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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