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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中文网 www.yanqingzw.com,李敖回忆录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件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姊、二姊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接去当兵了,弟弟在共产党军队里当兵,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姊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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