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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钟离开石家庄，5点到北京。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车极少。偶尔有匆匆的骑车者，都戴着口罩。我感受到这里气氛的紧张，比石家庄要紧张得多。河北省已有两个城市发现sars病人，但省会石家庄尚无被感染者记录。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记病人339例。当然，石家庄一些药店也出现了排队购买中草药预防sars的场面。前两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托，去乐仁堂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草药（据说这种药在北京已脱销），奋力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四周顾客本来拿着别的药方，一听我要买这种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买。在大家看来，这个时候买的草药不是预防sars还能是什么呢？在石家庄的中药房里，传达出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惊恐——虽说惊恐，人们毕竟还慌乱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严峻多了，整个城市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明天上午从这里去机场。
河北驻京办事处对外经营的名称是河北迎宾馆，这是一处中式宅院，从前是满清贵族的一座府第，民国时曾被奉系军阀吴俊升买来赠给一位姨太太。吴曾任黑龙江省长，后在著名的黄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政府买下这处院子，几经改建、修缮，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且一直经营至今。离此不远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宅第，可见此地是北京闹中取静的好住处。院内古槐、藤萝都有，鸽子也在此接宗传代。加之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是许多河北人来北京喜欢选择的驻地。8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也愿意到这里来住。一来房价适中，二来还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乐趣。在我的印象里，这迎宾馆一向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天下午却是朱红大门紧闭。办事处李主任和齐经理、王经理、高经理等几位在大门外等候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下车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却冲我摆着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意思是他们是处在疫区的人，而我们是从安全地带来的。李主任的礼貌和谨慎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一个星期前我来北京办签证，李主任还是谈笑风生，当时办事处虽然客人少了，但还住着几位和保定商谈农业开发的非洲商人。还有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包了一个跨院拍电视剧。记得那天我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那个剧组的几位男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谈笑之中往餐厅门前吐了一口痰，然后毫无愧色地扬长而去。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广泛宣传预防sars，克服陋习。这位电视剧组的女士却如此不伦不类。此刻她这种行为实属野蛮了，我内心非常愤懑，想到国人克服陋习确已迫在眉睫。这时办事处的朱红大门开了，李主任引我们进门，大门随之又关上了。院里又空又安静，李主任告诉我，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非洲商人和那个电视剧摄制组都走了。为防sars，外人一般不准进院，服务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得离开这个院子。然后他又对我说，目前咱们这个院子还是安全的，因为周边地安门、景山一带的居民尚未听说有被感染者。
进了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我再次体会到北京气氛的紧张，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简单吃过晚饭，回到房间见有一份当日的北京晚报，拿起报纸，有些潮湿，原来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头版一段黑体字是：“市委市政府发布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要求认真执行隔离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截止4月27日10时，北京市对以下区域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区和居民楼（含公寓）4处，分别是北京人民医院宿舍（西直门南大街17号楼），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海淀区皂君庙东里29号楼），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海淀区交通大学路3号院1、2、3号楼），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栋公寓楼（昌平区沙河镇）；疫情工地一处为东城区京港101号楼工地。此外，北京还对一所综合医院，24所市、区指定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29处综合医院的“非典”病区，74处二级以上医院的发烧门诊实行隔离控制管理。另据流行病学调查，截止4月27日10时，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为7672人，已解除隔离1384人。”
读完报纸，我拿出温度计量体温。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温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温。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温仪把我的体温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温度计再测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温了。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温度计的权威性？这时我的体温是36。2度。
因为我们入住，饭店升起五星红旗
