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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挺胸。
父亲说，穷不是耻辱，懒惰才是可耻的。父亲床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欢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阳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第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奸"，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日之下与他套近呼！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那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抽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
而我，真想飞到北京来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外婆了。趁着过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在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孤独地在小屋里准备论文的你来，鼻子就发酸。妈妈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诉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床上给你写信，头未梳，脸未洗，却在镜中看到自己满面的光辉，双目灼灼的闪亮。因为我刚才一直躺着看你的信、读你的书——我把你的信和书随身携带着。一段段诚挚的文字搅活了我满身经脉，激活了我热血沸腾。
现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料峭的春寒让我想起了雪莱的西风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动的枯叶，
若使我是与你同飞的流云；
一丝在你的威力下喘息着，分有
你浩然之气的波浪，只赶不上
你的自由，啊，不可约束的大力！
甚至于若使我还在我的稚年，
能做你在天上漫游的伴侣，
以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
遨游还快；我决不会这样感到
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祷告：
吹起我来吧，像一丝浪，一片叶，一朵云！
我坠在人生的荆棘上，我流着血！
时光的重担锁住且压着一个
太像你的人：难驯，轻捷，而骄傲。
这是翻译家朱生豪译的原作的第四节。
这些天，我在读朱生豪的传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是我喜欢的译本，它古雅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精美，犹如一块温润的玉石，将中国和西方文化、文学与文字的美融为一体。
而让我最感动的是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爱情故事。两人是在杭州钱塘江畔、秦望山头的之江大学相识的。这里风涛流泉、绿树红楼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后，宋清如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我初次见到你的样子，也差不多呢。
两人从诗友开始，逐渐产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春，朱生豪邀请宋清如去灵峰探梅。玉泉山后的灵峰，是江南赏梅的胜地，我去过好几次。假如你春天来杭州，我一定会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朱生豪毕业在即，应当是向女方倾诉衷肠的时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爱的女孩介绍梅花之外，依然默默无语。腼腆而内向的他，一直"金口难开"。
这时，就连朱生豪的同寝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着急了，他代好友写了一首送给宋清如的蝶恋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边雪"的句子。朱生豪说："看了这两句，使我脸红。"他始终没有把它送出去。亲爱的廷生，我原以为你是世上最腼腆的人，没想到朱生豪比你还要腼腆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连一封求爱的信件和诗词也不敢发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涩之外，还有一层难言的隐痛。
早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下了婚约，对方是江阴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后，接受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毅然向母亲宣告："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母亲只得依从了绝决的女儿。
直到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宋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这封信，标志着他们由普通朋友转变为恋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润在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里行间。
他还作了三首鹧鸪天的词送给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这像不像我们刚认识时的情态呢？你会不会填词呢，如果会的话，赶快填一首送给我。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宋清如随家人背井离乡去了四川，而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两人相隔万里，心灵却没有距离。朱生豪用"蜀山应比吴山好"的诗句来勉励远方的爱人。蜀山真的比吴山好吗？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书，看到上海局势趋于缓和，便与家人一起辗转数省，返回了上海。国难当头，几经聚散，一对恋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上海孤岛。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日报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的译稿和资料，以及三本自己编写的诗集。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患难见真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十年漫长的恋爱，终于结出了甜蜜个果实。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这对新人却没有一身合体的礼服。宋清如的同学李信慧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家拿来一件新做的粉红色旗袍和一双皮鞋，两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长衫，表姐帮他借来一件袍子。谁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师、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四川的老同学彭重熙写信报告结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觉醒来，遂成有妇之夫"之语。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也将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二月九日
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挺胸。
父亲说，穷不是耻辱，懒惰才是可耻的。父亲床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欢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阳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第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奸"，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日之下与他套近呼！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那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抽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
而我，真想飞到北京来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外婆了。趁着过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在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孤独地在小屋里准备论文的你来，鼻子就发酸。妈妈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诉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床上给你写信，头未梳，脸未洗，却在镜中看到自己满面的光辉，双目灼灼的闪亮。因为我刚才一直躺着看你的信、读你的书——我把你的信和书随身携带着。一段段诚挚的文字搅活了我满身经脉，激活了我热血沸腾。
现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料峭的春寒让我想起了雪莱的西风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动的枯叶，
若使我是与你同飞的流云；
一丝在你的威力下喘息着，分有
你浩然之气的波浪，只赶不上
你的自由，啊，不可约束的大力！
甚至于若使我还在我的稚年，
能做你在天上漫游的伴侣，
以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
遨游还快；我决不会这样感到
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祷告：
吹起我来吧，像一丝浪，一片叶，一朵云！
我坠在人生的荆棘上，我流着血！
时光的重担锁住且压着一个
太像你的人：难驯，轻捷，而骄傲。
这是翻译家朱生豪译的原作的第四节。
这些天，我在读朱生豪的传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是我喜欢的译本，它古雅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精美，犹如一块温润的玉石，将中国和西方文化、文学与文字的美融为一体。
而让我最感动的是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爱情故事。两人是在杭州钱塘江畔、秦望山头的之江大学相识的。这里风涛流泉、绿树红楼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后，宋清如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我初次见到你的样子，也差不多呢。
两人从诗友开始，逐渐产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春，朱生豪邀请宋清如去灵峰探梅。玉泉山后的灵峰，是江南赏梅的胜地，我去过好几次。假如你春天来杭州，我一定会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朱生豪毕业在即，应当是向女方倾诉衷肠的时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爱的女孩介绍梅花之外，依然默默无语。腼腆而内向的他，一直"金口难开"。
这时，就连朱生豪的同寝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着急了，他代好友写了一首送给宋清如的蝶恋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边雪"的句子。朱生豪说："看了这两句，使我脸红。"他始终没有把它送出去。亲爱的廷生，我原以为你是世上最腼腆的人，没想到朱生豪比你还要腼腆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连一封求爱的信件和诗词也不敢发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涩之外，还有一层难言的隐痛。
早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下了婚约，对方是江阴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后，接受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毅然向母亲宣告："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母亲只得依从了绝决的女儿。
直到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宋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这封信，标志着他们由普通朋友转变为恋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润在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里行间。
他还作了三首鹧鸪天的词送给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这像不像我们刚认识时的情态呢？你会不会填词呢，如果会的话，赶快填一首送给我。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宋清如随家人背井离乡去了四川，而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两人相隔万里，心灵却没有距离。朱生豪用"蜀山应比吴山好"的诗句来勉励远方的爱人。蜀山真的比吴山好吗？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书，看到上海局势趋于缓和，便与家人一起辗转数省，返回了上海。国难当头，几经聚散，一对恋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上海孤岛。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日报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的译稿和资料，以及三本自己编写的诗集。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患难见真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十年漫长的恋爱，终于结出了甜蜜个果实。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这对新人却没有一身合体的礼服。宋清如的同学李信慧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家拿来一件新做的粉红色旗袍和一双皮鞋，两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长衫，表姐帮他借来一件袍子。谁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师、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四川的老同学彭重熙写信报告结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觉醒来，遂成有妇之夫"之语。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也将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