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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000年开头十天依次发清绎寸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人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劝佳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布剔及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厦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又引丝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翻阿反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优心仲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顺、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拨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有〕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旅馆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000年开头十天依次发清绎寸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人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劝佳免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布剔及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厦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口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又引丝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翻阿反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优心仲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人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顺、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
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拨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有〕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反叮a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