的地道，怕我们不会再去了。有程庆东在那儿，我们去了也不会再有灵魂的欢笑和人身的高潮了。从地道把红梅送回家，夜已经十丈深远。我们蹑手蹑脚从她家厦房的立柜出来时，彼此都还有些力气，只是感到紧张后的劳累和疲惫，然红梅看见在院里月光下等她回家已经睡着了的桃儿时，她忽然就瘫坐在那儿，把桃儿抱在怀里，不哭不泪，人如寒冷样抖起来。我说：“你咋能这样哩？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呢。”她说：“你走吧，趁桃儿还没醒。”“千万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最后我这样又嘱托一句，便从红梅家里出来了。我沿着村街回了家，像出门开会回家迟了样走在村街上。路上竟没有碰见一个人。竟连一条狗也没碰到。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程岗大队一如往日。冬天的风还是那么冷，把宣传园地的宣传画吹得四分五裂；午时的日头，还是那么暖暖懒懒，没火烤的村人都在日头地里扎堆儿，捉虱子，说闲话；一早井台上打水的轳辘声也还是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响。这三天我去镇上开了两个会，王镇长念文件时还是那么摇头晃脑，会开完了照样半冷不热地问一句：“高副镇长，还有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散会。”一切都一如往日哩，和啥儿事情也没发生一个样。连学校该程庆东上语文课时，讲台上空无一人，别的老师也才说了句：“程老师开会还没回来呀？那我们今天还讲算术吧。”第四天，红梅去了程寺，对她的公公、老镇长程天民说：“爹，庆东去九都开会咋还没回哩？会是一天，连路上就算三天，今儿也已经四天了。”第五天，红梅又到程寺找公公，焦焦急急说：“五天啦，还没回来呀！”第六天，红梅到九都去找她的丈夫了。程庆民拉着桃儿的手把她送到镇车站的长途客车上。第七天从九都传回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说关于九都教育局召开的“学习张铁生经验交流会”因故在七天前都已取消了，一部分代表接到通知就没去，没接到通知的代表去了当天也就返回啦。而与此同时，在那几天里，九都市的大街和广场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两起派性斗争。在派性的革命战斗中，交战双方都动用了真枪实弹，各打死对方三人，打伤十几人，还有误死的两具尸体在广场上扔了两天无人领；交通事故中死了七人，有四个死者的亲属当天就去认领了尸首，有三具尸体三天无人认领。这些无人认领的尸体，最终都被政府的有关部门送往在移风移俗的伟大号召下正方兴未艾的火葬场里火化了。（天苍苍啊天苍苍，地茫茫啊地茫茫！）红梅是抱着一个骨灰盒从九都回来的，她从黄昏的落日中下了长途客车，看见车下一片脸色苍白的老师和学生们，看见我带领的沉默着的大队党支部的干部和社员们，看见程天民抱着桃儿瘫坐在人群里，她的眼泪哗啦一下就涌将出来了，两腿一软，人差一点倒在去接骨灰盒的程庆林的怀里边。“你咋能掉出眼泪哩？”“我看见桃儿啦，她以后真的没有父亲了。”“你不信我会对桃儿好？这最起码的觉悟和人道主义我还有。”“信。可她说啥也没有亲生父亲啦。”“你这还是留恋程庆东，把我俩的革命友谊看得没有你和庆东的私人感情重。你必须从阴影中走出来，眼望未来，注重光明，以大局为重；以我俩的前程和革命事业为重。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是为了轻装上阵，快马加鞭，更快更好地去实践我们的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你前天学习的文件啥精神？”“要继续狠抓农业学大寨。”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风息浪止了。没有人不相信程庆东是到九都开会误中革命斗争的枪弹而死的。我们现在分析前因后果，毫无疑问，程庆东也许早就怀疑我和红梅的关系了，因苦于没有证据而不能言声，苦于我和红梅都是如日中天的革命者而不敢言声，苦于自己那种乡村知识分子的懦弱而不愿言声，只是到了去九都开会以后，给了他一次突然返回村里的机会，才悄悄走进了红梅住的厦房里，才发现了那个地道口。可是，他从车站沿街回到家怎么会没有碰到一人？是他为了突然出现而有意躲着村人吗？还是他那天（到底啥儿时候哩？）返回时恰巧街上人稀户静呢？再或，有人见了他，也并不刻意去记住见过他，忽然红梅把骨灰盒抱将回来了，见了他的人也不敢相信到底见没见过他。总之，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给程庆东开了一个追悼会。在埋了骨灰之后，程天民大病一场，到镇卫生院住了半月院。出院后他人就老了哩，像桂枝死后程天青突然疯了样，他老得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回到程寺里，他很少再走出那寺庙。人们很少在村里见过他。事情就是这样，斗争是残酷的，革命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必然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在那整个冬季里，红梅总是无精打采，缺少朝气，无论我如何向她讲解、灌输人要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胸怀大志，为明天奋斗的革命道理，她都心不再焉，似听非听。