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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黄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干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
男的说行了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脸。女的说那你别跟着我呀。可是那男的还是跟着那女的，看来他是决心在价格上作些让步的。
这一男一女，借了这里的苍松翠柏僻静安宁，就光明正大地走在烈士的墓道上谈着皮肉生意。他们走着“嚼清”着，行至墓道尽头停住脚犹豫着，像在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又仿佛价格还没有最后谈妥。过了一会儿，我抬头向墓道尽头张望，那里没了他们。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身后一阵窸窸窣窣，我转身向后看，原来那一男一女绕到了我身后的那条墓道上。借着墓碑的遮拦，透过低垂的柏枝的缝隙，我看见这一男一女选择了一块枝叶掩映的墓基，在距我仅五六米的那块地方，巴掌大的梧桐叶片几乎将那座墓遮住一半。然后他们做了他们想要做的：在阳光下，在那座光洁柔润的汉白玉烈士墓上，女的撩起裙子四仰八叉，男的将脖子上那根廉价的“一拉得”领带转到脖子后头，便扑在女人身上。然后女人站起来数钱——大约比五十二要多，男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那根领带——转向脖子后头的领带也没顾得再扭到胸前来，这使他的背影显得滑稽而又愚昧。我很惊奇我居然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很久以后，当我看到街头小商店挂着的那些“一拉得”领带，还能清晰地想起那个领带耷拉在后背上的脏头发男人。
我羞于将这件事说给任何人，包括我的丈夫。只想着当时我若冲上去突然向他们大喝一声该会有什么结果。我千百次地想着冲上去，可生活中的我并不是冲上去的那种人，我不是我的爷爷。
那个中午，当那一男一女离开后，我很想走近去看一看那是什么人的墓。但是一种气味和颜色阻止了我；不洁的，丑陋的，浊恶的我坚信我嗅到了看见了它们，或者说我的皮肤先于我的视线嗅到了看见了墓上那浊恶的气味和不洁的颜色——有科学证明皮肤不仅能嗅到气味，也能看见颜色。我没有立刻上前并非由于我有多么高尚，是由于什么呢？我只记牢了如林的墓体中那座墓的方位，第二天我才专门来到那座汉白玉墓前读了墓碑上的文字。我知道了这墓中葬着一位八路军敌工部的女除奸科长，她是在五一大“扫荡”中由于叛徒告密，被日本人从一堡垒户中抓出活埋的，活埋前敌人挖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她叫刘爱珍，牺牲时年仅22岁。为她撰写碑文的人怀着对烈士的敬仰之情，运用了一些与碑文文风明显不符的形容，譬如言及刘爱珍性格倔强且貌美时，还用了“大眼睛双眼皮”这类的句子。但这没有妨碍我对刘爱珍的钦佩，还有哀伤——每当我想起仰躺她墓上的那一男一女。
当我读着刘爱珍的墓碑时，一个对我久已有过观察的女人冲着我走过来。若不是这个女人，也许我会隔很长时间再来烈士陵园的，直到那一男一女在我脑子里淡下去。可我认识了这个女人，并且出于某种原因，和她连着几天在陵园里会面。
这是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刘爱珍烈士的墓前，读着她的英勇事迹，读着有关她“大眼睛双眼皮”的描述，一个女人从墓地尽头款款地向我走来。她身材高挑儿，穿一件长及脚踝的“97”欧洲款乳白色风衣，戴一副品牌为佐佐木系列的“十级方程式”太阳镜，椭圆形的灰蓝色镜片把她的脸衬得神秘、冷俏。她的走动没有运用时装模特儿在t形台上夸张的猫步，但她行进在烈士墓道上的整个姿态，却给人感觉她是行进在时装展示会的t形台上。她款款地、却是不容置疑地向我走来，她并且在走到我跟前时停住，摘下太阳镜顺畅而肯定地叫了声我的名字，就像所有熟识我的人那样的叫法。但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这女人站在我的对面，她说你不必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你的确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也读过你写的几本书。我知道作家协会在哪儿，还跟踪过你几回，知道你常来这儿，为此我买了烈士陵园的月票。她问我：“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她说着，问着，一屁股坐在刘爱珍的墓上，从质地柔软的咖啡色麂皮大手袋里拿出一包骆驼牌香烟，抽出一支用一只细巧的状若小号口红的打火机点上，抽起来。“我只服‘骆驼’的味儿。”她说“虽然这烟粗俗，在美国属于搬运工那样的劳动人民。”她一只手很潇洒地托着烟，两只眼有些神经质地然而决无恶意地看着我。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精致，指甲油是漆光浅豆沙色。她的举着烟的那只手的无名指上有一枚白金钻戒，钻石大似黄豆，在阳光下闪烁着泛青的错综复杂的锋利光芒。她的指甲、钻戒，与腕上那价值三万块钱的深灰色特种陶瓷表带环绕的方款永不磨损雷达表呼应成一种贵重不俗、可也谈不上大雅的格调。她长得不难看，一时难以看准年龄，可能是42岁，也可能是28岁，或者是这两个年龄之间的任何一种年岁。她留着齐肩的直长发，发印由正中分开，头发顺前额两侧垂下，清水挂面式吧——在这个年龄留这种头发需要胆量和时间，不过看上去这两样她都不缺：时间和胆量。换另外与她同龄的人留这种发式，可能会显得十分萎靡苍老。
