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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一天,八月十四,日落净场,不可“继烛”就是说,不可点灯延续时间。

    老姥爷一听,惊出了一身大汗,重感冒霍然痊愈。他急忙回到“号房”眼看太阳西斜,料想剩下的一篇文章怎么也写不完了,功名利禄之心顿时化为泡影。老姥爷转念又想,与其在这里袖手呆坐,困守苦城,何不顺遂天意,能写多少是多少呢?不求功名得失,无愧于十年寒窗之苦也就是了。老姥爷这样一想,忽觉得心静如水,世事如烟,文思如清泉涓涓出。到了净场时刻,文章只差一个结尾。这时天色昏黑,已经看不清考卷。老姥爷想,好了,我已尽心尽力,问心无愧了。一位监考官背剪着双手缓步走来。老姥爷从容搁笔,整襟而坐,准备缴卷。监考官却在他案前款款坐下,捧起一个水烟袋,用火镰子打着火石,点着了黄糙纸折叠的火媒子“吩”地吹起了亮光,兀自吸起烟来,照得案前一亮。老姥爷急忙重新提笔,借光收尾。监考官用了三个火媒,吸了六袋水烟。老姥爷恰好完卷,匍匐下跪说:“请恩师再吸一袋烟!”监考官说:“为何?”老姥爷说:“弟子只顾得借惠光以完残卷,未能一睹恩师容颜。”监考官向肩上挂了水烟袋,背剪着双手扬长去,说:“一脸枯皱皮有啥好‘睹’的!到了发榜之日,向贡院墙头上‘睹’吧。”

    农历八月底是发榜之期。那一天,贡院全体考官齐聚“致公堂”上,将中试考卷取出,共八十一份,当众将密码加封的姓名揭开,叫做“揭晓”由最末一名揭起,高呼中试者姓名,当即写在榜上,依次写到第一名。贡院有一个来自杞地的仆役,在我老姥爷的私塾里当过书童。他躲在“致公堂”窗外偷听揭晓姓名,暗自在心中记数,记到第八十一名,没有听到我老姥爷的姓名,就急急出了贡院,让一个从傅集来省城卖梨的老乡亲回去向我老姥爷捎信劝慰。

    那天,老姥爷正给弟子们开讲论语?子罕篇:“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老姥爷口诵了原文,正要开讲,卖梨的忽在窗外喊叫:“夫子呀,我给你捎来个不老好的口信儿,怪你时运不济,这一回省城‘乡试’,你榜上无名了。等下回吧,不要难过啊!”老姥爷听了,面色平静如初,向窗外拱手说:“多谢了!”又若无其事,向弟子们开讲:“达巷地方有人说,博大呀,孔子!他有广博的学问,却没有让自己成名的专长。孔子听了,对他的弟子们说,我做什么呢?赶车吗?当射手吗?我还是赶车吧。”老姥爷面带自嘲的微笑,对他的弟子们说:“孔子尚且挑选了赶车的活计,那么,我呢?我能做点儿什么呢?我去为孔子牵驴,好吗?”众弟子含泪不语。只有一个弟子站起来说:“老师,您对这次‘乡试’,难道没有一点遗憾吗?”老姥爷嗟然叹息说:“岂能没有?有的,我愧对三个火媒子,这样的内疚是世人少有的啊!”接着,却听见锣鼓声由远而近。原来,捎话的仆役偷听“揭晓”时记错了人数,他离去后,中试者才全部“揭晓”老姥爷是倒数第八十一名,正数第一,是为“解元”好一番热闹过后,老姥爷又喟然叹息说:“可惜,我写不出好文章了!”有人问他何至于此?他说:“文章是远离功名、心净如水的时候才能写好的呀!愧负‘解元’之名,常存得失之心,就要意乱神浊、提笔惶悚了。”

    我不知道,老姥爷此后写文章是否又写出了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只是听说他不愿做官而拒绝去京城参加“会试”继续在杞地办私塾多年。慕名从学者容纳不下,他就在门前贴了“人满”的告示。有人对他说:“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听听,孔子说,只要‘有人带着干肉来见我,我没有不教的。’你能说‘人满’了么?”说得老姥爷惶恐不已,慌忙揭了告示。自此,就有不少人找上门来,递上门生帖“自行束修以上”趴下磕三个头,出去就自称孟解元的弟子。杞地知识界流传着一个自我夸耀的俗语:“我的老师谁不知(杞地土音读zhe),县南哩,孟广洛。”这位孟广洛,就是我老姥爷。若干年后,姥爷向我批讲说,孔子讲的“束修”是十条干肉,这是弟子交给孔子的一个学年的学费。我问,老姥爷要收多少“束修”?姥爷不知其详,但知道举人办私塾所收“束修”是秀才的七八倍,那肯定是一个让孔子羡慕不已的数字。老姥爷办私塾数十年,亲授弟子二百多人。加上老姥娘善理家政,家里就有了一千亩良田。