我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她说她一睡着，就看见庆东的头被我用铁锨像切瓜样劈开的模样了，就看见埋庆东时，庆东无论如何不肯闭眼的模样儿。为了让她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无论在哪儿，没人时，我都热情地对她进行拥抱和爱抚，可她都没反应。我拉她垂下的手，像我捡起了一枝树枝样；我去亲吻她，像亲两片红橡胶。我鼓着劲儿去解她的衣扣儿，去抚摸她的胸，她虽然没阻拦，可依旧没回应，像我在饥不择食中去咬冷蒸馍。那个冬末，她成了革命中的行尸走肉，成了我们爱情中的活泥人，成了程岗村人民群众真正的同情者。总而言之，她患了革命忧郁症，患了革命失意症。我作为她的领导人，作为她革命的引导者和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情侣，我有责任把她从这忧郁、失意中救出来。我知道对于患病的革命者，最好的良药仍然是革命。在革命中跌倒，就让她在革命中爬起来。而在战争时期，革命最好的方式是荷枪实弹去战斗，是让患者上战场。上了战场他把一切也都忘记了，一切病症也就因此解除了。而在非战争岁月里，革命最主要的形式是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开会，在会议上发言或者不发言，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评和批判，这样的斗争就可能把革命者的病症慢慢解除掉。那些日子我不停地让红梅去开会，凡能让她替我的会议我都让她去参加，能让她替我发言的讲话我都把她推到主席台上去。到冬末的二月间，县里给镇上分下来一批低价尿素肥，是日本国产的纯尿素，尿素的袋子是尼龙布，按往常惯例，镇上把尿素分给各大队，各大队再把尿素分给各个生产队，然后施完肥后，再把尿袋儿收回来，照顾给那些军属、烈属和“五保”的老人们。我们已经把尿素的下发计划拟好了，也把尿素袋儿分好了。除了军烈属和五保户，每家一个尿素袋儿，刚好可做一条裤子穿或者一个染色布衫儿，其余的袋子，计划分给党员干部们，分给那些革命的骨干分子和阶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然就这当儿，镇上召开了一个春前基层干部扩大会，扩大到各生产队的正队长，在这个会议上，王镇长不经党委研究，擅自决定把去年夏秋两季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写在一张巨大的白纸表格里，贴在镇上的会议室。在那表格里，程岗大队去年小麦亩产只有210斤，玉蜀黍亩产290斤（我们把积肥运动放松了），年人均口粮190斤，每个工（10分）只有一毛七分钱。就是说，一个劳力干一天只挣0。17元钱，每天粗粮细粮只有6两吃（我们程岗大队是吃返销粮最多的社会主义集体）。这数字为全镇倒数第一，而别的大队最不济也平均亩产320斤，每个工三毛五分钱。亩产最高的是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大队，亩产427斤半，每个工五毛一分钱。王家峪大队支书正是我前边说过的那个赵秀玉。王家峪大队也正是王镇长的家。这个扩大会我仍然让红梅代表程岗大队参加了，会期一天半，吃住都在镇政府，日程安排是头半天学文件，二半天王镇长总结革命和生产，三半天是讨论。轮到王镇长总结的那天后晌，他就把统计表贴在了会议室，这下各大队的干部就炸了，看到“新延安”的革命热火朝天，而人均口粮只有190斤，人均工值只有一毛七分钱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红梅身上了。更为重要的，王镇长在会上把那张图表念完后，竟突然宣布说：“为了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春天的化肥和救济粮要拿出一半奖给那些亩产超过350斤的大队、生产队，亩产超过400斤的大队最少要奖励救济6000斤粮食，低价尿素50袋。”会场上轰隆一响，所有的目光又都馋涎欲滴地羡慕到了王家峪大队的赵秀玉的身上和脸上。红梅在大会休息时离开会场了。“这是王振海公开出我们程岗大队的丑。”她回来到大队部里找到我，（我那天是去大队部里干啥哩？）“是向各大队宣布我们程岗大队无非是个假典型，是镜子里的烧过不能吃，水里的月亮发不了光。”我们因为爱情的狂热和跌落已经把和王镇长的斗争放到慢处了，没想到王镇长在我和红梅的多事之秋给我们刮风又降雪。这又应验了那句话，在革命的斗争中，你不征服敌人，敌人就会征服你；你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待他羽毛丰满，他就会鹰一样扑向你。少分给我们化肥我们春天如何搞生产？少分给返销粮我们让百姓吃啥儿？红梅给我说着时，我在叠着一张纸。叠着纸我冷而坚定地对我自己说：阶级是不可以调和的；斗争是决然不能停止的。“这是‘王振海有意给我们走新路’的穿小鞋”红梅说：“我们提前把尿素袋儿都分给社员了，现在不给我们化肥让我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交待呀！”真的记不得我那天是去大队部里干啥了，我就坐在桌子前，不慌不忙地叠着桌上的一张纸，像红梅的话压根没听见。红梅说：“高爱军，你咋不说话？