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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设拉子(shir。）和波塞波里斯（pe、e卯lis)，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乒衬主东就进人巴基斯坦。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大多是一天一站，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辛苦可想而知；但焦心的是路途不靖，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
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其社合，天天在匪徒的驻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瞪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二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即使终于越过了这个危险地带进人巴基斯坦，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伊朗更严峻，有很大一部分区域不在政府严密控制之内。
当然，再远的事情更没法想了。例如已有消息，今冬喜马拉雅山雪锁冰封、寸步难行；如果改道继续向东，在云南入境，那么又怎么通过缅甸？连著名的discov柳探险队也没有走通，原路而回。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优”一是怕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二是麻烦未曾解决时不知如何来写，一旦解决了又失去了写的价值。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刀万回事。到出来才知道，以前旅行时早已习以为常的安全保证和诉求网络，在这些国家大多不存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在性质上只属于民间，在形态上却引人注目的车队，不寻求保护很危险，寻求保护更危险。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扣押外国人质”、“制造国际事件”等等，虽非必定遇到，但肯定已从书报跳到我们近旁。文明的秩序当然也存在，但若即若离、时近时远，很难指望，也没有资格指望。
到了这里才知道，许多政府虽然对外态度强硬，对内的实际控制范围却不大，自己政府首脑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来保证我们？我们每天走过的地方属于什么势力控制，很不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他们与国际社会长期脱离，什么也说不明白。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古老文明的兴衰脉络，显然不能贪图现代交通的方便，而必然要去面对。
写到这里，不禁又一次为身边伙伴们的日夜忙碌而感动。每天奔驰几百公里，一下车就搬运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饭，嘴一抹就扛着机器去拍摄。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也无法预料究竟会看到什么，镜头和语言都从即兴感受中来，只想在纷乱和危险巾捕捉一点点文明的踪迹。拍摄回来已是深夜，必须连夜把素材编辑出来，再由传送技师传回香港。做完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说“车上睡吧”但车上一睡一定会传染给司机，我们的司机大多是领队、总务、摄像、技师兼的，昨晚也不可能睡足。于是就在浑身困乏中开始新的一天的颠簸。前面是否会有危险，连想一想的精力都没有。
我比别人轻松之处就是不会驾车，比别人劳累之处是每天深夜还要写一篇短文、一篇长文，写完立即传出，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现场写作的糙析让读者分担了。好在我的读者永远会体谅我，这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心里最明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呀日，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夜宿a卜ba旅馆
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设拉子(shir。）和波塞波里斯（pe、e卯lis)，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乒衬主东就进人巴基斯坦。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大多是一天一站，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辛苦可想而知；但焦心的是路途不靖，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
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其社合，天天在匪徒的驻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瞪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二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即使终于越过了这个危险地带进人巴基斯坦，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伊朗更严峻，有很大一部分区域不在政府严密控制之内。
当然，再远的事情更没法想了。例如已有消息，今冬喜马拉雅山雪锁冰封、寸步难行；如果改道继续向东，在云南入境，那么又怎么通过缅甸？连著名的discov柳探险队也没有走通，原路而回。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优”一是怕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二是麻烦未曾解决时不知如何来写，一旦解决了又失去了写的价值。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刀万回事。到出来才知道，以前旅行时早已习以为常的安全保证和诉求网络，在这些国家大多不存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在性质上只属于民间，在形态上却引人注目的车队，不寻求保护很危险，寻求保护更危险。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扣押外国人质”、“制造国际事件”等等，虽非必定遇到，但肯定已从书报跳到我们近旁。文明的秩序当然也存在，但若即若离、时近时远，很难指望，也没有资格指望。
到了这里才知道，许多政府虽然对外态度强硬，对内的实际控制范围却不大，自己政府首脑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来保证我们？我们每天走过的地方属于什么势力控制，很不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他们与国际社会长期脱离，什么也说不明白。
以往我们也会兴致勃勃地罗列自己到过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实那是坐飞机和火车去的，完全不知道机翼下和铁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极大部分还与现代文明基本无关。但是，我们研究古老文明的兴衰脉络，显然不能贪图现代交通的方便，而必然要去面对。
写到这里，不禁又一次为身边伙伴们的日夜忙碌而感动。每天奔驰几百公里，一下车就搬运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饭，嘴一抹就扛着机器去拍摄。哪儿都是.人生地不熟，也无法预料究竟会看到什么，镜头和语言都从即兴感受中来，只想在纷乱和危险巾捕捉一点点文明的踪迹。拍摄回来已是深夜，必须连夜把素材编辑出来，再由传送技师传回香港。做完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说“车上睡吧”但车上一睡一定会传染给司机，我们的司机大多是领队、总务、摄像、技师兼的，昨晚也不可能睡足。于是就在浑身困乏中开始新的一天的颠簸。前面是否会有危险，连想一想的精力都没有。
我比别人轻松之处就是不会驾车，比别人劳累之处是每天深夜还要写一篇短文、一篇长文，写完立即传出，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把现场写作的糙析让读者分担了。好在我的读者永远会体谅我，这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心里最明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呀日，从德黑兰去伊斯法罕，夜宿a卜ba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