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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战略的竞争，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文盲率就几乎降到了零。“明治维新”中颁布的学制中明确指出，要让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今天，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学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终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许多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电脑和外语。
日本有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五十年中，将此人数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员的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从一九八六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专利申请件数维持在三十九万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国的数据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一九九二年度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说全国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没有读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六，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仍然与各项诺贝尔奖无缘。
当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的赔款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的戊戌变法却把教育的重点放到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许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许是出于好高骛远的理想，企图一下子就兴办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准的基础教育，孤零零的几所贵族化的大学无法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良性的作用。
历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仍然没有吸取这一前车之鉴的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之中，并大肆宣传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方向，使得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形同虚设，使得几乎大部分城乡民众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
当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盘踞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大量的知识精英都走向中小学的课堂。他们不认为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紧紧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断言：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为失败、最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发展产生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可以断言：中国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则很难有胜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亿美元，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超过了中国当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七点七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当年国民储蓄总额的十倍以上。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一千两百万亿日元，住宅资产和社
会资产也有一千万亿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超过二点九亿美元，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也名列前茅，因此积极运动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近年来，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一千兆日圆，折合七十万亿人民币左右。据中国经济学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三十六万亿到五十二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中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日本有理由为自己在亚洲率先向现代化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略了在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的拯救一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虽然日本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但种种历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国民并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来，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投毒案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贪污贿赂丑闻等，充分地呈现出日本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弊病。据日本官方调查，奥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计划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借此引起社会动荡并伺机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
日本虽然是亚洲政治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其财阀政治的本质依然隐患重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也难以改变。日本的政治还停留在少数特权阶层和政客家族争权夺利的阶段，远未进入社会秩序的责任伦理看护的领域。对内缺乏开放和透明，对外也缺乏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扶助和关怀。
在世纪之交“日本综合症”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警醒和反思：财政的重建、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华、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过去十年的经济停滞，被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时候，日本的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上下互不信任、人浮于事、人心涣散的状态。日本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领域的对应也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支撑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资金的银行、从事生产的企业以及购买产品的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地价和股价大暴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未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正面影响力。相反，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货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象征着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更严重的是人的危机。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中产阶级单纯追求个人享受，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年轻人中传统的认真敬业的精神变得淡薄，新闻媒介依附于权力和资本丧失了监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现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课堂崩溃。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国民精神的自我完善，还必须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以及对现实弱点的诊断和治疗，不无痛苦地来完成。
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亚洲逐渐孤立。我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这种暴发户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对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不利，也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不利。
施密特认为：“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认为不对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作为旁观者的施密特的这番真诚告诫，被多少“身在庐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纷争不断、战火连绵。中国、日本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善良的人们的梦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中关系的稳定是亚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论。这篇社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日两国国民的想法：和平是两国国民共同的事业，维护平等、健康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两国应当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邻居的日本，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保守势力不承认战争罪行、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岛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国家管理、成熟的社会机制、高素质的国民以及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当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石油资源的时候，日本后来居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计划；当中国刚刚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东盟各国首脑邀请到东京，以巨额投资和经济援助吸引东盟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激烈竞争的态势隐隐形成。
中日之间，既有值得怀念的友谊，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假如这一切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算起的话，这份沉重和复杂就几乎无法摆脱了。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算起，两国的密切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其间，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发生了巧妙的错位，兄弟和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奇特的置换。
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重视，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质和文明意识、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写的“人”正如五四运动的旗手、启蒙主义的先驱胡适所说：“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现实呼应着历史，历史启示着未来。
未来，在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
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能做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
让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让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样蓬勃绽放。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们；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先驱们。
是教育战略的竞争，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文盲率就几乎降到了零。“明治维新”中颁布的学制中明确指出，要让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今天，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学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终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许多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电脑和外语。
日本有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五十年中，将此人数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员的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从一九八六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专利申请件数维持在三十九万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国的数据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一九九二年度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说全国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没有读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六，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仍然与各项诺贝尔奖无缘。
当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的赔款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的戊戌变法却把教育的重点放到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许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许是出于好高骛远的理想，企图一下子就兴办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准的基础教育，孤零零的几所贵族化的大学无法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良性的作用。
历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仍然没有吸取这一前车之鉴的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之中，并大肆宣传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方向，使得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形同虚设，使得几乎大部分城乡民众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
当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盘踞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大量的知识精英都走向中小学的课堂。他们不认为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紧紧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断言：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为失败、最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发展产生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可以断言：中国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则很难有胜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亿美元，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超过了中国当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七点七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当年国民储蓄总额的十倍以上。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一千两百万亿日元，住宅资产和社
会资产也有一千万亿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超过二点九亿美元，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也名列前茅，因此积极运动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近年来，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一千兆日圆，折合七十万亿人民币左右。据中国经济学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三十六万亿到五十二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中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日本有理由为自己在亚洲率先向现代化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略了在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的拯救一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虽然日本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但种种历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国民并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来，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投毒案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贪污贿赂丑闻等，充分地呈现出日本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弊病。据日本官方调查，奥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计划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借此引起社会动荡并伺机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
日本虽然是亚洲政治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其财阀政治的本质依然隐患重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也难以改变。日本的政治还停留在少数特权阶层和政客家族争权夺利的阶段，远未进入社会秩序的责任伦理看护的领域。对内缺乏开放和透明，对外也缺乏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扶助和关怀。
在世纪之交“日本综合症”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警醒和反思：财政的重建、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华、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过去十年的经济停滞，被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时候，日本的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上下互不信任、人浮于事、人心涣散的状态。日本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领域的对应也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支撑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资金的银行、从事生产的企业以及购买产品的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地价和股价大暴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未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正面影响力。相反，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货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象征着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更严重的是人的危机。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中产阶级单纯追求个人享受，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年轻人中传统的认真敬业的精神变得淡薄，新闻媒介依附于权力和资本丧失了监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现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课堂崩溃。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国民精神的自我完善，还必须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以及对现实弱点的诊断和治疗，不无痛苦地来完成。
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亚洲逐渐孤立。我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这种暴发户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对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不利，也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不利。
施密特认为：“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认为不对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作为旁观者的施密特的这番真诚告诫，被多少“身在庐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纷争不断、战火连绵。中国、日本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善良的人们的梦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中关系的稳定是亚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论。这篇社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日两国国民的想法：和平是两国国民共同的事业，维护平等、健康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两国应当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邻居的日本，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保守势力不承认战争罪行、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岛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国家管理、成熟的社会机制、高素质的国民以及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当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石油资源的时候，日本后来居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计划；当中国刚刚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东盟各国首脑邀请到东京，以巨额投资和经济援助吸引东盟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激烈竞争的态势隐隐形成。
中日之间，既有值得怀念的友谊，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假如这一切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算起的话，这份沉重和复杂就几乎无法摆脱了。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算起，两国的密切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其间，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发生了巧妙的错位，兄弟和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奇特的置换。
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重视，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质和文明意识、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写的“人”正如五四运动的旗手、启蒙主义的先驱胡适所说：“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现实呼应着历史，历史启示着未来。
未来，在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
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能做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
让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让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样蓬勃绽放。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们；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先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