你以前天天说要把王镇长推翻掉，说你要当脱产的高镇长，可这二三年不再听你说这话儿了。现在王镇长敢公然在你高爱军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了，你却连屁都不敢放出一个啦。”我依然看着手里的纸，叠得不能叠了还在叠（我有胸怀若谷、处事不乱的风度呢），直到把一张纸叠成一个方团儿。红梅着急了，她忽然把我手里的纸团夺下来，扔在桌子上：“高爱军，你不是自称你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该你出面革命了，该你给大伙出谋划策了，该你向王振海宣战了，可你为啥不说话儿啦？不敢出面了是不是？斗不过王振海了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是不是？”红梅这样说着时，她的脸上又有了先前的光亮和激动，又有了一谈到革命和遇到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的不安和兴奋。我看出来斗争这剂良药开始在红梅身上生效了，她的那种忧郁由于革命斗争受到了挫折，或者说她作为年轻、漂亮的女支书受到了王振海的藐视感到人格受到污辱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用脚在地上拧一下说：“他妈的，阶级和阶级，果然不能调和哩，你不把他置于死地，他就早晚会把枪口对准你。”我说：“红梅，有些事情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就必然会报。现在王振海又向我们程岗大队开枪了，在你我都心神不宁的时候开枪了。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坐而不动，置若罔闻了；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我说：“红梅，你现在就回到会场上，密切注意王振海和赵秀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一腿儿。王振海他老婆是瘫子，在床上不能做那事，我就不信王振海他妈的真的是圣人。”红梅望着我没有动。我说：“你去呀。会上该吃午饭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弄出一点线索来，有一丁半点他和赵秀玉的线索就能把他王振海掀翻掉。”红梅便将信将疑又信心十足的走去了。红梅再次从会上回来已是吃过午饭的后半晌，我们仍然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仍然坐在我们曾几次当床用过的榆木腿、柳木面的桌子前。我说：“咋样？”她半神半秘说：“有些异样儿，吃午饭时王镇长把他碗里的肉往赵秀玉碗里夹了几块儿；赵秀玉说：‘不要不要。’王镇长说：‘客气啥呀，我们在外边比你们在山里吃肉多。’”我问：“王镇长给别人夹肉没？”红梅说：“没有见。”我有些兴奋了：“还有别的啥？”红梅说：“散会时王镇长在政府门口送各大队的支部书记，我觉得他和赵玉秀握手时握得紧一些，也握得时间长一些。”我问：“握手时赵玉秀的脸红没？”她有些遗憾道：“当时我在赵的身后没看清，但我觉得王镇长的眼睛特别亮。”我说：“日他祖先，百分之二百他们有一腿。”她说：“不一定有一腿，但至少能看出来王镇长对赵支书格外亲。”我说：“你不了解男人。他们肯定有一腿。”又问：“分手时他们说了啥？”红梅想了想：“王镇长握着赵秀玉的手说：‘秀玉，那事你还照我说的做，有了问题你全推到我头上。’赵秀玉说：‘王镇长，咱们那儿山高皇帝远，有了事我也不会牵涉你。”我把拳头在桌上捶一下，那桌上仅有的一个空水瓶跳起来滚在地上了：“‘那事’是啥事？不是男女关系是啥儿？这种种迹象表明，王镇长和赵秀玉的关系不一般。”我说：“红梅，毛主席说那话一点都不错：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我们认真了，世界上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还有那段话：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相，而把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他们总有一天要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们认真了，他露出尾巴我们就不可能不一下揪住他的尾巴，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摔下来。”红梅说：“爱军，捉奸要捉双，至少也得有人给我们写一份证言材料我脸上挂了一层笑，隔着桌子把红梅的手捏在我手里说：“日他奶奶，明儿天你从大队会计那儿借10块钱，就像杨子荣说的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俩去一趟王镇长的老家王家峪，就是买也得买回一份证言材料来。”第二天，我们就到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进行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斗争了。
