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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挺胸。

    父亲说,穷不是耻辱,懒惰才是可耻的。父亲床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欢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阳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第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奸",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日之下与他套近呼!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那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抽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

    而我,真想飞到北京来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外婆了。趁着过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在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孤独地在小屋里准备论文的你来,鼻子就发酸。妈妈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诉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床上给你写信,头未梳,脸未洗,却在镜中看到自己满面的光辉,双目灼灼的闪亮。因为我刚才一直躺着看你的信、读你的书——我把你的信和书随身携带着。一段段诚挚的文字搅活了我满身经脉,激活了我热血沸腾。

    现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料峭的春寒让我想起了雪莱的西风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动的枯叶,

    若使我是与你同飞的流云;

    一丝在你的威力下喘息着,分有

    你浩然之气的波浪,只赶不上

    你的自由,啊,不可约束的大力!

    甚至于若使我还在我的稚年,

    能做你在天上漫游的伴侣,

    以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

    遨游还快;我决不会这样感到

    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祷告:

    吹起我来吧,像一丝浪,一片叶,一朵云!

    我坠在人生的荆棘上,我流着血!

    时光的重担锁住且压着一个

    太像你的人:难驯,轻捷,而骄傲。

    这是翻译家朱生豪译的原作的第四节。

    这些天,我在读朱生豪的传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是我喜欢的译本,它古雅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精美,犹如一块温润的玉石,将中国和西方文化、文学与文字的美融为一体。

    而让我最感动的是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爱情故事。两人是在杭州钱塘江畔、秦望山头的之江大学相识的。这里风涛流泉、绿树红楼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后,宋清如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我初次见到你的样子,也差不多呢。

    两人从诗友开始,逐渐产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春,朱生豪邀请宋清如去灵峰探梅。玉泉山后的灵峰,是江南赏梅的胜地,我去过好几次。假如你春天来杭州,我一定会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朱生豪毕业在即,应当是向女方倾诉衷肠的时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爱的女孩介绍梅花之外,依然默默无语。腼腆而内向的他,一直"金口难开"。

    这时,就连朱生豪的同寝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着急了,他代好友写了一首送给宋清如的蝶恋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边雪"的句子。朱生豪说:"看了这两句,使我脸红。"他始终没有把它送出去。亲爱的廷生,我原以为你是世上最腼腆的人,没想到朱生豪比你还要腼腆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连一封求爱的信件和诗词也不敢发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涩之外,还有一层难言的隐痛。

    早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下了婚约,对方是江阴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后,接受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毅然向母亲宣告:"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母亲只得依从了绝决的女儿。

    直到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宋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这封信,标志着他们由普通朋友转变为恋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润在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里行间。

    他还作了三首鹧鸪天的词送给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这像不像我们刚认识时的情态呢?你会不会填词呢,如果会的话,赶快填一首送给我。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宋清如随家人背井离乡去了四川,而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两人相隔万里,心灵却没有距离。朱生豪用"蜀山应比吴山好"的诗句来勉励远方的爱人。蜀山真的比吴山好吗?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书,看到上海局势趋于缓和,便与家人一起辗转数省,返回了上海。国难当头,几经聚散,一对恋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上海孤岛。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日报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的译稿和资料,以及三本自己编写的诗集。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患难见真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十年漫长的恋爱,终于结出了甜蜜个果实。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这对新人却没有一身合体的礼服。宋清如的同学李信慧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家拿来一件新做的粉红色旗袍和一双皮鞋,两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长衫,表姐帮他借来一件袍子。谁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师、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四川的老同学彭重熙写信报告结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觉醒来,遂成有妇之夫"之语。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也将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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