    清光绪二十七年,即公元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北京贡院。光绪二十九年的“会试”改在开封贡院举行。开封贡院是老姥爷中举的“吉地”杞地和省城官员乃至老姥爷的同科举子,都来鼓动他参加这次“会试”老姥爷躲进文庙,避而不见。一天,有一个疯老头用拐杖击门求见,自报姓名“火媒子”字“水烟”老姥爷一听,急忙迎出门外,看见那老者一手执火媒,一手捧水烟袋,翘二郎腿,侧身坐门槛上。老姥爷倒地便拜。老者稳坐受礼,说:“解元小子,皇上把‘会试’送到了家门口,你为何畏怯不前?”老姥爷匍匐在地说:“京都贡院尚且不保,开封贡院岂可容弟子苟且偷安?纵有三百六十名新科进士及第,写得上千篇八股文章,怎抵得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怎保我中华大好河山?”老者惊悚不语,仰天长叹而去。老姥爷慌忙爬起来,追在他身后说:“请留步,弟子惶悚中未敢仰视,容弟子看恩师一眼。”老者泣不回头,说:“还看个啥话儿呀!我这张老脸没处搁、一把老骨头也要没处埋啦!”

    老姥爷目送老者踉跄去,终日无语。忽一日,老姥爷得了“魔症”长发披肩,赤脚奔跑于旷野之上,迎风呼号,泣问苍天:“天耶!杞人忧天乎?非耶,天令杞人忧之!”又说:“女娲安在哉?请问何以补天?”语未终,涕泣不能言。

    月余,老姥爷病情稍减,又对三个儿子说:“我无病,国有沉疴,速找药方去吧。要中药,也要西药。”我姥爷和他的两位兄长分别进入京城和省城高等政法学堂寻找药方,找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此后都成了三民主义的信徒。三姥爷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建立民国后,老姥爷病情大有好转,出任杞地教谕,极力引进西学,创办师范和农业、化工学校,提倡教育与实业救国。我姥爷和二姥爷也以国学、西学双学历继承父业,在杞地创办了一个兼容并包的“新私塾”不唯讲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还要讲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为弟子们订阅了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传播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说,老姥爷和他的三个儿子在孔老夫子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老姥爷和他的儿子们就在杞地翻开共产党宣言第一页,用朱笔圈点着第一句话,互作问答说:

    “共产幽灵可来杞国游荡乎?”

    “可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个“新私塾”已载入中国共产党杞地党史,因为它的第一批弟子,日后成了杞地第一批共产党员。

    一九二五年,老姥爷溘然长逝。众弟子在傅集为他修建了一座“大同花园”立碑详述其生平事迹。为他树碑立传的弟子中,日后有举矛造反的“赤匪”头目,有兴师镇压“赤匪”的显贵高官,有出国留学的洋博士,有生产“雄鸡牌”肥皂以取代日本“洋碱”而振兴中华实业的小老板。老姥爷在发黄的照片上注视着色彩斑驳的弟子。没有笑容,只有无言的沉思。

    关于老姥爷的最后一个故事,是看管大同花园的老人传播开来的。老人说,每逢凄风苦雨的黄昏,或是明月高照的夜晚,花园纪念堂内时有无形无影的脚步声来去匆匆,忽而怒呼长啸,忽而谈笑高歌;忽而紧锣密鼓,忽而丝弦轻拨;忽而绵声细语,忽而叫骂声恶;忽而杯觥交响,忽而枪声大作。鸡啼时戛然而止,恍然可见幢幢人影悄然离散。之后,看管花园的老人走进纪念堂洒扫庭院,打开窗户,放走满屋的烟草、火药味,也偶尔闻到兰麝之芳香;扫去皮鞋、布鞋、草鞋留下的脚印,还捡起过几个冒着青烟、灼热烫手的子弹壳。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看守花园的老人望见老姥爷骑着一头白眼窝毛驴儿,颠儿颠儿地离开了花园。他急忙追上去说:“哪儿去?不怕冷啊!”老姥爷钻进大雪,仰天呼叫:“雪呀,好热的雪呀!”毛驴儿四只银蹄刨起了朵朵雪花,雪花又化为血红的云缕缭绕远去。雪野尽头,大风又送来老姥爷渐去渐远的呼喊:“火呀,好冷的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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