高的权力。”我们本来已经被这新鲜、刺激、又彼此显示才华的游戏鼓动得各自心神不宁，兴奋不已，狂躁不安；本来已经为自己和对方在25分钟之内所显示的语言天赋所始料不及而彼此倾倒震撼，本来为彼此分出胜负后由谁来用嘴去把对方的扣儿全解开，用嘴去把对方的衣服全都脱下来的吟念品评中争论不休———因为我们都想享受对方用嘴去解自己的衣扣儿。我俩在评论中都说自己的作品好，说自己的作品思想深邃，境界高尚，语言优美，富于才华；说对方的作品浅薄直露，离题万里，牵强附会。照理读完作品之后，我俩该有一段唇枪舌战、口目为仇、以仇为爱的综合的评论和争论，可红梅把我献给她的两句豪言壮语读完时，她立在那儿又默默念一遍，默默想一会，便极度动情地说：“爱军，你让我咋样用嘴解你的扣儿吧。”我躺在了床上。我让她首先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跪在床边，从我的脖子开始，把我套在军用绒衣上的制服扣儿一粒一粒咬开，又把绒衣、衬衣的扣儿一粒粒的咬开、脱掉后，让她用嘴把我的皮带解开了，把我裤前门上的扣儿咬开了，把我的裤子、线裤和裤衩儿用嘴脱掉了。她的嘴唇光滑湿润，舌尖和牙齿灵灵巧巧，解我贴身的衣扣时，脱我贴身的衣裤时，像一条柔美的虫儿、蝶儿在我的身上盘腾一阵走一阵，走一阵又停下来盘腾一阵儿，每到一处，那虫儿、蝶儿的呼吸就热热暖暖吹在我的肌肤上，像一股凉爽的细风不停地吹在我焦热滚烫的身子上。我早已经热血沸腾，情绪激昂，耐不住要和她做那件事儿了，吟念作品未到末了时，就已经挺拔坚硬了，可我以少见的毅力忍耐下来了。我要享受尽她唇儿、齿儿、舌儿在我身上的游动和爬行。我最少要享受了四十分钟或者一小时。我看着她伏在我身上，呼吸粗重，大汗淋漓，落下的汗粒和世界上最大的珍珠一样时，我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袭方式，把她如赶行了上百里山路的绵羊般扑倒在我的身子下。终于，她舒展、欢快、尖厉的梅红色叫声又一次在地道久久地回荡着不肯散去，电闪雷鸣般做完了一次那事儿，我们静静地躺在土床上，她一只手扶着我肩膀，另一只放在我的胸脯上，像在水里漂久了爬上了岸一样心满意足地喘息着，享受着。我把一只手插在她的头发里梳理着，另一只放在她乳房上抚摸着，如一个兄长在安慰着受累受屈的妹妹样，目光从她发亮的额上穿过去，望着对面洞壁上贴的我们的游戏和作品。我说：“红梅，你进步多啦。”她扑闪一下眼：“啥？”
我说：“文才和理论，口才和觉悟。”她一笑：“跟着你受了不少锻炼哩。”我说：“你谦虚。”她说：“是真的，你是我革命的老师嘛。”翻个身，她拉我的手，果然像学生想让老师拉着走路样。我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得得意意道：“不仅是老师，而且是导师。”她却望着洞顶，一丝不苟，又有些伤感地道：“我不想让你当我的老师，也不让你当我的导师，只让你辈子当我革命的情侣就够啦。”我也一丝不苟地望着那挂有水珠的洞顶了：“我不是已经是你的革命情侣啦？”她说：“我说是一辈子。”我说：“肯定是一辈子。”她说：“难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大才华哩，这个世界上只有我道。现在你才是镇长，你当了县长、专员、省长谁知你会变成样呢。”我说：“革命形势允许我朝三暮四吗？”她说：“那倒是。我允许，革命也不会允许哩。”我说：“其实———红梅，我也怕你中途变节哩。”她说：“我不会。肯定不会哩。”我说：“啥根据？”
她说：“你能撤我的职，能开除我党籍哩。”我说：“我能吗？”她说：“你有这个权力呀。你注定你永远都是我领导呢。”我说：“那倒是。”这当儿，她把目光从洞顶移开了，突然坐起来，望着满墙的画像和标语，说：“爱军，我们得宣一个誓。”“啥儿誓？”“把我们的爱情向伟人们宣誓。”“行。”我也折身坐起来“为了表示尊敬，我们得把衣裳穿起来。”“不用。”她说：“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儿女，儿女在父母亲面前赤裸着更见真情呢。”我想了一会说：“倒也是。”我们就赤身裸体地站在了画像和我们才华横溢的作品下，把呼吸屏住了。我先举起右手说：“我宣誓：我高爱军一生除了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您的思想、忠于社会主义路线之外；除了永远孝敬母亲，让母亲安享晚年之外，就是永远忠于我和夏红梅同志的爱情，让我们的情谊如苍松翠柏、南山岩石。”红梅瞟着我：“你当了县长、专员、省长哩？”我和伟人四目相对，右手捏得更紧，举得更高：“职务变了心不变，海枯石烂心如铁。”红梅扭头盯着我：“我老了，人枯了，满身皱纹，不再漂亮咋办呢？”我咬咬我的下唇儿：“人过百岁心如初，白发苍苍见真情。”红梅又重问：“变了咋办呢？”我为她对我的不信任而生气，半愤半誓道：“你向党中央、毛主席揭发我腐化堕落，揭发我是假革命，是虚伪的马列主义者，把你我的关系印成传单，我当县长了，你把传单撒遍地委大院；我当专员了，你把传单撒遍省委大院；我当省长、省委书记了，你把传单撒满北京城。”她不再言语了。我把右手放下时，看见她站在那儿，身上洁白无瑕，如一条玉柱，眼上却含着两滴清泪。我说“该你了，宣誓吧。”她和我一样慢慢地举起右手，仰头望着画像。右臂上的血管呈出深青色，像春天来时的麦棵或者草藤儿。她说：“我除了高爱军同志说过的‘三忠于’，就是对我的闺女程桃儿要尽心尽力的培养教育，我要让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最优秀的红色革命接班人。让她这辈子不吃任何苦，有享不完的福，长大后，有个好工作、好前程、好男人、好家庭。”（我想起我在宣誓中忘说我的孩娃红生和闺女红花了。