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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硬是把它当成密电码了！”他把教授证和曲谱装回皮包，递到父亲手中，说：“张教授，我们的战士来不及学文化，今后要加强教育。请你走好！”军官把父亲带出了七号楼。父亲说：“我的书房就在西一斋，我到我书房里去一下。”军官说：“对不起，现在这里是军事重地，师生都疏散了，不能随意出入。”军官把父亲领到学校东北角的一个小门，密集的炮击声正在龙亭那边炸雷般地轰鸣。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操场上，炮弹掀起的泥土溅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军官说：“请走好，不远送了！”父亲抖落了身上的泥土，向军官的背影微笑说：“你能给我一支枪吗？”
我和父亲处于校墙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上，必须由北向南通过大约一千米的距离，才能向西折入市区。周围不见人影，只有我和父亲向南走着。我忽地感到我和父亲的孤独，成了作战双方都无暇顾及、都没有发生兴趣的人。南边天上却来了飞机。地上响起了对天射击声。我感到飞机是冲着父亲飞来的。父亲的白衫白裤映衬在褐色的开阔地上，手中的黑皮包一闪一亮，从天上看下来，一定十分耀眼。父亲似乎也注意到飞机盯上了他，就把皮包遮在我的头上，对飞机说：“你好好看一看嘛，你还不至于向一个明显的非军事目标发泄仇恨吧！”话刚落地，飞机就带着骇人的呼啸俯冲下来，父亲抱着我紧缩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携带着无数只飞鸟从头顶掠过，身前身后溅起一绺绺的土烟儿。我和父亲被猛烈的气浪掀起来，摔倒在地上。飞机向北边飞去了。父亲发现我们都还完好无损，拉起我说：“快走，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们继续南行。后脑勺上再次感觉到了飞机的轰鸣。飞机从北边折回来，像一块硬邦邦的犁铧贴着头皮犁过来。两边都是笔立的墙，我们没有地方隐蔽自己。父亲仰起面孔，直视着呼啸而来的飞机。接着就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扬了一下右手，陡地扔了皮包，手腕上喷涌出浪花一样的鲜血。父亲用左手紧掐着右手腕，问我：“你还好吗？不要怕，我们走吧！”飞机又从南边折回来。父亲露出了恼怒而绝望的表情，那是天要塌下来只好用脑瓜儿顶着它的表情，父亲说：“儿子，咱们没处躲、没处藏啊，那就直着身子走吧！”父亲走得从容不迫，甚至走得容光焕发。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我正在捡起父亲丢在身后的皮包。父亲照旧用左手掐着右手腕，笔直地向前走着，鲜血洒在路上。巨大的阴影挟带着骇人的霹雳从头顶掠过，父亲像跳舞一样跃起来，鲜血又像花瓣儿一样溅起来，软软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丢了皮包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父亲。父亲的脖子和胸脯上都在汩汩地流血，把他白色的短褂染成了鲜红的颜色。父亲看了看我，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叫了一声：“儿子！”留下一个自嘲的苦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开阔地的南端，押送父亲的小战士正与飞机较量。他手持冲锋枪，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空碉堡打转。飞机从南边飞过来，他转到碉堡北边向飞机射击。飞机从北边折回来，他又转到了碉堡南边。他用轻蔑的、甚而是挑衅的眼神盯着飞机，在迸飞着火光和硝烟的碉堡下边腾挪跳跃，瞅准飞机俯冲下来的节骨眼儿上与之猛烈对射，像是在捉弄一只急头怪脑的黑老鸹。当飞机气哼哼地向远方飞去的时候，他爬上碉堡，向飞机远去的方向撒了一泡热尿，又盘腿坐在碉堡顶上，如同坐在自己家里的麦秸垛上，继续吃起了包子。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情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皱褶里，对应着父亲的脆弱与无助。父亲仅仅被一场将他排除在外的战争蹭了一下，就像一只被割破喉管的绵羊，倒在汩汩冒泡的血泊里，生命在瞬间消失。父亲的皮包也被我丢失在两堵墙壁之间的夹道里，我不能原谅自己。
父亲终年四十三岁，治学仅得二十年光阴，还有八年以上的光阴被笼罩在战火硝烟里。包括他离世后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鼓子曲言在内，一生著述仅得二百余万字。
母亲把父亲安葬在开封东郊的“乱坟岗”上，那是一块属于孤魂野鬼的青草地。戴上八角帽、穿上了军装的堂舅也出现在父亲的墓地。当母亲领着她的五个子女挥泪焚烧了写给父亲的一篇祭文，堂舅劝慰母亲：“他们的父亲在黎明前离去，你要站起来迎接黎明。”三十四年以后，母亲经历了黎明以后不曾预料到的诸多困苦，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当时我正挎着一个被秋雨打湿的小包，浪迹嵩山脚下，没有及时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姐姐和弟弟起了父亲的遗骨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开封西郊公墓。
父亲埋葬在“乱坟岗”上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给父亲扫墓。那是清明节的黄昏，扫墓人都已离开了墓地。她独自伫立墓旁，只有无声的细雨伴着她无言的悲泣。她在墓前焚烧了厚厚一叠字纸，火蝴蝶翩跹飞舞，翅膀上挂着破碎的音符，在细雨中纷纷坠落。她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只有含泪的悲悯。