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著腾飞的龙。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我们交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交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交中的非常角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
下午2点钟离开石家庄，5点到北京。北京街上十分清冷，人和车极少。偶尔有匆匆的骑车者，都戴着口罩。我感受到这里气氛的紧张，比石家庄要紧张得多。河北省已有两个城市发现sars病人，但省会石家庄尚无被感染者记录。而截止4月18日，北京已累记病人339例。当然，石家庄一些药店也出现了排队购买中草药预防sars的场面。前两天受北京一位朋友之托，去乐仁堂买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草药（据说这种药在北京已脱销），奋力挤了半天才挤到柜台前。四周顾客本来拿着别的药方，一听我要买这种药，竟然不加思考地都要买。在大家看来，这个时候买的草药不是预防sars还能是什么呢？在石家庄的中药房里，传达出的是一种热火朝天的惊恐——虽说惊恐，人们毕竟还慌乱地聚在一起。相比之下，北京的情形便严峻多了，整个城市似有一种默默的孤寂的哀伤。长安街显得格外辽阔无边，我们的车一路畅通无阻，从六里桥下高速公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达位于景山后街的河北驻京办事处。而往常，这段路至少要走50分钟或更长。今晚我们住在这里，明天上午从这里去机场。
河北驻京办事处对外经营的名称是河北迎宾馆，这是一处中式宅院，从前是满清贵族的一座府第，民国时曾被奉系军阀吴俊升买来赠给一位姨太太。吴曾任黑龙江省长，后在著名的黄姑屯事件中与张作霖一起被日本人炸死。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政府买下这处院子，几经改建、修缮，始终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且一直经营至今。离此不远还有大太监李莲英的宅第，可见此地是北京闹中取静的好住处。院内古槐、藤萝都有，鸽子也在此接宗传代。加之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是许多河北人来北京喜欢选择的驻地。8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人也愿意到这里来住。一来房价适中，二来还可以享受中式庭院的乐趣。在我的印象里，这迎宾馆一向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今天下午却是朱红大门紧闭。办事处李主任和齐经理、王经理、高经理等几位在大门外等候我们。像往常一样，我下车后便要同李主任握手，李主任却冲我摆着手说，咱们就别握手了吧。意思是他们是处在疫区的人，而我们是从安全地带来的。李主任的礼貌和谨慎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一个星期前我来北京办签证，李主任还是谈笑风生，当时办事处虽然客人少了，但还住着几位和保定商谈农业开发的非洲商人。还有一个电视剧摄制组包了一个跨院拍电视剧。记得那天我在餐厅门口碰见了那个剧组的几位男女，其中一位女士和同伴在谈笑之中往餐厅门前吐了一口痰，然后毫无愧色地扬长而去。当时全国的媒体都在广泛宣传预防sars，克服陋习。这位电视剧组的女士却如此不伦不类。此刻她这种行为实属野蛮了，我内心非常愤懑，想到国人克服陋习确已迫在眉睫。这时办事处的朱红大门开了，李主任引我们进门，大门随之又关上了。院里又空又安静，李主任告诉我，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非洲商人和那个电视剧摄制组都走了。为防sars，外人一般不准进院，服务员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不得离开这个院子。然后他又对我说，目前咱们这个院子还是安全的，因为周边地安门、景山一带的居民尚未听说有被感染者。
进了客房，到处弥漫着消毒液的气味，连烟灰缸里也盛着消毒液，服务员说这便于在房间挥发。我再次体会到北京气氛的紧张，心里也莫名其妙地紧张起来。简单吃过晚饭，回到房间见有一份当日的北京晚报，拿起报纸，有些潮湿，原来报纸上也喷洒了消毒剂。头版一段黑体字是：“市委市政府发布加强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的决定，要求认真执行隔离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截止4月27日10时，北京市对以下区域采取了隔离控制措施：疫情居民区和居民楼（含公寓）4处，分别是北京人民医院宿舍（西直门南大街17号楼），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海淀区皂君庙东里29号楼），北方交通大学学生公寓a、b、c座（海淀区交通大学路3号院1、2、3号楼），北京科技研修学院两栋公寓楼（昌平区沙河镇）；疫情工地一处为东城区京港101号楼工地。此外，北京还对一所综合医院，24所市、区指定集中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29处综合医院的“非典”病区，74处二级以上医院的发烧门诊实行隔离控制管理。另据流行病学调查，截止4月27日10时，实行分散隔离和集中隔离的非典型肺炎患者及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为7672人，已解除隔离1384人。”
读完报纸，我拿出温度计量体温。这次出门我和父亲每人带了一支温度计，准备随时随地测体温。而且我还有一个小计划：万一明天到机场，那儿的远红外测温仪把我的体温测高了不让我出境，我就用自带的温度计再测一遍。此前我已得知，机场已经要求出入境旅客测体温了。我是不是显得有点神经质呢——又有谁能证明我的温度计的权威性？这时我的体温是36。2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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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父亲临行前对此行始终犹豫：我们国家正发生疫情的时候去韩国办画展毕竟不是个好时机，这会给对方带来许多不方便。韩方虽一再表示，中国的疫情不会改变他们既定的计划，父亲这个本该在1998年举办的画展，因为韩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拖延至今，但父亲仍然常常表现出三心二意。也许是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先生的见面增加了父亲和我的信心。上个星期，4月22日，我们办签证之前同韩国驻中国大使金夏中的会面，他的友好和热情再次使我体会到这个国家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那时因为中国的疫情，许多国家的驻华使馆已经关闭，韩国使馆也不再接待私人来访。金大使破例在使馆的会客厅同我和父亲见面，并赠送了他用中文写的新著腾飞的龙。金大使风度儒雅，彬彬有礼，讲一口让人惊异的流利的自然的汉语，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我从他的书中得知了他的实际年龄）。我们交谈了大约40分钟，在这非常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时间不短的见面了。我特别感受到了金大使的诚恳。交谈中我得知他对中国由来以久的感情以及他在中韩建交中的非常角色。这里不妨引用几段2001年10月金夏中先生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主要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