听完红梅的话，我在心里向我的孩娃们起了一个誓，把红梅说给桃儿的话又在心里给我的孩娃们迅速地默默念了一遍儿。）“关于我和高爱军同志的关系，”（我心里惊一下，立马收回心来望着红梅，看见她捏紧的右手的小拇指所旋成的那个肉窝儿成了血红色）她说：“我知道我对不起我的丈夫程庆东，但我和高爱军同志的关系是最最纯正的革命爱情，就像肖长春和焦淑凤，像保尔和冬尼亚。这里我向您老人家发誓：我愿意至死都做高爱军同志忠贞不二的革命情侣，若有丝毫的变心，让我双眼失明、五雷轰顶，暴尸野外。”我说：“高爱军老了哩？”她说：“高爱军老了我也是他的人生伴侣，和他的拐杖一样。”我说：“他当不上县长、专员、省长哩？”她说：“他就是有一天蹲监狱，我夏红梅也会挎着竹篮给他送饭儿。”我说：“他没老，可他有病了，身子不行了，再也不能让你有女人的欢爱咋办哩？”她也有些生气了：“我夏红梅是你革命的同志、战友和兄妹，不是要在你身上寻欢作乐的寄生虫，你身子不行了，不能让她夏红梅有欢有爱了，她夏红梅一不变心，二无怨言；反过来，只要你还需要她夏红梅，她还能让你高兴和快乐，她就一定会尽心尽力，尽她所能。你让她咋样她就准会咋样儿。”我逼问：“要万一让她咋样她偏不咋样哩？”她说：“你把她身上最不能见人的地方画下来，把她哪儿的痣、哪儿的筋脉全都画下来，印成宣传画儿撒遍全世界。”我说：“你把胳膊放下吧。”她说：“你再把胳膊举起来。”我又把宣誓的右手举在了半空里。她把自己的右拳朝空中送一送：“苍天在上，伟人作证，我今天立下的誓言，句句真情，字字诚意，今后有半句食言，请你们让我头断血流，死无葬身之地。”我被冬梅的誓言感动了，真的被她感动了。我想我一定要说几句更为感人的话，我说学着红梅的样儿把拳头最后朝高处送一送，想了一会道：“苍天在上，伟人作证，和她一样，我高爱军今天说的一字一句，若有半点假意，若有半字食言，请你们断我前程，毁我名誉，在一万群众面前把我碎尸万段，让不计其数的人民群众和我的儿儿孙孙，每一个人都再在我千零万碎的尸体上踏上一只脚，让我永生永世，千秋万代加上万代千秋、永世永生，都无平反之机，都无昭雪之日。”如我所料，我最后几句话的情真意切，又一次把红梅震动了，把她征服了，（我真的具有罕见的演讲口才哩。我完全是一个永远真情的演说家）。我最终放下右手时，她又一次眼含热泪，痴情怔怔地盯着我。我也望着她。我们的眼睛都被对方的真情湿润了。我们反反复复紧紧地抱在了一块儿。我们只能紧紧地抱在一块儿，让她赤裸光滑的肌肤贴在我身上，让我赤裸粗砺的皮肤贴在她身上。我们颠颠狂狂地倒在洞地上，滚在一块像是一个人。洞地上的潮湿像水样从我们因为感动而张开的毛孔中浸进人肉里、血管里和骨髓里。从洞顶落下的水珠在洞地上成了泥水后，粘在我们翻滚的身子上。我们就在那泥地上像车轮一样滚动着，为对方献出的肉身真情而感动。最后，就在那泥地上我们又疯狂了一次那事儿，便精疲力竭睡着了。这当儿，量变悄悄转为质变了，新的矛盾发生了。灾难降临了。历史的车轮逆转了。革命陷入螺旋式上升的陷阱了。不知道我们睡得到底多深入，不知道我们睡了有多久，不知道那时候是几点又几分。那当儿，隐隐的有沉暗的脚步响过来，似乎是响在梦里边，又似乎是响在现实里。几乎是同时，我和红梅如两条被抓住又脱手的鱼样一跃坐起来，同时看见了程庆东手里握着一个手电筒，脸色铁青地出现在了地道的洞房里。他人形本来单薄瘦高，不消说，从地道走来时，不知哪儿该低头，哪儿该侧身，额门上有两片撞在地道上的泥，三七开的分头长发，有一撮粘着黄泥垂在额门前。不消说，那么长的地道通向他家，本来已经把他吓坏了，当看到我和红梅赤裸裸搂着睡在泥地上时，他一下懵住了。也许他已经在我俩的赤裸面前怔怔地看了许久，脸色才慢慢由惊奇转为变了形的铁青色，也许他刚在洞房立下来，我们的警惕已经把我俩摇醒了。看见庆东铁青的脸色时，我脑里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到土床头上把裤子抓到手里边，仿佛程庆东的突然出现不是来捉奸，而是想来抢我的衣裤穿。可就在我要起身去抓裤子时，红梅却如刚刚从自己家里床上睡醒样，平平淡淡问了句：“庆东，你没去九都开会呀？”程庆东把目光拧在了红梅的身子上，从牙缝挤出了三个浓青浓紫的字：“不———要———脸！”这三个字在一瞬间把红梅骂醒了，使她轰隆一下明白啥儿事情发生了，立马本能地把双手遮在了自己两腿的秘地间，脸刷的一下变白了，人像被抽了筋样突然朝庆东跪下来。就在这一问一答和一跪间，我起身去抢衣裤的动作慢下来，在我扭头瞟看红梅时，程庆东上前一步把我和红梅的衣裤全都抱在了怀里边。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在这瞬息万变的景况中进展着，不可捉摸的矛盾在这特殊的条件里变化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升将上来了，先前的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了。我以为程庆东抢到我们的衣服后，会和我与红梅讨价还价的，会要挟我俩如何如何的，没料到他把衣服抱在怀里，突然转身朝他家的方向走过去（我给红梅买的粉红针织裤头掉在地上，他又慌忙捡起来），那样子仿佛他果真不是为了来捉奸，而是为了来抢我和红梅的衣服穿。他的脚步急切沉闷，往洞外走去时，如要逃走样，想要跑却因路道不熟，只能快步地走，说是走，却是跑着样，很快他和他那贴在地道壁上的影儿就消失不见了，只留下土黄色的脚步声敲在洞房里，砸在我和红梅僵在那儿的赤身裸体上和内里一片空白的脑壳上。灯光昏昏乎乎。程庆东的脚步声愈来愈小。突然，跪在那儿的红梅从地上弹起来，如脚地烫了她的脚心样，失急慌忙蹦一下，双手手心向上，捏成拳头，硬在她的乳房两侧，额门上挂着豆大的汗珠，望着庆东走去的地道口儿大声说：“爱军，庆东一出去你我全完啦！”