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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中文网 www.yanqingzw.com,借我一生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迭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纔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象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纔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纔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则,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纔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温饱。但显而易见,他比我崇高。作为他的大儿子,而且是他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难言。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写到过,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将和职业诽谤者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枪毙他的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但我现在看来,再也没有别的作为,比陈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动作更能揭示一场灾难的恐怖本质的了。

    与我爸爸一样,陈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样是一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中国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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