2002年春节一稿，8月修改
战士硬是把它当成密电码了！”他把教授证和曲谱装回皮包，递到父亲手中，说：“张教授，我们的战士来不及学文化，今后要加强教育。请你走好！”军官把父亲带出了七号楼。父亲说：“我的书房就在西一斋，我到我书房里去一下。”军官说：“对不起，现在这里是军事重地，师生都疏散了，不能随意出入。”军官把父亲领到学校东北角的一个小门，密集的炮击声正在龙亭那边炸雷般地轰鸣。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操场上，炮弹掀起的泥土溅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军官说：“请走好，不远送了！”父亲抖落了身上的泥土，向军官的背影微笑说：“你能给我一支枪吗？”
我和父亲处于校墙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上，必须由北向南通过大约一千米的距离，才能向西折入市区。周围不见人影，只有我和父亲向南走着。我忽地感到我和父亲的孤独，成了作战双方都无暇顾及、都没有发生兴趣的人。南边天上却来了飞机。地上响起了对天射击声。我感到飞机是冲着父亲飞来的。父亲的白衫白裤映衬在褐色的开阔地上，手中的黑皮包一闪一亮，从天上看下来，一定十分耀眼。父亲似乎也注意到飞机盯上了他，就把皮包遮在我的头上，对飞机说：“你好好看一看嘛，你还不至于向一个明显的非军事目标发泄仇恨吧！”话刚落地，飞机就带着骇人的呼啸俯冲下来，父亲抱着我紧缩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携带着无数只飞鸟从头顶掠过，身前身后溅起一绺绺的土烟儿。我和父亲被猛烈的气浪掀起来，摔倒在地上。飞机向北边飞去了。父亲发现我们都还完好无损，拉起我说：“快走，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们继续南行。后脑勺上再次感觉到了飞机的轰鸣。飞机从北边折回来，像一块硬邦邦的犁铧贴着头皮犁过来。两边都是笔立的墙，我们没有地方隐蔽自己。父亲仰起面孔，直视着呼啸而来的飞机。接着就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扬了一下右手，陡地扔了皮包，手腕上喷涌出浪花一样的鲜血。父亲用左手紧掐着右手腕，问我：“你还好吗？不要怕，我们走吧！”飞机又从南边折回来。父亲露出了恼怒而绝望的表情，那是天要塌下来只好用脑瓜儿顶着它的表情，父亲说：“儿子，咱们没处躲、没处藏啊，那就直着身子走吧！”父亲走得从容不迫，甚至走得容光焕发。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我正在捡起父亲丢在身后的皮包。父亲照旧用左手掐着右手腕，笔直地向前走着，鲜血洒在路上。巨大的阴影挟带着骇人的霹雳从头顶掠过，父亲像跳舞一样跃起来，鲜血又像花瓣儿一样溅起来，软软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丢了皮包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父亲。父亲的脖子和胸脯上都在汩汩地流血，把他白色的短褂染成了鲜红的颜色。父亲看了看我，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叫了一声：“儿子！”留下一个自嘲的苦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开阔地的南端，押送父亲的小战士正与飞机较量。他手持冲锋枪，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空碉堡打转。飞机从南边飞过来，他转到碉堡北边向飞机射击。飞机从北边折回来，他又转到了碉堡南边。他用轻蔑的、甚而是挑衅的眼神盯着飞机，在迸飞着火光和硝烟的碉堡下边腾挪跳跃，瞅准飞机俯冲下来的节骨眼儿上与之猛烈对射，像是在捉弄一只急头怪脑的黑老鸹。当飞机气哼哼地向远方飞去的时候，他爬上碉堡，向飞机远去的方向撒了一泡热尿，又盘腿坐在碉堡顶上，如同坐在自己家里的麦秸垛上，继续吃起了包子。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情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皱褶里，对应着父亲的脆弱与无助。父亲仅仅被一场将他排除在外的战争蹭了一下，就像一只被割破喉管的绵羊，倒在汩汩冒泡的血泊里，生命在瞬间消失。父亲的皮包也被我丢失在两堵墙壁之间的夹道里，我不能原谅自己。
父亲终年四十三岁，治学仅得二十年光阴，还有八年以上的光阴被笼罩在战火硝烟里。包括他离世后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鼓子曲言在内，一生著述仅得二百余万字。
母亲把父亲安葬在开封东郊的“乱坟岗”上，那是一块属于孤魂野鬼的青草地。戴上八角帽、穿上了军装的堂舅也出现在父亲的墓地。当母亲领着她的五个子女挥泪焚烧了写给父亲的一篇祭文，堂舅劝慰母亲：“他们的父亲在黎明前离去，你要站起来迎接黎明。”三十四年以后，母亲经历了黎明以后不曾预料到的诸多困苦，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当时我正挎着一个被秋雨打湿的小包，浪迹嵩山脚下，没有及时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姐姐和弟弟起了父亲的遗骨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开封西郊公墓。
父亲埋葬在“乱坟岗”上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给父亲扫墓。那是清明节的黄昏，扫墓人都已离开了墓地。她独自伫立墓旁，只有无声的细雨伴着她无言的悲泣。她在墓前焚烧了厚厚一叠字纸，火蝴蝶翩跹飞舞，翅膀上挂着破碎的音符，在细雨中纷纷坠落。她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只有含泪的悲悯。
2002年春节一稿，8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