这是神灵给我的提醒，是形势给我敲响的警钟，是在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矛盾中红梅递给我的一把解决主要矛盾的金钥匙。那一刻，我记不起来我都想了啥（我想到了“革命离不开暴力”那理论依据没？）也许我那当儿啥儿也没想，也许我头脑中一闪而过了“革命离不开暴力，有时暴力往往是最有效的革命”那句话，就一把抓起洞房角上的铁锨沿着通道朝程庆东（大步流星）追过去。你们想，那地道的路线他程庆东哪有我熟呢？你们想，他穿着冬寒的棉衣，又抱着我和红梅的衣裳，而我赤身条条，他哪有我跑得快捷呢？在将到程前街程庆安家地基下的那个气孔前，庆东在我追赶的脚步声中，沿着地道向前跑了几步突然摔倒了。我手中的铁锨便如刀样朝他头上砍下了，像切瓜一样砍下了。就这样，他就死了哩。他尖叫一声就血溅泥壁死了呢。2铁锨革命歌男：抓革命，促生产，一张铁锨把地翻；女：一张铁锨闹革命，吓得敌人心胆颤；男：铁锨翻地又反天，亿万人民笑开颜；女：铁锨可做枪，英雄斗志昂；男：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阳。3斗争是革命症患者的唯一良药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我们把程庆东的尸体拖回洞房，埋在了靠北的标语下面。埋完后我们就知道，那两年来曾经给我们带来了无数次灵魂和人身欢愉的地道，怕我们不会再去了。有程庆东在那儿，我们去了也不会再有灵魂的欢笑和人身的高潮了。从地道把红梅送回家，夜已经十丈深远。我们蹑手蹑脚从她家厦房的立柜出来时，彼此都还有些力气，只是感到紧张后的劳累和疲惫，然红梅看见在院里月光下等她回家已经睡着了的桃儿时，她忽然就瘫坐在那儿，把桃儿抱在怀里，不哭不泪，人如寒冷样抖起来。我说：“你咋能这样哩？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冷静呢。”她说：“你走吧，趁桃儿还没醒。”“千万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最后我这样又嘱托一句，便从红梅家里出来了。我沿着村街回了家，像出门开会回家迟了样走在村街上。路上竟没有碰见一个人。竟连一条狗也没碰到。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程岗大队一如往日。冬天的风还是那么冷，把宣传园地的宣传画吹得四分五裂；午时的日头，还是那么暖暖懒懒，没火烤的村人都在日头地里扎堆儿，捉虱子，说闲话；一早井台上打水的轳辘声也还是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响。这三天我去镇上开了两个会，王镇长念文件时还是那么摇头晃脑，会开完了照样半冷不热地问一句：“高副镇长，还有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散会。”一切都一如往日哩，和啥儿事情也没发生一个样。连学校该程庆东上语文课时，讲台上空无一人，别的老师也才说了句：“程老师开会还没回来呀？那我们今天还讲算术吧。”第四天，红梅去了程寺，对她的公公、老镇长程天民说：“爹，庆东去九都开会咋还没回哩？会是一天，连路上就算三天，今儿也已经四天了。”第五天，红梅又到程寺找公公，焦焦急急说：“五天啦，还没回来呀！”第六天，红梅到九都去找她的丈夫了。程庆民拉着桃儿的手把她送到镇车站的长途客车上。第七天从九都传回来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说关于九都教育局召开的“学习张铁生经验交流会”因故在七天前都已取消了，一部分代表接到通知就没去，没接到通知的代表去了当天也就返回啦。而与此同时，在那几天里，九都市的大街和广场上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两起派性斗争。在派性的革命战斗中，交战双方都动用了真枪实弹，各打死对方三人，打伤十几人，还有误死的两具尸体在广场上扔了两天无人领；交通事故中死了七人，有四个死者的亲属当天就去认领了尸首，有三具尸体三天无人认领。这些无人认领的尸体，最终都被政府的有关部门送往在移风移俗的伟大号召下正方兴未艾的火葬场里火化了。（天苍苍啊天苍苍，地茫茫啊地茫茫！）红梅是抱着一个骨灰盒从九都回来的，她从黄昏的落日中下了长途客车，看见车下一片脸色苍白的老师和学生们，看见我带领的沉默着的大队党支部的干部和社员们，看见程天民抱着桃儿瘫坐在人群里，她的眼泪哗啦一下就涌将出来了，两腿一软，人差一点倒在去接骨灰盒的程庆林的怀里边。“你咋能掉出眼泪哩？”“我看见桃儿啦，她以后真的没有父亲了。”“你不信我会对桃儿好？这最起码的觉悟和人道主义我还有。”“信。可她说啥也没有亲生父亲啦。”“你这还是留恋程庆东，把我俩的革命友谊看得没有你和庆东的私人感情重。你必须从阴影中走出来，眼望未来，注重光明，以大局为重；以我俩的前程和革命事业为重。忘记过去，并不意味着背叛。忘记过去，是为了轻装上阵，快马加鞭，更快更好地去实践我们的理想，实现我们的理想。”“你前天学习的文件啥精神？”“要继续狠抓农业学大寨。”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风息浪止了。没有人不相信程庆东是到九都开会误中革命斗争的枪弹而死的。