我对这个陌生女人说不上反感，但也不打算与她深谈。我对被一个陌生人熟练地叫出名字有一种本能的提防，尽管她说了她是我的一个读者。我因此就犯不上回答她抽烟之前的提问：“这儿埋着你亲近的什么人么？”我对她说我只是随便到这儿走走，她马上对我说，她是决心要告诉我一些她本人的事情，才特意来和我会面的。她还说她忘了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这很不礼貌。她告诉我她叫韩桂心。在我听来这名字不像瞎编的，但是用在这女人身上有点不老不少，似欠妥帖。当我知道她叫韩桂心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刘爱珍的墓，我朝陵园大门的方向走着，一边敷衍地问她想说什么事情，一边有意加快着步子，想以此叫她感觉到，其实我对她——韩桂心的事情没有兴趣。她也随我加快了步子，她说是这样，是关于她杀过人的事。这话果然奏效，我站住了，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职业性的）。她脸上闪现出瞬间的满足。为了终于引起我注意，也为她在此情此景中制造的气氛：墓地，跟踪，杀人。她说她知道我和她一样，是在这个城市出生；她还知道我奶奶做过这里的市长。她问我上幼儿园时玩过滑梯么，不等我回答她又说你肯定没玩过，因为自从1958年以后这个城市所有的幼儿园都拆除了滑梯，拆除滑梯的命令就是当时的市长——你奶奶颁布的。知道为什么要拆滑梯么？韩桂心又问我，不等我张口她又说，拆除滑梯是因为1958年的某日下午，在本市北京路幼儿园，一个中班男生玩滑梯时不慎从滑梯上跌下致死
我听着韩桂心的讲述，走着，不知不觉调转头离开大门的方向，又走到了刘爱珍烈士墓前。只见韩桂心很习惯地坐住墓体一角，又一次从麂皮手袋里掏出一支“骆驼”点上。也许她这种坐法是出于无意，仅仅因为刚才她就坐过它。但我却不打算让她在这儿坐下去，我提议我们换一个地方说话，她马上服从地站起来问我“去哪儿”她说她特别高兴我能对她提出建议，这说明我已经打算听她的事情了。她不仅站了起来，还迫不及待地补充说1958年某日的那个下午，中班男生从滑梯上跌下去的时候她正站在他的身后，她，韩桂心，当时5周岁，和那个男生是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同班小朋友。
也许我的确对她的事情产生了兴趣：1958年，北京路幼儿园，滑梯，男生的死亡，市长颁发的命令这些句子于我并不陌生，我本人就是北京路幼儿园的孩子，不过比韩桂心晚几年罢了。由此推算，她已年过40。我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园内的确没有滑梯，后来我的确也听说过，一个男生从滑梯上摔下来当场死亡，这是当年这座城市里一个妇孺皆知的事件，特别当我奶奶颁布了拆除全市幼儿园滑梯的命令，这命令和男生死亡事件相继在报纸上出现之后。我和同我一起入园的小朋友们都被阿姨领着，在园内参观过曾经矗立着滑梯的那块旧址。阿姨领我们参观是要告诫我们注意安全，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做攀高活动。那时的我对滑梯这种东西的确产生过恐惧，但也有渴望，甚至应该说恐惧越深，渴望越大，直至长大成人。成年之后在一些游乐场所我试着滑水、滑沙或滑别的什么，我想这些运动带给成人的刺激一定如同滑梯带给幼童的刺激，我为我终于补上了这幼年空缺的一课感到心满意足。于是从前的一切遥远了，我看重前边的景观。可是这位韩桂心，显然她还陷在从前的死亡里不能自拔。是因为她亲眼所见，是因为死者就是排在她前边的同班小朋友，还是因为——前边她说了她杀过人？总之，我打算静下心来听听韩桂心的讲述，也许一切没什么意义，可又能坏到哪儿去呢？我想。
我引韩桂心离开刘爱珍的墓，我们来到正冲大门的一条宽阔的鹅卵石甬路上，在路边的梧桐树下，选了一把有着巴洛克风格的墨绿色铁制长椅坐下来。韩桂心再次打开麂皮手袋，拿出一只trc55dm型号的三洋录音机，又拿出一大盒排列整齐（饼干似的）的微型录音带。她对我说你最好把我的话录下来，用这个。她这种准备有序的行为使我有点不舒服，好像我在一步近似一步地钻入她的圈套。再者，她这种不顾对方习惯张口就要求录音的做派也刺激了我的那么点自尊心。我对她说用不着，一般情况我不动用采访器（我有意以此称谓来蔑视她的“trc55dm”）。但是韩桂心向我声明说她不是一般情况，她请我录音正是为了证明她的郑重，她会为她的话负责。我于是作了让步说，那么我们明天开始谈吧，明天我带自己的工具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韩桂心如约在老地方——那只巴洛克风格的绿椅子上见面，我带来了自己的三洋trc500m，打开，它记录了韩桂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