我们现在分析前因后果，毫无疑问，程庆东也许早就怀疑我和红梅的关系了，因苦于没有证据而不能言声，苦于我和红梅都是如日中天的革命者而不敢言声，苦于自己那种乡村知识分子的懦弱而不愿言声，只是到了去九都开会以后，给了他一次突然返回村里的机会，才悄悄走进了红梅住的厦房里，才发现了那个地道口。可是，他从车站沿街回到家怎么会没有碰到一人？是他为了突然出现而有意躲着村人吗？还是他那天（到底啥儿时候哩？）返回时恰巧街上人稀户静呢？再或，有人见了他，也并不刻意去记住见过他，忽然红梅把骨灰盒抱将回来了，见了他的人也不敢相信到底见没见过他。总之，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就给程庆东开了一个追悼会。在埋了骨灰之后，程天民大病一场，到镇卫生院住了半月院。出院后他人就老了哩，像桂枝死后程天青突然疯了样，他老得走路都摇摇晃晃了。回到程寺里，他很少再走出那寺庙。人们很少在村里见过他。事情就是这样，斗争是残酷的，革命是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残暴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必然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在那整个冬季里，红梅总是无精打采，缺少朝气，无论我如何向她讲解、灌输人要面对现实、展望未来、胸怀大志，为明天奋斗的革命道理，她都心不再焉，似听非听。我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她说她一睡着，就看见庆东的头被我用铁锨像切瓜样劈开的模样了，就看见埋庆东时，庆东无论如何不肯闭眼的模样儿。为了让她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无论在哪儿，没人时，我都热情地对她进行拥抱和爱抚，可她都没反应。我拉她垂下的手，像我捡起了一枝树枝样；我去亲吻她，像亲两片红橡胶。我鼓着劲儿去解她的衣扣儿，去抚摸她的胸，她虽然没阻拦，可依旧没回应，像我在饥不择食中去咬冷蒸馍。那个冬末，她成了革命中的行尸走肉，成了我们爱情中的活泥人，成了程岗村人民群众真正的同情者。总而言之，她患了革命忧郁症，患了革命失意症。我作为她的领导人，作为她革命的引导者和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情侣，我有责任把她从这忧郁、失意中救出来。我知道对于患病的革命者，最好的良药仍然是革命。在革命中跌倒，就让她在革命中爬起来。而在战争时期，革命最好的方式是荷枪实弹去战斗，是让患者上战场。上了战场他把一切也都忘记了，一切病症也就因此解除了。而在非战争岁月里，革命最主要的形式是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开会，在会议上发言或者不发言，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评和批判，这样的斗争就可能把革命者的病症慢慢解除掉。那些日子我不停地让红梅去开会，凡能让她替我的会议我都让她去参加，能让她替我发言的讲话我都把她推到主席台上去。到冬末的二月间，县里给镇上分下来一批低价尿素肥，是日本国产的纯尿素，尿素的袋子是尼龙布，按往常惯例，镇上把尿素分给各大队，各大队再把尿素分给各个生产队，然后施完肥后，再把尿袋儿收回来，照顾给那些军属、烈属和“五保”的老人们。我们已经把尿素的下发计划拟好了，也把尿素袋儿分好了。除了军烈属和五保户，每家一个尿素袋儿，刚好可做一条裤子穿或者一个染色布衫儿，其余的袋子，计划分给党员干部们，分给那些革命的骨干分子和阶级斗争的积极参与者。然就这当儿，镇上召开了一个春前基层干部扩大会，扩大到各生产队的正队长，在这个会议上，王镇长不经党委研究，擅自决定把去年夏秋两季的平均亩产和总产量写在一张巨大的白纸表格里，贴在镇上的会议室。在那表格里，程岗大队去年小麦亩产只有210斤，玉蜀黍亩产290斤（我们把积肥运动放松了），年人均口粮190斤，每个工（10分）只有一毛七分钱。就是说，一个劳力干一天只挣0。17元钱，每天粗粮细粮只有6两吃（我们程岗大队是吃返销粮最多的社会主义集体）。这数字为全镇倒数第一，而别的大队最不济也平均亩产320斤，每个工三毛五分钱。亩产最高的是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大队，亩产427斤半，每个工五毛一分钱。王家峪大队支书正是我前边说过的那个赵秀玉。王家峪大队也正是王镇长的家。这个扩大会我仍然让红梅代表程岗大队参加了，会期一天半，吃住都在镇政府，日程安排是头半天学文件，二半天王镇长总结革命和生产，三半天是讨论。轮到王镇长总结的那天后晌，他就把统计表贴在了会议室，这下各大队的干部就炸了，看到“新延安”的革命热火朝天，而人均口粮只有190斤，人均工值只有一毛七分钱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红梅身上了。更为重要的，王镇长在会上把那张图表念完后，竟突然宣布说：“为了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今年春天的化肥和救济粮要拿出一半奖给那些亩产超过350斤的大队、生产队，亩产超过400斤的大队最少要奖励救济6000斤粮食，低价尿素50袋。”会场上轰隆一响，所有的目光又都馋涎欲滴地羡慕到了王家峪大队的赵秀玉的身上和脸上。红梅在大会休息时离开会场了。“这是王振海公开出我们程岗大队的丑。”她回来到大队部里找到我，（我那天是去大队部里干啥哩？）“是向各大队宣布我们程岗大队无非是个假典型，是镜子里的烧过不能吃，水里的月亮发不了光。”我们因为爱情的狂热和跌落已经把和王镇长的斗争放到慢处了，没想到王镇长在我和红梅的多事之秋给我们刮风又降雪。这又应验了那句话，在革命的斗争中，你不征服敌人，敌人就会征服你；你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待他羽毛丰满，他就会鹰一样扑向你。少分给我们化肥我们春天如何搞生产？少分给返销粮我们让百姓吃啥儿？红梅给我说着时，我在叠着一张纸。叠着纸我冷而坚定地对我自己说：阶级是不可以调和的；斗争是决然不能停止的。“这是‘王振海有意给我们走新路’的穿小鞋”红梅说：“我们提前把尿素袋儿都分给社员了，现在不给我们化肥让我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和积极分子交待呀！”真的记不得我那天是去大队部里干啥了，我就坐在桌子前，不慌不忙地叠着桌上的一张纸，像红梅的话压根没听见。红梅说：“高爱军，你咋不说话？你以前天天说要把王镇长推翻掉，说你要当脱产的高镇长，可这二三年不再听你说这话儿了。现在王镇长敢公然在你高爱军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了，你却连屁都不敢放出一个啦。”我依然看着手里的纸，叠得不能叠了还在叠（我有胸怀若谷、处事不乱的风度呢），直到把一张纸叠成一个方团儿。红梅着急了，她忽然把我手里的纸团夺下来，扔在桌子上：“高爱军，你不是自称你是天才的革命家、政治家？该你出面革命了，该你给大伙出谋划策了，该你向王振海宣战了，可你为啥不说话儿啦？不敢出面了是不是？斗不过王振海了是不是？束手无策了是不是？”红梅这样说着时，她的脸上又有了先前的光亮和激动，又有了一谈到革命和遇到革命形势发生变化时的不安和兴奋。我看出来斗争这剂良药开始在红梅身上生效了，她的那种忧郁由于革命斗争受到了挫折，或者说她作为年轻、漂亮的女支书受到了王振海的藐视感到人格受到污辱了。我从凳子上站起来，用脚在地上拧一下说：“他妈的，阶级和阶级，果然不能调和哩，你不把他置于死地，他就早晚会把枪口对准你。”我说：“红梅，有些事情不是不报，是时辰不到，时辰一到，就必然会报。现在王振海又向我们程岗大队开枪了，在你我都心神不宁的时候开枪了。你说得对，我们不能坐而不动，置若罔闻了；不能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了。”我说：“红梅，你现在就回到会场上，密切注意王振海和赵秀玉。我就不信他们没有一腿儿。王振海他老婆是瘫子，在床上不能做那事，我就不信王振海他妈的真的是圣人。”红梅望着我没有动。我说：“你去呀。会上该吃午饭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弄出一点线索来，有一丁半点他和赵秀玉的线索就能把他王振海掀翻掉。”红梅便将信将疑又信心十足的走去了。红梅再次从会上回来已是吃过午饭的后半晌，我们仍然是在大队部里见的面，仍然坐在我们曾几次当床用过的榆木腿、柳木面的桌子前。我说：“咋样？”她半神半秘说：“有些异样儿，吃午饭时王镇长把他碗里的肉往赵秀玉碗里夹了几块儿；赵秀玉说：‘不要不要。’王镇长说：‘客气啥呀，我们在外边比你们在山里吃肉多。’”我问：“王镇长给别人夹肉没？”红梅说：“没有见。”我有些兴奋了：“还有别的啥？”红梅说：“散会时王镇长在政府门口送各大队的支部书记，我觉得他和赵玉秀握手时握得紧一些，也握得时间长一些。”我问：“握手时赵玉秀的脸红没？”她有些遗憾道：“当时我在赵的身后没看清，但我觉得王镇长的眼睛特别亮。”我说：“日他祖先，百分之二百他们有一腿。”她说：“不一定有一腿，但至少能看出来王镇长对赵支书格外亲。”我说：“你不了解男人。他们肯定有一腿。”又问：“分手时他们说了啥？”红梅想了想：“王镇长握着赵秀玉的手说：‘秀玉，那事你还照我说的做，有了问题你全推到我头上。’赵秀玉说：‘王镇长，咱们那儿山高皇帝远，有了事我也不会牵涉你。”我把拳头在桌上捶一下，那桌上仅有的一个空水瓶跳起来滚在地上了：“‘那事’是啥事？不是男女关系是啥儿？这种种迹象表明，王镇长和赵秀玉的关系不一般。”我说：“红梅，毛主席说那话一点都不错：共产党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我们认真了，世界上没有我们办不成的事。还有那段话：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相，而把真相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他们总有一天要把狐狸尾巴露出来。我们认真了，他露出尾巴我们就不可能不一下揪住他的尾巴，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摔下来。”红梅说：“爱军，捉奸要捉双，至少也得有人给我们写一份证言材料我脸上挂了一层笑，隔着桌子把红梅的手捏在我手里说：“日他奶奶，明儿天你从大队会计那儿借10块钱，就像杨子荣说的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俩去一趟王镇长的老家王家峪，就是买也得买回一份证言材料来。”第二天，我们就到耙耧山深处的王家峪进行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斗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